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时轶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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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理财，所得到的钱和金银器皿都交给管家保管。这是一个空子，柳府的管家和一些仆人趁机钻这个空子，把主人的钱当作自己的钱用，用了也不吭一声。柳公权曾经把一些银杯银碗放在一个竹箱子里，过了一阵子后，箱子上的封条完好无损，里面的银器却不见了。那个管家在一旁装模作样的说这真是怪事，真是怪事，莫非遇上鬼了。柳公权没有去追查这批银器的下落，他笑哈哈的说，箱子里的银器都羽化成仙升入天堂了。
墓碑和墓誌是碑誌的主要成分。中唐以后，长安城中的一些碑誌写手改坐等生意为主动出击，一打听道哪个达官贵人家有了丧事，就会跑到人家府宅去，围在门外面大声招揽生意，这种情景比集市抢购还热闹。当然，这些写手和掮客不会去普通平民家，平民的墓也是平常的，很多墓里面没有墓志铭，放一块青砖，砖上面刻着“阿娘坟墓，孟元简咸通十五年×月五日。”
过去官员死后，给死者谥号、追封官爵属于官方结论。官方结论有着一整套程序，唐朝的时候对于达到给谥号级别的官员先是由吏部中负责考核官员的考功郎中出具一份记录死者生平的行状，再由太常博士根据这份行状提出一个谥号。有时候为谥什么字会争论不休，许敬宗死后，负责拟定谥号的太常博士认为应该谥“谬”，在谥法中，“谬”的意思是名声和实际不相符合。许敬宗的后人当然不会同意这种带有贬意的评价，强烈要求重新改一个谥号，双方争论不下。唐高宗特意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员合议，礼部尚书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给许敬宗谥“恭”。《谥法》中说“即过能改曰恭”，礼部尚书的意思是，人不怕犯错误，改了就好。唐高宗最终敲定了“恭”。
和官方的结论不同，亲属给死者立碑属于私人评价，私人评价就没那么严格，可以尽量的往好里说，说着说着就说过头了。撰写碑誌的人拿了主家的钱财就要替人家遮盖则个，这个人脸上本来有些雀斑，碑誌的写手就要多用些脂粉把雀斑盖住，人们把这叫“谀墓”。
唐朝有一个叫刘叉的人生长在齐鲁大地，少年时任侠仗义，酒后杀人。中年之后人变的沉稳了，开始修身养性，学着写诗。听说长安的著名学者韩愈广交天下文士，刘叉这位业余文学爱好者千里迢迢徒步来到长安，投奔到韩愈门下。刘叉写过一首诗：“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胸中仍在霍霍磨刀，可见江湖之情未了。
大概正是因为心中有刀，还时不时的要磨上一磨，刘叉很难同韩愈周围的那些读书人相处，于是就决定回到江湖中去。离开长安时，学生刘叉拿走了韩老师的一笔巨款，这些钱都是韩愈给别人写墓誌得到的润笔。刘叉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拿走老师的钱时说，这都是谀媚墓中的人而得到的，不如让俺老刘拿去作为生活费。
对于韩愈来说，并非凡是写碑誌都要收费的。柳宗元去世之后，韩愈为他写下了《柳子厚墓志铭》。柳宗元身处边远山区十多年，没有什么积蓄，他的灵柩返乡安葬是桂管观察使裴行立资助的，他的儿子周六、周七由刘禹锡抚养。尽管韩愈和柳宗元的政见不同，但两个人之间的友情非同一般，给柳宗元写墓誌是韩愈在尽一位朋友的情谊。这篇墓誌中有一句话，“士穷乃见节义”，韩愈正经历着“夕贬潮州路八千”的磨难，对于柳宗元的遭遇体会颇深。不受制于金钱，往往能够写出传世的好文章，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就是一个例子。
