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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

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一个人和他的影子-莫泊桑述评-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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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未来的部长的候选人,这个巨大的空隙居然是由几个沙龙女人促成的,这似乎简单了点。杜·洛华的生活圈子有多大呢?无非是编辑室,几个情妇的家以及一些社交场合。一般说来,笨伯靠机遇也许能飞黄腾达;而对于没有机遇的聪明人来说,只有靠惊人的机智,一种见于伏脱冷或高卜塞克的机智,也许才能如愿以偿。但莫泊桑并未赋予这个杜·洛华足够的机智,他是一个平庸之辈,只会套用一些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的语言,可却没有真正的智谋。智谋,我们谈到这个词了,那就是说,在这个时代,作为政治理性的智谋成了唯一的真理,真正的力量;而杜·洛华不过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小试身手的学生,伏脱冷或者高卜塞克的徒弟。他成功了,尽管成功得有点儿蹊跷。

  《温泉》:种族的阴影

  比起杜·洛华来,昂德马特更是一个人物,一个把勃勃野心形之于大地的人物,尽管他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弱点,——他是犹太人。莫泊桑选择这样一个犹太人作为“当代的强者”,说明他分享了他那个时代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偏见;并非巧合的是,高卜塞克也有犹太血统。这种偏见的危害要到下个世纪才显现出来,——那时,将近七百万犹太人死在集中营、毒气室或者屠宰场。

  德·拉佛内尔先生一当“想到自已的女儿要嫁给一个犹太佬真是怒不可遏;继而,相持六个月后,在堆积如山的金钱的压力下,他终于作了让步,条件是他们的子女一定要接受天主教的教育。”这是“银行家的共和国”时期,昂德马特作为一位银行家当然成了这家仅有贵族门楣可资炫耀的贵族之家的救星。尽管受人之惠,但拉佛内尔一家似乎对他没有任何一点好感。昂德马特先生的内弟贡特朗一边厚颜地向姐夫要零花钱 (去玩女人),一边暗中把他比作“一朵病态的花儿或是一头被刮过毛的乳猪。”而昂德马特夫人呢,不知出于什么一种怪癖的心理,居然“真想把他(指她丈夫,昂德马特)当作商标贴在糖果盒子上呢!”

  其实,正是拉佛内尔一家把自己这张徒有其名的堂皇的贵族商标贴在昂德马特这个糖果盒上。因为,对于没落的贵族来说,如果不想再度没落,就得把自己拴在资产者这条大船上。这是大势所趋;也许没有谁比那位伊卡尔东夫人更有预见性了;“犹太民族已经到了报仇雪耻的时代,他们象大革命前的法国人民一样也是受欺压的,现在却快要用黄金的力量压迫其他民族了。”她还认为他们在金钱上的辉煌,正是他们长期忍辱受屈的合乎情理的补偿。犹太人已成为庶民的主宰——国王的主人,他们毁掉一个民族就象让一个酒贩子破产那么轻而易举。伊卡尔东夫人的这番预言显出一种十足的恐犹情绪,一种对于一个新崛起的社会力量的恐惧,一种见于虚弱民族的对于一个更为强大的民族的恐惧。谁敢否定排犹运动的背后与其说是一种仇恨,不如说是一种恐惧,几个贫弱民族对于一个底气很足的强大民族的恐惧,或者嫉妒?

  也许犹太人的代言人在说话时过于狂妄。这不仅见于高卜赛克,也见于这位昂德马特先生,他对小舅子贡特朗说:“这既是政治,又是军事、外交,一切的一切。永远要寻找、发现、创造,分析一切、预见一切、综合一切。不顾一切。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的战斗,就是要依靠金钱。我吗,我把五法郎的硬币看作是穿红裤子的小兵;把二十法郎的金币看作是穿着华丽制服的中尉;把一百法郎的纸币看作是上尉;把一千法郎的纸币看作是将军。我战斗着,老天爷哪,我不分昼夜地联合一切人,跟一切人战斗着。这就是生活,这就是象过去的强者那样的阔阔气气的生活。我们就是当代的强者,是所向披靡的真正的强者!喂,请看这个村子,这个贫穷的村庄!我吗,我要把它变成一座城市!”这种气势正是拿破仑·波拿巴俯视着欧洲地图时的那种气势;难道昂德马特不正是一个银行家的拿破仑吗?这实际上象征着一种力,一种从贝多芬——又是一个犹太人!——的键盘下迸发出来的力,一种永不止歇的力。

