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文化教育史-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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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东建立一所太学，令各州郡选派才学之士，进京求学，并广征才学名儒
任教。同时祭祀孔子，以颜回配祀。北方由于多年的战争，教育衰败，经这
①
一提倡，于是“人多砥尚，儒学转兴”。魏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
又下诏：“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谐太学，其百工伎驺卒子息，当习
父兄作业。不许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这种禁私学的举动，
是自秦始皇禁设私学以来所仅有的一次。其目的是“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
②
于天下” ，便利于加强汉化，以儒术统一思想。
魏献文帝天安元年 （公元466年）九月，地方官学才开始普遍设立。当
① 《北史·儒林传》。
② 《魏书·世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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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规定各郡置博士2人，助教2人，学生60人。后来规定有所变动，大郡
设博士2名，助教4名，学生为100人；次郡设博士2名，助教2人，学生
80人；中等郡设博士1人，助教2人，学生60人；小郡设博士1人，助教1
人，学生40人。另外规定了博士和助教资格是“博关经典，履行忠请，堪
为人师者，年限四十以上”，如果“道业夙成，才任教授”的可不拘年龄。
另规定学生来源是“先尽高门，次及中等”。这完全是为了争取汉族中士族
的支持而规定的。
北魏孝文帝是一位有远见、贤明的君主，他特别仰慕汉族文化，积极改
革，加速汉化的实现。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改“中书学”为“国子学”。
十六年（公元492年）办“皇宗学”，又叫“皇子学”，设置博士，专授皇
室子弟。十七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在学制方面更求完备。除设立太学、国子
学之外，还于四门设立四门小学，立四门博士40人，助教20人。后人称赞
①
这一时期说：“斯文郁然，比隆周汉。”可见当时教育十分发达。在孝文
帝大办学校时，也正是南朝梁武帝提倡办学的时候，纵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教育，这一时期是最为发达的。
北齐建于公元550年，各位皇帝都选名儒教授皇子。文宣帝天保元年（公
元550年）下诏复兴学校，并将蔡邕所写的石经52枚移置学馆。但在初期，
“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讲经，学生俱差逼充员。士流及富豪之家，皆
不从调。备员既非所好，故籍固不关怀。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纵有游惰，
亦不检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国子一学，生徒数十人”，“国学博
②
士，徒有虚名而已” 。但文帝仍下诏令郡学立孔子庙宇，“定制每春秋二
仲行礼，每月旦祭酒领太学四门博士、助教及诸生，阶下拜孔揖颜。郡学则
③
于坊内立孔颜庙，博士以下，亦每月朝祀” ，成为以后州县立孔庙的开始，
对于进一步宣扬尊孔，起了很大作用。孝昭帝皇建元年（公元560年），诏
立“国子寺”置生讲学。“掌训教胄子，祭酒1人，领博士5人，助教10
人，学生72人。太学博士2人，助教20人，太学生200人。四门学博士20
①
人，助教20人，学生200人” 。然而这并没有得以全部实现，只是形式而
已。
北周明帝宇文毓酷爱学习，博览群书，公元559年立“麟趾学”，召集
公卿以下有文学才能者八十多人于麟趾殿，校刊经史，又捃采众书，自羲农
以来，迄于魏末，叙为世谱，共五百卷。周武帝也是一位英明的皇帝，他灭
佛教，又令各地荐举贤才，以儒学为第一。天和二年 （公元567年）除设太
学外，又设“露门学”、“虎门学”，这都是教授贵族子弟的学校。建德三
① 《北史·儒林传》。
② 《北史·儒林传》。
③ 《阙里广志》卷三。
① 《隋书·百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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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公元574年）设“通道观”，这与“玄学馆”相类似。武帝时，文教大
振，学者向风，文教事业较为发达。
5。“九品中正”选士制度及对教育的影响
（1）“九品中正”制的产生
我国古代的取士制度，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再分配。汉代的取士主要
由郡国察举，即所谓“乡举里选”。但这种制度后来也渐重门阀，失去地方
清议的用意。东汉时期，豪强大族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权。曹操在统一
北方的过程中，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依靠的就是一些士族集团的支持，如
许褚、任峻等，他的谋臣荀彧、郭嘉、陈群等，都出身于颍川士族。但在战
胜袁绍后，他就力矫汉末的弊政，取消士族豪强的特权，抑制士族势力的发
展，提出了“唯才是举”的选才制度。这遭到了士族集团的激烈反对。曹丕
代汉称帝后，为了取得士族世家的支持，维持魏国的统治，于黄初元年（公