颜真卿也写过许多碑文，鲜于仲通神道碑就是其中之一。鲜于仲通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有两大败笔，一是在担任剑南节度使时丧师南诏，五、六万军队全军覆没。二是在担任京兆尹时指使那些参加朝廷官员选拔的选人为主选官杨国忠树立颂德碑。这块颂德碑上的碑文由鲜于仲通撰写并经唐玄宗圈阅改定，刻在石碑上的字中都填了金粉。要说杨国忠的选拔官员的方法真可谓“创新”，他曾经采用了一种任命官员的简单程序，具体的做法是不看档案看相貌，个子低的候选人被派到道州任职（唐书中说：道州多矮民），长着络腮胡子的人去湖州，按照这个逻辑，长得黑的人有可能被分配到黑水都督府去，那个地方现在叫做哈巴罗夫斯克。
颜真卿在评价鲜于仲通一生时就遇上了难题，你不能在碑文中写上埋在地下的这个人在泸水打了大败仗，也不能写上这个人曾经为杨国忠涂脂抹粉。面对着这种情况，颜真卿选择了避而不谈，即没有提鲜于仲通丧师，也没有提为杨国忠树碑立传，只是写到“公初善执事，后为所忌，十二载遂贬邵阳郡司马。”这里的执事就是指杨国忠。由此可见，给人写碑文要遵循的原则是，成绩写足，缺点带过。
唐元和年间的裴均是走宦官路线步步高升的，口碑不好，他死之后，儿子准备了一万匹绢缣去请韦贯之写墓志。生在长安长在长安的韦贯之倔强的很，凡是他瞧不起的人根本没有调和的余地，面对着十万匹绢的润笔，韦贯之说：我宁可饿死也不会去写这篇墓志。
有的家族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家的墓志自己写。吕延之，吕渭，吕温是爷孙三代，都是当时有名的文人，吕渭在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三次担任进士考试的主考官，吕温是柳宗元刘禹锡的好友，元和初年那场公案中被贬的人称为“八司马”，吕温则是第八个半司马。吕温家族的碑志都是自家人写的，他说这样做是为了将家族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以免文学能力荒疏水准堕落。
唐睿宗的女儿代国长公主下嫁给郑万钧，公主死后，她的神道碑由丈夫郑万钧撰文，儿子郑聪书字。开元年间的大手笔张说曾评价说：郑万钧父子皆工书，聪之能书，本源于家学。这个家学也包括郑聪的母亲代国长公主的一份。有一种说法是郑聪就是郑潜曜的曾用名，郑潜曜娶唐玄宗的女儿临晋公主为妻，郑氏父子二人都是驸马。长安城南韦曲杜曲一带是富人的居住区，郑潜曜在神禾塬上也有一座别墅，别墅中有一个莲花洞。在附近少陵塬上居住的杜甫是郑家的宾客，当然不是很吃香的那种人。杜甫写过一首《郑驸马宅宴洞中》的诗，诗中的洞就是莲花洞，诗中写到“主家阴洞细烟雾，留客夏簟清琅４壕瓢犈ㄧ瓯。氡搪觇Ш！痹谘兹鹊南奶欤瓯姓迓ㄏ愕拿谰疲觇肜锸⒆偶颖囊希庵稚钍枪欢鸥ο勰降摹！�
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但有些人则是在没有盖棺之前自己先给自己定论。唐会昌六年初，白居易就给自己写了《醉吟先生墓志铭》，他在墓志铭中表示自己死后丧事从简，不要请太常议谥，不要立墓碑。白居易死后葬在洛阳城外的龙门山上，当时的河南尹卢贞根据白居易的遗愿在他的墓前树立了刻有《醉吟先生传》的石碑。据说前往龙门山游玩的洛阳人和外地游客路过白居易墓前时，都会往地上酹一杯酒以示怀念，久而久之，墓前有一块地方的泥土经常是湿润的，并且散发出一股浓香的酒味儿。
白居易是会昌六年八月去世的，这时候唐宣宗已经即位。宣宗很喜欢白居易的诗，他在《吊白居易》一诗中写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一些官员看见皇上这么喜欢白居易的诗，就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于是便上书宣宗提议给白居易一个谥号。宣宗指示：我劝大家去看一看白居易的《醉吟先生墓志铭》，还是以尊重死者生前的遗愿为好。
