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生活习俗史-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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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在冢前修筑石祠、石庙、石阙，雕梁画栋，备极华丽。如 《水经注·济
水篇》载：“黄水东南流，水南有汉荆州刺史李刚墓，有石阙、祠堂石室三
间，椽架高丈余。镂石作椽瓦，屋施平天，造方井，侧荷梁柱，四壁引起，
雕刻为君臣宫属、龟、龙、麟、凤之文、飞禽走兽之象，作制工丽，不甚伤
毁。”此外，还有弘农太守张伯雅墓、汉司隶校尉鲁峻冢、蜀郡太守王子雅
墓等，其墓旁建筑也都规模巨大，石材精美，雕镂工丽。对于当时的这种厚
葬陋俗，时人多有讥讽。如《后汉书·赵咨传》说：“国资糜于三泉，人力
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窀穸，自生民以来，厚终之弊未有若此
者。”
贵族死后，国家有时特遣羽林孤儿或派军队列阵送行。如西汉重臣孔光
死后，送葬时羽林孤儿诸生共达400人，车辆达万余乘，道路皆举哀以过丧。
①
霍去病死后送葬时，武帝发属国玄用军阵送行，从长安一直摆到茂陵 。由于
厚葬成风，所以有时一般人的送葬队伍也蔚为壮观。如 《汉书·爰盎传》：
“剧孟虽博徒，然母死，送葬车千馀乘。”《后汉书·范式传》：“乃见有
② 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岳麓书社1991 年版，第231 页。
① 何介钧等：《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第30—31 页。
② 纪烈敏等：《凤凰山一六七号墓所见汉初地主阶级丧葬礼俗》，《文物》1976 年第10 期。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171—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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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车白马，号哭而来。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又《后汉书·郭太传》：
“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
厚葬成风还表现在助丧家钱财的赙赠上。赙赠分为官赙和私赙两种。如
果说私赙还具有某种“助生送死”的意义的话，那么官赙则完全是厚葬的产
物并促进了厚葬的盛行。西汉时官赙并不常见，从史料记载看，只限于诸侯
王、三公、太后、太后之师以及二千石官吏。到东汉时，官赙已很普遍，见
于正史记载的就很多，再加上其它文献资料，东汉官赙内容十分丰富，并且
不限于钱和帛，绢、缣、布和粟也成了官赙的内容。据《后汉书·光武十王
列传》记载：“自中兴至和帝时，皇子始封薨者，皆赙钱三千万，布三万匹；
嗣王薨，赙钱千万，布万匹。”据此可知，在东汉光武帝至和帝时期，诸侯
王的赙赠是有明确规定的，一般都遵照执行。但个别也有超过赙赠制度的规
定，如光武帝的儿子中山简王刘焉，死后竟得“赙钱一亿”，这是汉代赙赠
钱数最多的一次。相当东汉全部官吏一年俸禄的二十分之一。安帝时，官赙
制度发生了变化，由于“戎狄叛乱，国用不足”，始封诸侯王和嗣诸侯王的
官赙数量不得不有所削减，如始封诸侯王在和帝前为赙钱三千万，安帝时减
为一千万；嗣诸侯王在和帝前为赙钱一千万，安帝时减为五百万；二千石赙
①
钱为百万 。
在厚葬之风盛行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有识之士反对厚葬的薄葬之
论。如《汉书·杨王孙传》载，武帝时杨王孙“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
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得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
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即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
但对于杨王孙的要求裸葬，其儿子却很为难，如按父亲的遗嘱办则于心不忍，
如不按父亲的遗嘱办又违抗父命。不得已便将此事告诉了父亲的好友祁侯。
祁侯反对杨王孙裸葬。于是杨王孙重申自己的薄葬论。说裸葬的主要目的是
要矫正和改变当时社会盛行的厚葬之风：“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
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
俗人竞以相高，糜财单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
中野何异？”又说：“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损财于
亡谓。今费财厚葬，留归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感。于戏！吾
不为也。”最后祁侯称“善”，杨王孙也实践了自己的裸葬主张。此外，刘
向、王充和王符等人对厚葬之风的盛行也有猛烈的抨击。
这一时期的居丧习俗也值得注意，居丧又称守丧、值丧或丁忧，是人们
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哀悼之情而产生的一种习俗。在居丧期间，死者的亲属或
其他有关人员一般要遵守某些特定的规范或禁忌，这些规范或禁忌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
秦始皇曾以法令的形式首先在国丧中强制人民实行居丧制度。如 《晋
书·礼志》：“秦燔书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乃至率天下皆终重服，
