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经济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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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的衰落
30多年（公元235—268年）的政治败坏和混战，严重地破坏了城市和
乡村。蛮族的进攻和波斯的不断入侵，切断了帝国东方各主要工商业中心之
间的一切主要商路。创造和维持高级经济生活方式的城市逐渐凋零了，并由
于居民的大批离散和逃亡而荒凉起来，其中大多数城市几乎不再存在于地球
上了。依然残存着的只有少数城市，特别是那些曾经成为工商业大中心的城
市。由于广大劳动群众的贫困化，消费者日益减少，市场越来越缩小，但帝
国的横征暴敛却日益加重，居民需要的手工业产品，随着购买力的降低生产
日益减少，一些工业只能靠国家订货来维持。但帝国政府规定的价格又极低，
更使工业走向萎缩，大工业作坊逐渐绝迹了。随着商业和运输业的衰落，商
人和船主的境遇也日益困窘。如果有人买了船只，经营商业，他就成为船主
或商人行业组织的成员，他就必须纳税和给帝国政府服役和运货，然而所得
报酬极为低微。城市工商业者除饱尝经济困难以外，还要遭受战争的灾害。
当时城市不仅是外族进攻的对象，而且也是皇帝军队的掠夺目标。人们追踪、
搜捕城市中产阶级，对他们进行迫害、敲诈和虐待。自治市权贵们由于受到
有计划的迫害而人数大减，由于一再遭遇抄家和被迫担负政府对人民施加掠
夺的任务以致家业凋残。农业也经历了一个可怕的危机。因为工商业的不振
剥夺了农业所需要的资金，而国家的苛政又掠走了农业中的劳动力和大量农
产品。如果多生产一点儿，国家就会多拿走一点儿，最好生产仅足以维持自
己的家庭，而不要枉费气力去改善自己的地位。战争、债务、徭役和繁重的
捐税，使农村居民日益贫困破产。大量人口流浪各地，许多中小田庄破产。
在帝国晚期，政府向已经破产的劳动人民征税已经日益困难，但赋税和
徭役仍在增加。繁重的捐税、徭役和债务的压榨已使广大居民无法生活下去；
地方官、收税吏以及帝国军队的勒索，更达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在这种
形势下，人们流离失所，向各处逃亡。广大劳动群众的流离失所打乱了帝国
全部税收和徭役制度。由于对劳动力的需要和维持帝国政府的收入，皇帝们
把广大劳动群众强制性地牢固束缚在土地上和各种行业中。公元4世纪时通
过法律形式，将隶农束缚在土地上，世世代代耕种那块土地。商业和运输业
也都成为一种不可逃避的世袭负担。帝国政府采取强制手段，把这些团体的
成员固定在他们的职业上，并用强迫手段，增加新成员，以维持这些团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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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人数。工匠、手工业者也被束缚在自己的同业公会里；他们的职业也
是世袭的，儿子必须从事父亲的职业。各种行业居民被迫组成的各种同业公
会，必须为其成员担负税款，供应实物和负担徭役。农村的小农庄主和城市
市议员也处于同样境遇。他们也被束缚于自己的土地和职业上。这时，各城
市的自治权已丧失殆尽，市议员变成了帝国政府无报酬的代理人。他们负责
收缴赋税，摊派加在城市及其管辖区内居民身上的各种徭役。随着奴隶制农
庄的瓦解、工商业的萎缩和城市的衰落，市议员们已无力完成他们的义务。
但帝国政府却用各种手段胁迫市议员。从4世纪中叶开始，所有居住在城市
并拥有25犹格以上土地的土地所有者都被登记为市议员。如果某个城市的税
款不能凑够足额，这个城市的市议员就要负担补足的责任。公元326年又发
布法令，禁止城市议员做教士，不许他们借此豁免纳税义务。到4世纪末，
遇有税款缺少或欠交时，甚至规定要在那个城市处死三个市议员。晚期帝国
这架专门用来榨取臣民血汗的庞大机器，逼得市议员也纷纷逃散。这种“以
奴役耕地者和城市工匠为基础的税收制度既苛重又不公平，成了束缚了每一
①
个人身的锁链，妨碍了经济生活的自由发展，使得经济生活停滞不前” 。
（2）自然经济的增长
由于频繁的内外战争，行省与行省之间的商业联系中断；由于海盗猖獗，
地中海的商业往来不可能进行。在这种形势下，商业萎缩了。当时各地区的
商业往来都超不出地方城市的范围。首先衰落的是基本必需品的贸易，而基
本必需品的贸易是商业部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的衰落带动了整个商业的衰
落。在国家的掠夺政策下，商业和运输业成了一种无法躲避的世袭负担，商
业阶级本身前途暗淡，因此，没有可能发展任何一种商业。商业的萧条，不
仅因为海盗猖獗和战争破坏，主要是因为没有消费者。由于居民的普遍贫困，
购买力不断下降。在极端贫困的情形下，城市生活几乎完全靠自给；农民也
差不多完全回复到纯家庭经济，家家都设法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大土地
所有者则由自己的庄园进行生产。余下的唯一消费者是一般官吏和军队，而
他们的生活必需品 （食品、被服和家具等）都由国家供应，他们从帝国仓库
领取所需物品。正是，人民愈穷苦，帝国的经济生活就愈原始化。在整个经
