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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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审案中，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一反常规，禁止被告律师向陪审团候选人提出“你是否有勇气坚持与绝大多数人意见相左的立场”这个问题〔3〕，使被告律师深感震惊。可以说，联邦地区法院从一开始就定下了死活也要把“民愤极大”的白人警察定罪的基调。
经过长达一年的重审，1993年4月，联邦地区法院陪审团做出裁决，四名警察中的鲍威尔警官和孔恩警长被裁定有罪。判决之后，全国各地风平浪静，联邦政府总算如释重负。根据联邦法规和惯例，触犯联邦民权法的罪犯，至少应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可是，法官在量刑时，却动了一点儿恻隐之心，只给两位警官判了两年半有期徒刑。民权团体闻讯大怒，坚决要求联邦司法部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
1994年4月，金在州法院的民事赔偿案中胜诉，获得总额为三百八十万美元的伤害赔偿，摇身一变成为百万富翁。1995年1月，联邦上诉法院在舆论和政治压力下做出判决，判定联邦地区法院对有罪警察判刑过轻，下令重新量刑。孔恩和鲍威尔警官被迫砸锅卖铁，聘请律师向联邦最高法院喊冤叫屈。1996年6月，最高法院大法官以九比零票对孔恩诉美国案（Koon
v。 United States， 1996）做出裁决，以警察违法打人与金拒捕有关为理由，推翻了联邦上诉法院对警察加重刑罚的裁定。轰动一时的罗德尼·金案终于降下了帷幕。
洛杉矶大暴乱发生的根源和背景极为复杂：美国经济全球化导致大城市中黑人劳工阶层大批“下岗”失业，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里根执政时期大幅度削减福利计划，致使贫富悬殊恶性发展；刑事司法制度弊端丛生，警察歧视黑人、滥用武力的现象颇为严重；洛杉矶市政府掉以轻心，疏于防范，反应迟缓，致使暴乱蔓延如烈火，全城局面迅速失控；新闻媒体呼风唤雨，以偏概全，在相当程度上引发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大都市暴乱。而金本人又集前科罪犯、拒捕嫌犯和暴力受害者于一身，充分反映出美国社会中种族矛盾和民主制度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莱克（Hugo L。 Black，1937～1971任职）有句名言：“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是我们文明中两种最为珍贵的东西，实在难以在二者之间取舍。”〔4〕罗德尼·金被殴案反映出的诸多问题，正是这种两难困境的真实写照。
虎头蛇尾的人权外交
洛杉矶大暴乱后，面对各界压力，市长布莱德利（Tom Bradley）宣布，聘请洛杉矶市著名律师、原卡特政府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出任法律顾问，率领“独立调查委员会”进驻市警察局，调查暴乱原因，提出整肃方案，伸张司法正义，严惩肇事凶手。
可是，罗德尼·金案和洛杉矶暴乱的内幕和隐情极为复杂，法院审判和司法上诉历时长达五年，不但惊动了总统老布什，而且还闹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若想在短期内查清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显然是自不量力，自欺欺人。果不其然，克里斯托弗主持的案情调查，雷声大雨点小，历时数月之后，呈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提出了若干改革措施，浮皮潦草，浅尝辄止，不痛不痒，草草收场。
1993年克林顿总统执政后，“前朝老臣”克里斯托弗东山再起，官运亨通，出任克林顿政府首任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生于1925年，其父曾是富甲一方的银行家。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因银行破产，父亲病逝，家道中落，克氏全家沦为贫民，饱尝底层社会辛酸。身处逆境，克里斯托弗自强自励，勤奋攻读，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1939～1975年任职）的法律助理。可能因早年坎坷经历，克里斯托弗对弱势群体和人权问题颇为关注。他在约翰逊总统内阁干过联邦司法部副部长，主持过1968年全美黑人大暴乱之后的调查和善后事宜；在卡特总统内阁干过主管国际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
故有“国际人权”专家之称。
想当年，毛泽东胸怀全球，放眼世界，对美国的“人权问题”异常关注。1968年4月，因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黑人弟兄怒不可遏，扛枪上街，烧杀劫掠，抗击军警，掀起了一场震惊全美、世界侧目的巨大风暴。本来，毛泽东就对金倡导的“非暴力反抗”原则不以为然；现在，金的被暗杀和黑人的抗暴斗争，似乎证明了其暴力革命必要性的观点。兴奋之余，毛泽东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激情澎湃，气吞山河。他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毛泽东预言：“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5〕
