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文化教育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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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间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而已，勉赴权利”，看不起什么
学问也没有的文吏，说他们“空胸无仁义之学，居位食禄，终无以效，所谓
尸位素餐者也”。王充将人才分为四种，“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
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
第一类是“鸿儒”，能著书立说；第二类是文人，掌握知识者；第三类是通
人；第四类是儒生。儒生做教师，却只能“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而
不能应用，于社会是毫无用处的。王充认为理想的培养目标是“鸿儒”，因
为“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踰通人，鸿儒超文人”。王充提出这种
培养目标，也是他对于当时教育不满的一种表现，他反对当时只守一经讲授
章句的教育，因为这种教育只能培养出“章句之生”，于社会是无益的。王
充提出的培养“深知道术”、“多闻博识”的能“知大圣”、“晓民性”的
鸿儒，反映了其教育思想的进步性。
⑤知识论和教学思想。为了培养“尽材成德”的鸿儒等人才，王充非常
重视知识的力量，他说“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强调“如无闻见，则无所
状”，“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可见，他认为知识来源于感官见闻，来
源于经验。但是王充并不主张只凭耳目的感性认识，认为要获得真知，必须
借助心意，“铨订于内”，“以心意议”，即要分析、研究、思考，这样才
能获得真知。如果只凭耳目，人们常会得到虚假的知识。他说，“夫以耳目
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
心意”。
王充认为：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知者。他反对知识的先验主义，
反对“生而知之”的观点，强调必须学习。他说：“不学自知，不问自晓，
① 《荀子·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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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行事，未之有也，……故知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人才有
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王充强调的学习内容，主要仍是
礼、乐，他认为“性情者，人之本也，礼乐所由生也，……性有卑谦辞让，
故制礼以适其宜；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故作乐以通其敬，礼所以
制，乐所以作者，情与性也。”可见，王充将礼、乐作为陶冶性情的手段。
然而，他认为“礼乐”必须以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为前提，“让生
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
礼义之行，在谷足也”，“故礼义在身，身未必肥，而礼义去身，身未必瘠
而化衰。以谓有益，礼义不如饮食”。也就是说，礼义与饮食相比，礼乐是
次要的，在人们饮食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礼和乐的教育，即使
进行教育，也很难达到效果。
在教与学的方法上，王充主张“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即要质疑、
问难。他认为学习过程应以实际的效果来检查知识的真伪，要“订其真伪，
辩其虚实”，强调“有效”与“有证”，“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
他认为学习必须专一，“称干将之利，刺则不能击，击则不能刺，非刃不利，
不能一且二也。方圆画不俱成，左右视不并见，人材有两为，不能成一。”
在专一的基础上，还必须注重精益求精和切磋琢磨的精神，他说：“骨曰切，
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切磋琢磨，乃成宝器，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
骨象玉石之切磋琢磨也。”另外，王充也重视练习和实践。要“日是之，日
为之”，才能“狎习”，即达到熟练的程度。要是学到的知识不能应用，虽
①
博览群书，也只是“匿生书主人”，对社会是毫无用处的。
王充的学习论，强调“见问”、“开心意”、“有效”、“有证”，对
后世影响很大。他的思想充满了战斗的精神，对“正宗”的神学化儒学思想
作了批判。虽然他屈居乡曲，但他的批判精神及他在教育上贡献，在汉代教
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动荡不安，官学常处于一种兴废无常，甚至
是一种若有若无的状态。东汉时期的“士族”发展到此时，已形成门阀贵族，
并由此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士族”集团。他们在政治上享有特权，可以世袭
为官。士族把持仕途，可以不经过学校学习而做官，因此他们不愿多办学校。
这是官学不能兴旺而日趋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统治阶级内部，皇室
