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全)-第3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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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亚的贸易，而把相应的资本从其他市场的贸易中抽出。然后，在向同一些市场输出同种商品或类似商品的各民族之间，也必然会逐渐发生利润率的平均化，其中有些民族往往会遭到破产，从而退出舞台。但是，这个过程不断为政治事件所中断，例如，全部列万特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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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由于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的入侵而归于衰落。1492年以来地理和商业上的大发现，只是加速并最后完成了这个衰落过程。
接着而来的销售市场的突然扩大，以及与此相联的通商路线的改变，起初并没有引起商业经营方式的任何重大的变化。起初，同印度和美国进行贸易的也仍然主要是这些商会。不过，首先，在这些商会背后已经出现一些较大的民族。经营美国贸易的整个联合起来的西班牙代替了经营列万特贸易的加泰隆人；除西班牙外，还有英国和法国这样两个大国；甚至最小的荷兰和葡萄牙，也至少象前一个时期最强大的商业民族威尼斯一样强大。这种情况对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远征商人，商业冒险家提供的支持，使那种对自己的成员实行武装保护的商会越来越成为多余的了，从而使商会的费用直接成为多余的负担。其次，财富在个人手里的积累现在已经显著加快，以致单个商人很快就能够在一个企业中投下象以前整个公司所投的那样多的资金。商业公司在它们继续存在的地方多半都变成了武装的团体，它们在祖国的保护和庇护下，对新发现的整块土地实行征服，并进行垄断的剥削。但是，在新的地区主要由国家建立的殖民地越多，商会贸易就越会让位于单个商人的贸易，从而利润率的平均化就会越来越成为只是竞争的事情。
到现在为止，我们只了解了商业资本的利润率。因为，到现在为止还只有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产业资本只是在这以后才发展起来。生产主要还是掌握在自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手里，因而他们的劳动不为任何资本提供剩余价值。如果说他们必须无代价地把一部分产品交给第三者，那就是以贡赋的形式交给封建主。因此，商人资本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只能从本国产品的外国购买者那里，或者从外国产品的本国购买者那里赚取利润；只是到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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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最后，对意大利来说，也就是在列万特贸易衰落的时期，外国的竞争和销路的困难才迫使制造出口商品的手工业生产者把商品低于价值卖给出口商人。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国内单个生产者之间进行的零售贸易中，商品平均说来是按照价值出售的，但是在国际贸易中，由于上面所说的理由通常都不是如此。新中国的外贸大都如此。这种情况完全和现在的世界相反。现在，生产价格适用于国际贸易和批发商业，但在城市零售贸易中，价格的形成则是由完全不同的利润率来调节的。例如，现在牛肉从伦敦批发商人转到伦敦消费者个人手中时增加的价格，要大于从芝加哥批发商人转到伦敦批发商人手中时增加的价格（包括运费在内）。
在价格的形成上逐渐引起这种变革的工具是产业资本。产业资本的萌芽早在中世纪就已形成，它存在于以下三个领域：航运业、采矿业、纺织业。意大利和汉撒同盟各沿海共和国所经营的那种规模的航运业，没有水手，即雇佣工人（他们的雇佣关系，可能被参加分红的组合形式所掩盖），是不行的，而且当时的大桡船，没有摇桨工，即雇佣工人或奴隶，也是不行的。原来由合伙的劳动者构成的矿业组合，几乎到处都变成了靠雇佣工人开采的股份公司。在纺织业中，商人已经开始让小织造业者直接为自己服务，他供给他们纱，并且付给他们固定的工资，让他们为他把纱织成织物；总之，他已经由一个单纯的购买者变成所谓的包买商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形成的开端。矿业组合作为闭关自守的垄断团体，我们可以把它撇开不说。就航运业主来说，很明显，他们的利润至少应等于本国的普通利润加上保险费、船舶损耗费等等额外费用。而至于纺织业的包买商，他们最先把那种直接为资本家生产的商品拿到市场上来，并同手工业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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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生产的同类商品进行竞争，他们的情况又怎样呢？
商业资本的利润率早已存在。它也已经平均化为近似的平均率；至少对当地来说是这样。那末，是什么原因推动商人去承担包买商的额外业务呢？唯一的原因是：在出售价格与别人相等的情况下可望获得更大的利润。他已经有了这种前景。当他雇用小织造业者来为自己服务时，他就打破了生产者只能出售自己制成的产品而不能出售别的东西这样一种对生产的传统限制。商业资本家购买了暂时还占有生产工具但已经不再有原料的劳动力。这样，他就保障了织工的经常就业，这样，他也就能够压低织工的工资，使他们完成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得不到报酬。因此，包买商就成了超过他原来的商业利润以上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当然，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必须使用追加资本，以便购买纱等物品并让它们留在织工手里，直到织成织物为止。而在以前，他只是在购买织物的时候才支付全部价格。但是第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还必须把一笔额外资本预付给织工，这种织工通常只有在债务奴役之下才会屈从于新的生产条件。第二，即使撇开这点不说，计算总是采取如下的形式：