济生活中，城市让位于乡村，自然经济逐渐上升，并取得了统治地位。
2。晚期帝国的财政改革
（1）戴克里先的赋税改革和币制改革
戴克里先统治时期为了加强权力，进行了行政改革和军事改革。这些改
革需要巨大的开支。扩大军队和官僚机构，加上宫廷挥霍和大兴土木，使帝
国的财政经济情况十分混乱。为此，戴克里先又实行一系列增加税收以缓和
财政困难的改革措施。
早期帝国的赋税，形式多样，税制混乱，而且大部分属于间接税。征收
这种间接税的基础是比较发达的商品生产和活跃的城市经济生活。在晚期帝
国商品生产衰落和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它们已经失去了作为有效税收的意
义。因此，必须实行新的赋税制度，而且必须以直接税以及土地税为主要征
税形式。
① 《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7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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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戴克里先的赋税改革措施，帝国被分成若干个固定的税区，统一税
制，赋税以实物为主。征税单位是以一定面积的可耕地为根据的，称为牛轭。
在编制地籍时，不仅标明可耕地段的面积和数量，而且还记述在这些地段上
种植作物的分配比例、劳动者人数和牲畜头数。每一个征税单位 （包括人和
地）征收确定的赋税，主要是谷物、油、毛、肉类等食物，不占有土地的城
市居民则课以人头税。一般成年男子纳全税，妇女纳半税，但官吏、老兵、
无产者、奴隶不纳税。人头税一般缴纳货币。这样，戴克里先就以直接税的
形式统一了帝国的税制，以土地税和人头税为主要财政收入。同时，为了保
证这些税收的稳定，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禁止隶农和一切农业劳动者离
开土地；不允许手工业者脱离所属同业公会；城市议员也固定在出生的城市，
用他们自己的资财来担保城市应缴的税款；把农村征收正规赋税的责任委托
给大庄园主，从而加强大庄园主对隶农的监督和奴役。戴克里先的这些改革，
使国家获得了必需数量的物质资源，大量的实物税保证了军队、宫廷、官吏
等一切供应，暂时增加了收入。但它束缚了经济的发展，使劳动人民的生活
更加贫困，加剧了社会矛盾，同时又使自然经济的倾向在晚期帝国的社会经
济中具有更大的意义。
由于货币流通的混乱，戴克里先又实行了币制改革。他于公元301年铸
造新的金币，其法定重量为1/60罗马镑，仅相当于奥古斯都时期的2/3；此
外还发行银币和铜币。这项改革未能产生预期效果，因为政府并不拥有足够
数量的黄金使全部金币的真正价值与其名义价值保持应有的联系。而且金币
发行后，很快被人们收藏起来。商品的价格不仅没有平稳下来，反而继续上
涨。在这种情况下，戴克里先为了同物价腾贵做斗争，又于公元301年颁布
“价格敕令”，企图用行政手段限定各种商品的最高价格和最高工资限额。
当时物价飞腾不是4倍8倍，而是涨得令人难以置信。敕令附列了包括各类
商品、首先是粮食和饲料的最高价格一览表，以及关于各种劳动报酬的最高
工资标准的规定，从短工、石匠、细木匠到建筑师、教师和律师为止。敕令
威吓人们：“谁胆敢违抗这个命令，他就将冒丧失头颅的危险”。这些价格
是立法者任意规定的，注定要失败。所以，敕令颁布以后，并没有产生任何
积极效果，反而引起了更大的经济混乱。后来，君士坦丁取消了它。罗马社
会经济沿着自然化的道路下降。
（2）君士坦丁的社会财政改革
君士坦丁继位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稳定税收。公元316年和公元325
年，君士坦丁相继颁布敕令，禁止城市居民的高级阶层离开他们出生的城市，
他们不能以任何理由被免除城市的义务，也不能充任民政和军事职务，他们
的义务成了一种世代相承的负担。公元332年，君士坦丁又发布敕令，禁止
隶农从甲庄园逃到乙庄园，收容别人隶农的人，应将他交还原来的主人，此
外还应支付逃亡隶农在其庄园上居留的全部时间所应交的赋税。敕令说：“对
这些逃跑的隶农，应给他们带上镣铐，就像对待奴隶一样，为的是用惩罚奴
隶的方式迫使他们对有特权的自由人履行义务”。君士坦丁也将手工业者进
一步固定在他们所属的公会里，强制他们共同负担国家向公会分摊征课的赋
税和徭役。公元317年的命令说：“造币厂的工匠要一辈子处于现有的地位”。
有些被固定在那些为供应宫廷和军队所需的皇帝作坊里的手工业者还被打上
烙印以防逃跑。按照君士坦丁的法令，主人如果为了“纠正”不驯服的奴隶
的不轨行为，而将他鞭挞致死，可不受起诉；对企图投奔蛮族的奴隶，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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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他们放逐到矿山里去，有的甚至被砍腿。君士坦丁还宣布，允许贫民出
卖自己的子女为奴。他的法令还确认，奴隶主有权把所谓“无礼”的被释奴
隶连同其子女一起重新变为奴隶。由此可以看出，君士坦丁的一系列措施的
社会后果是使社会各个阶层普遍被奴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