元220年）采纳尚书陈群的建议，开始推行“九品中正”的选士制度。
九品中正制度，亦称九品官人法，是一种代表士族地主利益的选举制
度。它的办法是：司徒选择“德充才盛”、“贤有识鉴”的士族官员，依据
他们的籍贯，担任本州郡的大小中正官，大小中正官的职责是考察散处在各
地的本州本郡的士人，综合他们的门第和德才定出“品”和“状”。品分为
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倘若“有
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或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缺，则下降之，
或自五退六，或自六退七”。定品虽也考虑德才，但主要是依据家世官位的
资历，即所谓“计资定品”。品虽分九等，但第一品是虚设，没有人能达到，
所以第二品实为最高品。“状”是根据士人的德才行为下一个一、二句的简
短评语。品和状写好后，“小中正品第的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实，以
①
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付尚书选用” 。
这种制度，虽把人才的选拔大权，从人地生疏的州郡守宰手中，转移到
熟悉地方、专管调动的中正手中，表面上似乎好些，但其流弊很多。由于中
正官都由“著姓士族”担任，其选用的人才，大都是士族阶层内的人才。名
义上是“论人才论优劣”，实质则是“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导
致士族世家永远有升迁的机会，寒门中人士即使有才，也难以升迁。所以九
品中正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按门第高低的取士制度，是保证士族特权政治的产
物。从曹魏时期开始，这种制度历经两晋至南北朝，相沿达三百数十年之久。
直至隋朝开皇中，才由科举制所取代。
（2）“九品中正”制的演变和考试制度的加强
魏国除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外，仍沿用汉代郡国察举的办法，但与汉
① 《通典·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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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相异的是孝廉须经考试。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曾令郡国“口满十万以
①
上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 ，黄初三年又诏令“郡国所
②
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皆试列用” 。至太和二年（公元228
年）又令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可见魏代地方察举，已不只重德行而是
逐渐趋重考试了。可以说这是后世科举制度的先声。
晋沿用魏的选士制度，凡吏部选官，必询问个人的籍贯和父祖官名，行
“九品中正”制的选士之法，选士为官之特权，完全为中正官所把持。
“九品中正”制愈来愈暴露出弊端，“中正任久，爱憎由己”。太康五
年 （公元284年），尚书仆射刘毅极论其失，力举此制有三难八损，三难是
“人物难知”、“爱憎难防”、“情伪难明”。八损主要有四点：“中正定
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夺天朝权势。爱恶随心，情伪由
己，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诉之忌”；“一人之
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审遂为坐废……使是非之论，横于州里；嫌隙之仇，
结于大臣”；“中正坐徇其私，推贵异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负戴不肖越在成
人之首”；“委以一国之重而无赏罚之防，使得纵横无听顾惮，诸受枉者抱
怨结久，独不蒙天地无私之德，长壅蔽于邪人之铨”。他认为：“职名中正，
③
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 。因而他建议废除“九品中正”制度。
但是在士族把持朝政大权的情况下，他的建议是根本不可能实行的。
晋代也承袭了汉魏察举选士的方法。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3年）诏
令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东晋成帝咸和六年 （公元331
年）和七年又两次诏举贤良。晋对于察举的孝廉和秀才，都要进行考试。考
试分两种：孝廉试经，限于“六经”；秀才试策，限于政论。东晋时，考试
的作用加强了。元帝初年，由于天下动荡，州郡所举的孝廉和秀才暂不行考
试。时局安定后，再行考试。凡是不合格的，即使是刺史、太守也要罢官。
自晋武帝太康年间起至东晋元帝太兴年间止，都采用了选士考试制度，这对
隋唐科举考试制度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
南北朝时代，政治局面极为动荡，选士制度大多承袭汉魏旧制，除察举
孝廉、秀才之外，仍采用“九品中正”制度，但其腐败性更甚于前。
南朝寒门与士族由于士庶区别日益严格，因而双方斗争也更趋激烈。寒
门想尽办法试图挤入士族行列，但遭到了士族的坚决反对。但刘宋王朝替寒
门开了一条挤入士族之列的方便之路，规定只要在户籍上取得免除征役的资
格，便可算作士族。以致“厚结姻缘，奔驰造请”的风气日趋严重。武帝还
诏定州郡岁举孝廉、秀才，孝廉试经，秀才试策之制。但流弊太甚，滥竽充
数，作伪入仕的现象时有发生。故孝建元年 （公元454年）下诏限制四方孝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