  可是,路易·菲力浦之后的法兰西似乎已跟这种更男性化的力陌生了,这位骑在马上便感到痛苦不堪的虚弱的皇帝,带给法兰西一种文雅而又虚弱的风气,以至象打了一场胜仗归来的昂德马特在向妻子说了一声“我爱你!”之后没有换一口气便又接着说“刚才我又赚了一笔!”时,居然被她看作是一个没有情趣的机器人。可是当凯旋归来的拿破仑跳下战马向迎接他的约瑟芬说“我爱你!”之后随即接着说“我又征服了一个国家!”时,法国的史家们却认为他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天才呢,以至把他比作战场上的维特?奇特的历史!——不过,写拿破仑历史的是些贵族,他们掌握了历史的话语权,因而掌握了历史的审判权。而犹太人是一个流浪的民族,一个栖居的民族,一个边缘民族,它被控制在异族的话语权里。资产阶级的一个重大失误在于他们夺取了一切物质的权力时,却遗忘了话语的权力,以至它的历史总是被那些对它充满嫉恨的人起草。

  前面说过,拉弗内尔先生要以昂德马特夫妇婚后的子女接受天主教的教育作为昂德马特这个犹太人娶克莉斯蒂娜(这个名字的发音近似“christ”——“基督”)为妻的前提;可是,莫泊桑仿佛出于一种天主教的敌意——他自己是不大信仰宗教的,但这不意味着,他会放弃本族的天主教而去维护异教——让这对夫妇婚后两年仍然膝下无子。——当然,作为基督徒,看到犹太教以男性的力量占有天主教并产生一个宗教混血儿,那不仅是亵神的,而且也是难堪的;要是万一这种异教婚姻有了子嗣,那么,这些子嗣也只能继承天主教的血脉,而不是犹太教,——简单地说,这些子嗣应被克莉斯蒂娜命名,而不是被昂德马特命名。这是一种话语权力。拉弗内尔先生对此深谙底蕴。

  不育的克莉斯蒂娜随同丈夫昂德马特一起来到昂伐尔谷底的温泉,希望这种含矿物质的泉水能够治好她的不育症。这是小说开始部分的场景。不久,昂德马特先生在昂伐尔谷底发现了自己的天才得以施展的战场——他要建一座温泉城;而昂德马特夫人也发现了一个令她感兴趣的东西,一个名叫保尔·布雷蒂尼的基督徒,她对他投以火一样的热情。

  莫泊桑有意让读者倾向于认为克莉斯蒂娜的性感的觉醒是因为温泉的触摸,可是这种解释多少带有一些自然主义色彩,正象他解释约娜的性感的觉醒时一样。其实正是保尔·布雷蒂尼这个“身材修长的年轻人”——想一想她对自己丈夫的描绘吧: “他圆脸,秃顶,加上一双肉鼓鼓的手,两条粗短的大腿,活象一个胖娃。”——启发了克莉斯蒂娜在犹太人身边时沉睡的性感,一种动物性的热情的本能。莫泊桑这时插进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她已毫无保留地委身于他,就象献身于上帝一样。”这个“上帝”肯定是基督教的“神”,而决不是犹太教的“耶和华”。

  昂德马特对此一无所知,一心扑在温泉城的工程上,而显示出犹太人才是这个天主教世界的财富创造者。那些贵族、天主教徒呢,却只会享用这些财富,象寄生虫一样。在这方面,贡特朗也许是一个典型,他曾对他的姐夫、犹太人昂德马特说:“我亲爱的朋友,我喜欢花钱就您喜欢挣钱一样。我不会挣钱。一个人总不能样样都会啊。您懂得挣钱。

  可您一点也不懂得花钱;我呢,我不会挣,但我花得漂亮。我们是天生的一对郎舅!”