世事变幻，沧海桑田。1981年卡特总统执政后，在国际人权领域，美国突然摇身一变，咸鱼翻身，口含天宪，自命不凡，指手画脚，转守为攻。卡特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即为“人权外交”，克里斯托弗则是这一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国际战略形势下，为了联合中国对抗苏联的全球扩张及其在阿富汗的军事冒险，美国“人权外交”及其“持久的猛烈的进攻”的矛头主要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并未吱声。在卡特总统任内，中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东欧阵营崩溃和苏联自我解体后，美国外交界和思想库的智囊人物认为，以“人权外交”为核心的“和平演变”战略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由于中国在美国抗衡苏联方面的战略地位急剧下降，美国迅速把人权外交的矛头转向中国。此外，随着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急于建立单极霸权体系的战略意图日益膨胀，先后提出“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和“人权无国界”等干涉主义论调。由此，自1990年代以来，中美人权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和潜在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据华盛顿外交界“透露社”消息，克里斯托弗是最让中国政府头疼的美国高级外交官之一。
在外交问题上，
中国人注重私人交情，喜欢请客吃饭，恭维对手是老朋友，先谈友谊，再扯外交。中国领导人喜欢跟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类人物打交道。他们都是名牌大学教授出身，欧洲古典文化底蕴深厚，精通均势外交和地缘政治，不仅擅长从战略利益角度思考问题，而且非常注重人际交往。基辛格喜欢美酒佳肴，宴会上觞箸交错之际，茅台烤鸭入腹之后，立马腾云驾雾，忘乎所以，自我感觉才华盖世，气冲霄汉，纵横捭阖，天下无双，乃是唯一能与天朝大国折冲樽俎、单挑过招的绝代外交奇才。相比之下，克里斯托弗是一个典型的老派律师，精明冷酷，不苟言笑，谨慎低调，处处设防，擅长把对方往最坏之处设想，谈判技巧高超，精于讨价还价，对请客吃饭和私人交情毫无兴趣，令人极为头疼。
1993年5月，克里斯托弗上任之初，克林顿颁布总统行政命令，一口气把给予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待遇附加了七项人权条件，强求中国在一年之内予以改善，从而把中美贸易与人权问题挂钩。从美国内政角度看，政府行政部门绞尽脑汁，煞费苦心，折中妥协，劝说参众两院撤回限制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法案，避免每年为中美贸易大动肝火，大吵大闹，改以总统行政命令的手段应对中美外交，这自然体现出机动灵活，进退自如的行政手腕。但是，这种以人权问题为借口，以经济压力为外交武器，公然向中国施压和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遭到了中国政府强烈反对。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克林顿执政之初，缺乏经验，草率行事，以克里斯托弗为前锋大将，积极推动“人权外交”，试图迫使中国低头退让，这绝对是选错了时机！1989年，中国一度面临极为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外商撤资，经济紧缩，民心浮动，风云诡谲。可是，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中国一夜之间已成为全球成长最迅速的经济大国，欧日商家争先恐后地涌入神州大地，美国对华投资已呈落伍之势。中国已具有远比四年前更为强大的综合国力和战略地位，足以抗衡美国制裁的威胁。
可是，以克里斯托弗为首的美国国务院目光短浅，抱残守缺，拒绝另起炉灶，改弦易辙。1994年3月，最惠国待遇决策临近，克里斯托弗亲自出马，飞往北京施压，推行“临门一脚”的“人权外交”攻势。临行前，克里斯托弗向媒体吹风说，在会谈期间，他不会接受任何中国领导人的官方或私人宴请，也根本没兴趣参观长城故宫之类的名胜古迹，以此表明美国政府关注中国人权现状的严肃立场。专机抵达北京机场后，克里斯托弗冷若冰霜，干脆把致词声明中美友谊的老一套外交虚礼也给免了。
据美国媒体报道，克氏此次访华，可能是自基辛格踏破坚冰之旅以来最不和谐的一次中美高级会晤。1991年，中美关系气氛紧张肃杀。在此背景下，老布什政府国务卿贝克访华时，虽然拒绝出席公开宴会，但他至少还接受了中方官员的私下宴请。三年之后，中美关系已大为缓和，可是，身居国务卿之职，克里斯托弗摆出了一副公事公办、绝情寡义的“铁面律师”架势访客，轻侮最讲究人情和脸面的华夏古国。你以为你是谁呀？
这次中美首脑会晤的气氛颇为僵硬。会谈之初，克氏向当时的李鹏总理施加压力，咄咄逼人，不容协商，通告中国必须在人权领域做出一系列具体改善，才能得以延续最惠国贸易待遇。出乎意料的是，李鹏以其之矛攻其之盾，突然反击说：“你的家乡洛杉矶曾发生大暴乱，你当年负责善后调查工作。”“你们美国也有种族歧视和人权问题。罗德尼·金被警察殴打，就是人权问题。所以，请不要跑来跟我们谈什么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个出其不意的反击，使克里斯托弗目瞪口呆，张口结舌。他慌不择言，答非所问：“在美国，对政府政策不满的人可投票，以此表达民众的观点。”〔6〕
次日，在克里斯托弗与钱其琛外长的会谈中，中方的立场稍有松动，表示或许可能满足美方的个别要求〔7〕。美国政府可真是挺有意思，一方面公开指责中国政府专制独裁、以权代法，一方面又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私下要求中方以行政权力干预司法裁决。尽管如此，中方的让步与美方开出的价码相距甚远，克里斯托弗对会晤深感不满，弑羽而归。
克里斯托弗返美后，白宫幕僚向克林顿建议，成立一个非官方特别调查委员会，主持调查中国的人权问题，聘请前总统卡特担任主任委员。可是，卡特对此“重任”婉言谢绝。最后关头，美国政府高层争吵不休，一片混乱，全无章法。由于巨大商业利益的需要，人权问题最终被抛到九霄云外。在此背景下，克林顿总统果断决策，决定放弃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政策，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