旦夕哀临，经罹寒暑，禁塞嫁娶饮酒食肉，制不称情。”按照儒家礼制的规
定，臣为君服斩衰三年，民为君服齐衰三月。而秦朝却规定臣与百姓一律为
天子服丧三年，所以《晋书》的作者说是“率意而行”。秦朝规定天下臣民
皆为天子居丧三年，并不准饮酒食肉，嫁女娶妇，显然不太符合现实，所以
《晋书》说其“制不称情”。
① 齐书深： 《汉代赙赠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9 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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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时的居丧制度出现了礼、法统一的趋向。西汉初年，汉高祖国江山
草创，所以下令承袭秦制，“因而不革”，“率天下为天子修服三年”。但
实行不久，汉文帝便意识到“其制不可久行”，在遗诏中改变了这一制度，
要求“出临三日，皆释服”；既葬，“服大红（功）十五日，小红（功）十
四日，纤七日，释服”。（《汉书·文帝纪》）。在这里，儒家的三年之丧
制度被“以日易月”，变成36天，并垂为定制。儒家原来服丧三年的主张，
到此时被文帝的一纸遗诏修正了。
武帝初年，“好儒术”的窦婴、田汀讼牖指慈寮以吹娜曛ブ啤�
度，但未能成功。据《汉书·翟方进传》记载，成帝时方进为相，其后母终，
葬后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声称“不敢逾国家之制”。可见当时仍然遵循
文帝之制。到了哀帝时，又开始提倡三年之丧。如《汉书·哀帝纪》：哀帝
诏曰：“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博士弟子父母
死，予宁三年。”行三年之丧而可得万户侯的封赏；博士弟子虽有父母死，
也诏准告假丁忧。王莽时，开始盛倡三年丧制。《汉书·王莽传》说：“平
帝崩，大赦天下，莽征明礼者宗伯凤等与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
年。”又说：“居摄三年九月，莽母功显君死，意不在哀。令新都侯宗为主，
服丧三年。”“建国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莽为太皇服丧三年。”这样，
汉文帝的短丧制度又被正式取消。
东汉光武帝刘秀执政期间，国政多趋向简易，因此遗诏丧葬制度“皆如
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 （《后汉书·光武帝纪》）。诏告大臣不许“告
宁”。但在这一时期，三年之丧在社会上已蔚然成风。如《后汉书·韦彪传》：
“彪孝行纯至，义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疾骨立异形，医疗
数年乃起。”《后汉书·鲍永传》：“永迁扬州牧，会遭母忧去官”。《后
汉书·廉范传》：“父遭丧乱，客死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
年十五，辞母西迎父丧归葬，服竟，谐京师受业。”《后汉书·刘平传》：
“拜济阴郡丞，太守刘育甚重之，任以郡职，上书荐平。会平遭父丧去官，
服阕，拜全椒长。”《后汉书·江革传》：“建武末年，与母归乡里。母终，
至性殆灭。尝寝伏■庐，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释服，因请以为吏。”以
①
上这些事例，据杨树达先生考证均发生在光武帝时期 。
由此可见，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经封建最高统治者和儒家的反复倡导、
宣扬，至此已深入民心，以致光武帝不许大臣“告宁”及“如孝文皇帝制度”
的短丧遗诏也变成了一纸空文。光武帝以后，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更是大行
于世。不仅孝子贤孙们多行此制，而且女子亦行之。如《后汉书·和熹邓皇
后纪》：“永元四年，当以选入。会（父）训卒，后昼夜号泣，终三年不食
盐菜。憔悴毁容，亲人不识之。”如果大臣不服三年之丧，便为天子所讥。
到明帝时，天子本人也自行三年之丧。安帝永初三年 （109年），邓太后临
朝执政时，又提倡三年之丧。《后汉书·刘恺传》说：“旧制，公卿二千石
刺史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内外众职并废丧礼。元初中，邓太后诏：长吏以下，
不以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这一诏令，后又被列入《汉律》之中。此
后，行三年之丧成为选举仕进的一种资格。久而久之，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
终于成为“天下之通丧”。
至于三年之丧的履行，也有某些特殊情况，如按规定，军人可以“遭丧
① 杨树达： 《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3 年版，第242—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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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皇帝也可专门下诏，令臣下释服，后代称此为夺情起复之制。还有
某些人利用丧期弄虚作假，欺世盗名，如 《后汉书·陈蕃传》所记载的赵宣，
葬亲后在墓道中居丧二十多年，被当地人称为大孝之子，但后来太守陈蕃发
现赵宣的五个孩子皆在所谓居丧期间所生，真相由此才大白于天下。
按照汉代的居丧之礼，死者的某些亲属主要是子女在死者未葬时应居服
舍，葬后应居住在墓旁的草屋中，并不饮酒吃肉，不近妇人，不作乐，不聘
①
妻，不访友。杨树达先生曾援引大量史料对此做过认真的考证 。
居丧之礼对于贵族的规范尤其严格，例如汉武帝元鼎元年 （公元前116
年），隆虑侯陈融、堂邑侯陈季须都因在为母居丧期间奸淫、兄弟争财而服
罪自杀。元鼎三年，常山王刘勃也因在父服丧期间奸淫、饮酒作乐而被其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