不过白居易生前的遗愿最终还是落空了。他的从父兄弟白敏中当了宰相后替白居易请谥，最终议定为“文”。白敏中还请李商隐为白居易写了神道碑。
其实，人死之后就由不得自己了，或者成为一块砖，或者成为一座牌坊，或者成为一面镜子，或者成为一尊神。
唐时轶事之五
钱可通神与张延赏
钱可通神这个词现在经常被提起，追根朔源它和唐代的张延赏有关。
晚唐的李肇在他的《国史补》一书中评选出唐朝最为尊贵的妇女。这个评选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皇室的妇女不得参加，不然的话武则天理所当然的会夺得第一。武则天俱备以下条件：公公是皇帝，丈夫是皇帝，儿子是皇帝，孙子是皇帝，更重要的是她本人也是皇帝，仅凭这一点其他人就不能相提并论了。
李肇认为苗晋卿的女儿苗夫人应该是唐朝最为尊贵的妇女，当选的理由是：苗夫人的父亲是宰相，公公是宰相，丈夫是宰相，儿子是宰相，女婿享受宰相待遇。
这位苗夫人就是张延赏的妻子，张延赏的父亲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相张嘉贞，张延赏本人是唐德宗时期得到宰相，他的儿子张弘靖是唐宪宗时期的宰相，他的女婿韦皋带着检校司徒兼中书令的头衔坐镇西川二十一年。
张家在唐朝号称“三相张家”，唐朝父子担任宰相的不少，祖孙三代都担任宰相的则只有张家一例。河东张，不寻常。
有一次张延赏下决心平反一个错案，他对下属说，这个错案的存在时间已经很长了，现在限令你们在十天之内解决问题。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张延赏发现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帖子，打开一看是病毒，完全是针对自己要平反的那个错案来的。帖子上写着出价三万贯钱，请不要过问这件事。看过帖子之后张延赏拍案而起，立马找来属下要求他们加大力度尽快结案。
第三天早上张延赏走进办公室后看到又一份帖子摆在办公桌上，这一次开出的价钱是五万贯。这种连续出现的帖子和一次比一次高的价钱无疑是一种挑战，张延赏越发的愤怒，严令下属必须在两天之内结案。
张延赏在明处，对方在暗处，张延赏的一举一动对方都了如指掌，张延赏对于对手却一无所知，这正是防不胜防。第四天早上，还是办公桌上，帖子再一次出现，开出的价钱攀升到十万贯。张延赏看过之后选择了沉默，在沉默之中没有爆发也没有灭亡，只是那个案子再也没人过问了。
这件事过去之后，有人找机会问起这事，张延赏是这样解释的：“钱至十万，可通神矣，无不可回之事。吾惧及祸，不得不止。”钱一旦到了十万贯这个份上就能买通神鬼了，没有办不成的事，张延赏害怕引祸上身，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张延赏原名张宝符，父亲张嘉贞开元十七年去世时张宝符才四岁，可以说是大臣遗孤了。开元末年，唐玄宗亲切召见了张宝符，并赐给他“延赏”这个名字，延赏的意思是“赏延于世”，赏延于世这个词出自《尚书》，唐玄宗鼓励张延赏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前进，希望他能够将父亲的名声和称扬发扬广大。
张延赏在地方工作时是颇有政绩的，安史之乱后，中原一带惨遭涂炭正可谓“聚万落，千村狐兔。”张延赏在这种背景下出任河南尹，他“勤身率下，政尚简约”，疏通河渠，安稳人心，招抚流离失所的民众定居，数年之后，河南恢复了元气。在河南期间，下级地方的官员如果犯了错误，张延赏会好言相劝。当然有人听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