假定我们这个商人用资本30000（杜卡特、策欣、镑或任何其他货币单位）来经营他的出口业务。其中10000用来购买国内商品，20000用在海外销售市场上。资本每两年周转一次。年周转额＝15000。现在假定我们这个商人要自己经营织造业，成为包买商。为此他必须追加多少资本呢？我们假定他所出售的那批织物的生产时间平均为两个月（这段时间当然是很长的）。我们再假定一切都要用现金支付。因此，他必须追加足够的资本，以便为他的织工提供两个月的纱。因为他的年周转额是15000，所以他在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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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内用来购买织物的是2500。假定其中2000代表纱的价值，500代表织工的工资。这样，我们这位商人就需要有追加资本2000。我们假定他用新方法从织工那里占有的剩余价值只等于织物价值的5％，这当然只是一个很低的剩余价值率25％（2000c＋500v＋125m；m'＝125/500=25％，p'＝125/500＝5％）。这样一来，我们这位商人从他的年周转额15000中会赚到额外利润750，因此，只要2 2/3年他就可以把他的追加资本捞回来了。
但是，为了加快销售和周转，从而使同一资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赚到同样多的利润，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内比以前赚到更多的利润，他会把他的剩余价值的一小部分赠给买者，也就是说，会比他的竞争者卖得便宜一些。这些竞争者也会逐渐变成包买商，这时，额外利润对所有的人都会变为普通利润，在所有的人的资本已经增加的情况下，甚至还会变为更低的利润。利润率的均等再一次形成了，虽然所形成的利润率的水平可能不一样了；因为国内生产的剩余价值已经有一部分让给国外的买者了。
产业从属于资本的下一步，是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场手工业使得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还多半是自己充当自己的出口商人的工场手工业者（在德国直到1850年几乎普遍都是这样，甚至到今天也还有些地方是这样），有可能比他的墨守成规的竞争者即手工业者按比较便宜的方法从事生产。同一个过程会不断反复：工场手工业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使得他或者同他分享剩余价值的出口商人，能够比自己的竞争者卖得便宜一些，直到新的生产方式得到普遍推广为止，这时平衡就又重新出现。已有的商业利润率，即使它只是在局部地区实现了平均化，仍然是一张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以它为标准，超额的产业剩余价值都会被毫不用情地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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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工场手工业由于产品变得便宜而迅速发展起来，那末大工业就更加如此。大工业通过它的不断更新的生产革命，使商品的生产费用越降越低，并且无情地排挤掉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它还由此最终地为资本征服了国内市场，使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走上绝路，把小生产者间的直接交换排挤掉，使整个民族为资本服务。它还使不同商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为一个一般的利润率，最后，它在这个平均化过程中保证工业取得应有的支配地位，因为它把一向阻碍资本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的绝大部分障碍清除掉。这样，对整个交换来说，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就大致完成了。这种转化是在当事人的意识或意图之外，依照客观规律进行的。至于竞争会使超过一般利润率的利润变为一般水平，因而会从最初的占有者产业家手里把超过平均水平的剩余价值重新夺走，这在理论上完全没有困难。而在实际上却很困难，因为占有超额剩余价值的各生产部门，也就是说，可变资本较多而不变资本较少，因而资本构成较低的各生产部门，按照它们的性质来说，恰恰是最晚而且是最少受资本主义经营的支配；首先就是农业。相反，至于把生产价格提高到商品价值以上，——而这是为了把资本构成较高的部门的产品中所包含的不足的剩余价值，提高到平均利润率的水平所必需的，——这在理论上看来好象是非常困难的，而在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却是最容易和最先办到的。因为，这类商品在刚开始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并加入资本主义商业中去的时候，会同那些按照资本主义以前的方法生产的、因而比较昂贵的同类商品进行竞争。这样，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即使放弃一部分剩余价值，也仍然能够获得当地通行的利润率。这种利润率本来和剩余价值没有直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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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因为在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之前，也就是在产业利润率成为可能之前，这种利润率早已从商业资本中产生了。
II。 交易所
1。 从第三卷第五篇，特别是第＇二十七＇章可以看出，交易所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占有怎样的地位。但是，自从1865年本书写成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使今天交易所的作用大大增加了，并且还在不断增加。这种变化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还有一种趋势，要把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在内的全部生产，包括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在内的全部流通，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这样，交易所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
2。 1865年交易所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还是一个次要的要素。国债券代表着交易所证券的主要部分，它们的数量还比较小。此外，股份银行在大陆和美国虽已盛行，但它们在英国却刚刚在着手并吞贵族的私人银行。它们的数量还比较少。第三，铁路股票和现在相比也还比较少。直接生产事业还很少采取股份形式。这种形式象银行一样，大多数出现在一些比较贫穷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美国等等。当时，“老板的监督”还是一种不可克服的迷信。现在，“股东个人的监督”的迷信正在吞噬中国的国有企业。
因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