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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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藩属国角度考察，它们沦为殖民地实乃咎由自取。以越南为例：
乃二十年中，越南之君无忧深思远之心，越南之臣无虑患持难之见，越南之士无上书补阙之才，越南之民无慨慷仗义之志，泄泄沓沓，苟且图安，其一二孤愤之徒，则或自放于山林，或自径于沟渎，识者早已知阮氏之不祀矣，岂待萧墙祸起，骨肉变生，然后知东京之宗庙不复血食也哉？
由此可见，越南亡国是其内政不修所致。中国现在所要做的并不是徒费精力去管理各邦，而是吸取他国教训，把内政搞好。
经过以上的批驳，何启、胡礼垣又一次规劝曾纪泽：
侯欲治外，请自治内始；侯欲治内，请自得民始；侯欲得民，请自得民之心始。民心不可见，见之于信耳。此一定不易之程途也。而行之者则曰公与平。国有公平，然后得民信；先得民信，然后得民心；先得民心，然后得民力；先得民力，然后可以养民和；可以养民和，然后可以平外患。外患非可遽平也，仍以民和卜之耳。此循序渐进之功效也。
通过何、胡对曾的具体批评，我们发现双方在对中国国情的估量、对内政与外交孰重孰轻的认识以及处理国际争端时“理”与“力”的把握上，都存在着不小差异。曾纪泽认为中国先睡后醒，主张急外缓内，有其鼓舞人心、振奋士气的考虑，但对自身实力的估量并不准确；而何启、胡礼垣的反驳之论则一味把原因归咎于中国自身，对列强的诸多恶行仅是轻描淡写，双方各执一端，针锋相对，此种差异正折射出二者在中西文化上的不同取向。曾纪泽是洋务派的典型代表，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笃信不疑；而何、胡作为维新思想家，他们已突破“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其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敢做洋务派不敢做之事，拿出了变法的纲领和具体措施，“他们之所以能够拟制出较为切实的救国方案，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他们认识上的一大优势，这就是他们比较充分地利用了西学所提供的关于全球现状的文化知识，形成了一种关于全球的时代观”〔1〕。正缘于此，何、胡才能窥明中国国力衰弱之实情，指出国家内政之腐朽，深悉武力解决争端之轻率，惜二人受殖民化影响较重，未能认清列强之真面目。当然，此时的维新派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羽翼未丰，大规模变法运动的开展则是戊戌年间之事。
二
甲午一役，举国震惊，亡国灭种，近在眼前。值此之际，危机意识与变革理念渐成社会共识，维新派人士遂以此为契机，倡言变法，形成旨在救国保种的维新运动。简言之，戊戌维新实由洋务运动孕育而成，且呈青出于蓝、后来居上之势。同、光洋务运动仅知“采西学”、“制洋器”，至戊戌则已触及西洋之政教。正由于世变日亟，且西方政教制度复杂庞博，维新派于匆忙间择其中之一二用于本国变法，其理论既不成熟，也缺乏系统性，这也就致使维新派内部间的意见往往相去千里。1898年何启、胡礼垣对康有为《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的批评就反映出维新派思想家之间主张互异、正误兼杂之特色。
1898年4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等以“茶会”名义在京师粤东会馆召集保国会第一次会议，到会者超过百人，经大会推举，康有为等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康有为的演讲词，由其弟子麦孟华记录，题为《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其文并不长，仅两千五百余字，但内容丰富，大致包括“中国亡国无日”、“经义之说”、“科第买办之说”及“义愤之说”四部分。
开篇，康有为指出，中国处于危急关头，当今形势乃“此四千年二十朝未有之奇变”〔2〕。天下百姓生活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近乎沦为外人的奴隶、牛马、犬羊，且“圣教式微，种族沦亡”。进而，康回顾了中国由闭关无知到渐渐被迫开户的历程，说明中国人对世界了解的缓慢、片面与浅薄，叹道：“天下士讲求中外之学者，能有几人？”〔3〕
经历甲午之惨痛教训，国人才肯稍稍地“幡然而改”，但在康眼中，这绝对不够，关键在于大规模变法维新。而当今的朝廷“仍不变法，间有一二，徒为具文，即如海军、电线、铁路、船厂，间效一二，然变其甲不变其乙，变其一不变其二，牵连相累，必至无成，其他且勿论”〔4〕。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同时，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康将中西（国家）制度作了一个简要的比较：
中：以兵为民；兵农学校皆不修；民生无保养教之之道；上下不通；贵贱隔绝；皆与吾经义相反；
西：以民为兵；重学校；讲保民、养民、教民之道；议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贵，民不甚贱；制器利用以前民，皆与吾经义相合。〔5〕
至此，康有为终于露出了其“宗经”的面目。他以是否与吾经义相合作为判断制度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体现出他仍以中国儒家文化为本，拘泥于经义之说的旧学中。当然，康有为所宗之“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学，掌握在康有为手中的经学，已是颇富工具意义的“变法之经学”。