与士族集团之间也有矛盾。士族崇尚玄学反对儒学礼法和繁琐的经学，而皇
室为了笼络更多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来维持其统治，需要利用学校来培植官
吏，也需要宣传儒家经学的伦理道德来巩固统治。所以仍制定了维护其统治
① 以上引文均见《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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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制度，创办了一些学校。
（1）国时期的学校
三国时期，战争频仍，儒道衰落，但仍继承两汉旧业，兴办了官学。
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称魏王，第二年即于邺城南建造泮
宫，这是一所非正式的太学。东晋的瘐亮对于曹操的这一举措给予了极高的
评价，他说：“魏武帝于驰骛之时，以马上为家。逮于建安之末，风尘未弭，
①
然犹留心远览，大兴学业。所谓颠沛必于是，真通才也。” 然而，这种非
正式的太学，虽有博士，但“无所教授，兵戎未■，人并在公，而学者少”
②。及至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始于黄初五年 （公元224年）正式于洛阳设
立太学。初入学的叫“门人”，两年后考试通过一经的称为“弟子”，不通
一经的则被退学。这等于说“门人”还不是正式太学生，只有“弟子”才是
正式太学生。太学实行“五经”课试的办法，每过两年考一次。过二经的可
以补文学掌故，过三经的可以擢高第为太子舍人，通四经的则可为郎中，五
经全通的，则随才叙用。每次考试不合格的，允许下一次再考。这种考试制
度是继承了东汉恒帝永寿二年的课试办法。
曹魏的太学不论是教师（博士）还是学生（弟子），其质量都较差。博
①
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学多褊”。明帝时（公元227—236年）
高柔曾上书指出当时博士不足以“崇显儒术，帅励怠惰”，建议“宜随学行
②
优劣，待以不次之位，以劝学者” ，可见当时博士遴选不精，人们都“不
复尊以为师”。而太学生人数由最初的几百人增至后来的几千人，其中大部
③
分是为逃避服役而来，“冬去春来，岁岁如是”，而不是来专门求学的。
正始中 （公元240—249年），刘馥上书说：“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
年，而成者盖寡，由博士选经，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学者虽
④
有其名而无其实，虽设其教而无其功。” 可见官办太学的质量是很差的。
曹魏时期的地方官学自曹操掌政后实行，他于建安八年（公元203年）
诏令各郡国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秀者而教之。据《管辂
别传》记载，仅冀州地方官学中就有学生400多人。
蜀郡自汉时太守文翁首创郡学，教育已很发达。公元221年，刘备称帝
①
建立蜀国，“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他于是“鸠合典籍，沙汰众学”
立太学，设立博士，在各州设置“典学从事”，总管一州的学校教育。当时
① 《宋书·志四》。
② 《通志》。
① 《三国志·魏志·王肃传》。
② 《三国志·魏志·高柔传》。
③ 《三国志·魏志·王肃传》。
④ 《三国志·魏志·刘馥传》。
① 《三国志·许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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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有许慈、胡潜等，“典学从事”有尹默、谯周等。
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后，于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春下诏设立都讲祭
酒，以教学诸子。永安元年 （公元258年）景帝孙休下诏说：“古者建国，
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
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
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以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
②
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弟，加以位赏。”但据 《三国会要》记载，这一
诏令只是一纸空文，并未实行。吴国的地方官也曾提倡办学，例如奋威将军
孙瑜为丹阳太守，让官吏子弟二百多人师从笃好古籍的马普，“遂立学官，
临飨讲肄”。
尽管三国时期的太学和地方官学不很发达，但仍有不少著名学者。如魏
国乐详博通五经，解答质疑时，常以杖画地，牵譬引类；又如精通《春秋公
羊》的严干和擅长《左氏传》的钟繇常常进行辩论。蜀国的名家向朗，“潜
心古籍，孜孜不倦”，八十多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吴国的阚泽“儒
学勤劳”，朝廷对经典有疑问就常向他请教。这表明三国时期出于对政治的
需要，在文教方针上仍然是崇尚儒学的。
（2）两晋的学校
公元265年，晋朝建立。公元280年灭吴，一统中原。西晋王朝，比较
重视文化教育。晋初承魏制，中央设立太学，有博士19人，由太常博士领
导。这时期盛行王肃的经学，他所注的《尚书》、《诗》、《论语》、《三
礼》、《左氏解》、《易传》等都立为官学。太学中人数到太始八年（公元
272年）已达到7000余人。学生有弟子、门人、寄学、寄学陪住、散生等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