  当然,天主教徒并不都象贡特朗那样是享受者。莫泊桑还颇有深意地引入了一个尴尬的角色上场,——他就是奥里奥尔,一个试图从农民的硬壳中脱出、可还未长出资产阶级的翅膀的虫蛹型动物,或用昂德马特的话说,“一只第三纪时代的动物。”他象农耕文明的军队覆灭于工业文明的军队一样,很快就被银行家昂德马特击败。再提一下,这是第三共和国时期,也即“银行家的共和国”时期;就在《温泉》问世的次年,一八八七年,巴黎建造了埃菲尔铁塔,它多少是工业文明的一个象征。在埃菲尔铁塔还在筹建中时——一八八七年二月——巴黎的《时代报》发表了一封反对建造埃菲尔铁塔的公开信,而莫泊桑是签名者之一。可见,《温泉》的作者实质上还是一名贵族,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不过补充说:他所指的“贵族”不是血缘意义上的,而是智力意义上的。

  可这两者是难以区分的;更常见的情形是——既是血缘意义上的,又是智力意义上的,因为血缘的遗传也是智力的一种遗传。荣格阐明了这一点,他使用的概念是——“集体无意识”。莫泊桑本人正是这双重意义上的贵族。

  温泉城落成之时,也是阿尔莱特——克莉斯蒂娜与保尔的女儿——落地之日。本来,昂德马特——他还不知道阿尔莱特不是他的女儿——更想给女儿一个更有基督教色彩的名字,叫什么“小克莉斯蒂娜”,但基督教的婴儿的命名权不在这位犹太人手上,而在克莉斯蒂娜与保尔的手上。“毫无疑问,他们太不一样了,”莫泊桑谈到昂德马特夫妇时说,“相互间距离太远了,人种太不同了。——这么说,也许只有身材相同,气质相仿,思想本质相近的两个人才能通过自愿尽职这根神圣的锁链,感到相互联在一起。”后面一句只是对于自己的行为的一个辩护,它的意思无非是说,供奉不同的神祗的人是不能走在一起的,除非敬同一个上帝。这是一八八六年,排犹运动正在右翼民族主义者的推波助澜下进行;不久,一个银行的中间人雅克·德·雷纳克遭排犹记者德律蒙控告,突然死去,这要算是现代犹太人的被迫害史的开篇。奇怪的倒不是这种右翼民族主义的排犹运动的出现,而是排犹运动与反工业革命的运动出现在同一时刻。我们已经聆听了一八四六年米什莱的反工业革命使社会误入歧途的演讲,我们还将听到一八九四年军事法庭对犹太军官德雷福斯上尉的判决,而当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我控诉》的文章试图为这位受冤枉的犹太军官鸣不平时,他自己也受到了审讯,并被判罪。这是人的理性黯淡的时刻;无论是反工业革命,还是排犹,都是典型的情绪的渲泄,前者基于怀旧的田园主义精神,后者基于排他的民族主义精神。

  从这种意义上说,《温泉》其实是一本融怀旧精神与排犹意识于一体的小说,它是那个时代跳动的脉博的一个连动,它的意识形态至少是保守的,——我不说它是“反动”的。它已失去一种高于时代的时髦逻辑的批判精神——莫泊桑早期是有这种精神的,至少,杀死“菲菲小姐”的那个妓女拉歇尔是个犹太人——而屈从了时代的时髦逻辑。左拉没有这样。这位“客观论者”一直谨防着理智落入非理性的圈套。

  精神病院

  一八八七年八月的一天,艾尔维·德·莫泊桑正在自家的花圃里干活——那时,灼热的阳光、真正诺曼第的阳光象火雨一样倾泻在大地上,也倾泻在艾尔维的头顶上——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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