“经义之说”陈述完毕，康有为意犹未尽，为了进一步强调变法的紧迫性，他历数了是年四十日内接连发生的二十起列强“要挟逼迫”中国的事件，以证明中国已走到悬崖边缘，无路可退。康指出，如不提早变法，“来日方长，何以卒岁，缅甸、安南、印度、波兰，吾将为其续矣”〔6〕。亡国奴是怎样下场？康有为特意拿香港为例：
香港隶英人，至今尚无科第，人以买办为至荣。英人之窭贫者，皆可为大班，而吾华人百万之富，道府之衔，红蓝之顶，乃多为其一洋行之买办，立侍其侧，仰视颜色，呜呼哀哉！〔7〕
中国若亡，士人失去科名，官吏再无俸禄，人们争前恐后以博取买办为荣，这真是莫大的悲哀。更有甚者，由于西方用人体制与中国迥然不同，亡国之后，“即有无耻之辈，发愤作贰臣，前朝所极不齿者，而西人必不用中人，以西人之官必有专门，非专学不能承乏也。若使吴梅村在他日，将并一教官不能得，安敢望祭酒哉！即欲如熊开元作僧，而西教专毁佛教，佛像、佛殿将无可存，僧于何依。即欲蹈东海而死，吾中国无海军，即无海境，此亦非我干净土矣”〔8〕。广大士人将处于“做贰臣不得，做僧人不得，死而蹈海不得”之境地，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将何依何归何去何从乎？”〔9〕
既然国家已濒临灭亡，生死关头，只有放手一搏。康有为呼吁四万万同胞，发愤图强，共赴国难：
故今日当如大败之余，人自为战，救亡之法无他，只有发愤而已。穷途单路，更无歧趋，韩信背水之军，项羽沉舟之战，人人怀此心，只此或有救法耳……若使吾四万万人皆发愤，洋人岂敢正视乎？〔10〕
然而，值此千钧一发之际，仍有士大夫“安然耽乐，从容谈笑，不自奋厉”，令人痛心。因此，国人应当“不责在上而责在下，而责我辈士大夫，责我辈士大夫义愤不振之心，故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者”〔11〕。为了证明“义愤之说”乃救国保种之良方，康有为又以日本由弱变强为例，竟将布衣高山正芝痛苦悲愤视为日本复兴的开端。
在演讲的最后，康有为指出发起保国会的目的，就是要激发国人的爱国心和热情，发愤图强，即：
故今日之会，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励其心力，增长其心力，念兹在兹。则爝火之微，自足以争光日月，基于滥觞，流为江河，果能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12〕
得知康有为的此番演讲之后，身在香港的何启、胡礼垣不久便发表了自己的不同意见，撰《康说书后》一篇。
“今者中国四万万人，如居覆屋，如在漏舟，如作犬羊，如为奴隶”，究其根源，何、胡二人认为，“莫不由于士大夫之骄傲满盈，而不能谦虚戒慎”。此骄傲满盈之风由来已久，从明末至晚清，一直盛行于士大夫阶层当中。
明清之际，艾儒略、南怀仁从万里之外带来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竟被纪昀视成如“东方朔所撰之《十洲记》、郭景纯所注之《山海经》”；而汤若望、南怀仁宣传地圆学说的《新法算书》、《地球图说》，竟被阮元斥为“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士大夫们昧外自满，致使“地图之学由此而尽疏”，“算数之学由此而愈废”。何、胡认为，正是盲目排外，“中国之见陵于外邦，其祸早已伏于此矣”。
道光年间，虚骄之气未见丝毫消减，十二年，卢坤炮击英国商船；二十年，林则徐火烧英商货物，结果可想而知，“一则败绩，一则赔偿，则是以骄傲而失威，以满盈而招损”。
洎乎同治之朝，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李鸿章起于团练，平定太平天国，屡立战功，但他们的“骄傲满盈之心未尝一变也”。他们或排挤西人，或好大喜功，或厌恶西学，或不讲诚信，“值中国可振之时，而不能以振，当中国可兴之会，而不能以兴，仍是骄傲满盈之未除，谦虚戒慎之不讲而已”。
经过以上一番考察，何、胡更为明确地认为骄傲满盈实乃中国之病根祸源，“故为中国计者，必先去其骄傲满盈，乃可行其谦虚戒慎，以变中国之法，而起中国之衰；苏中国之民。而扶中国之运”。作为维新派领袖的康有为却没有认识到骄傲满盈的巨大危害，并且其言论时常沾带此种风气，所以何启、胡礼垣不得不对康有为的演说词进行严厉批判。
对于康有为“科第买办之说”，何、胡笑其对“外国之情未能洞悉”，妄加臆断。香港自开埠之后，即设学校，“二十年来已有科第”，并且考试制度十分规范，“学校考试一年二次，科第考试一年一次”。与内地科第不同之处在于，香港政府对公民考试资格无严格限制，“土著之人不拘男妇老少”，凡“有志于学者”，皆可报名参加。考试内容不拘于文字一科，而是涵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众多门类。更为重要的是，其考试目的不是为了选拔官吏，而是用来检验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然而办公务，当官职，尚不由此。故有并非科甲中人，而作贵官，膺显秩，亦有高掇巍科之人，而为商贾，居列肆，唯其不以科第为重，而以能当其任为断也”。当官与否，并不以科第高下为准，而以才能大小为断。也正基于此，近二十年来香港华人曾出任过“其权几与总督等”的议政局员之职，至于诸如陪审官这样的职位，华人充当者更是数不胜数。针对康有为所讲的香港人只能充当“洋行之买办，立侍其侧，仰视颜色”的说法，何、胡驳斥道：
是故华人非独以行商买办为荣也。而行商买办之所以荣，又不在乎府道之衔红蓝之顶也。
做官可以光宗耀祖，经商亦能名垂千古，何、胡所阐明的是一种多元化的成就观。反观康有为，他仍以传统科举取士那一套来评判西方用人制度，体现出他受传统教育影响之深，未能完全摆脱科第考试的束缚与诱惑。
关于“经义之说”，何、胡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