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4-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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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王泛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第6～15页，又参看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见其《权势转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163页。
〔6〕〔8〕参看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见《二十一世纪》第六期1991年8月号，第15～25、16页；又可参看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见其《权势转移》，第191～241页）。
〔7〕参看陈平原：《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见《二十一世纪》第十七期（1993年6月号），第11～22页；王泛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第1～28页。
〔9〕张朋园：《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10〕参看（意）帕雷托（Vilfredo Pareto）著：《普通社会学纲要》，田时纲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8～304页；参考帕雷托著：《精英的兴衰》，刘北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1〕（法）布尔迪厄（Bourdieu，Pierre）在其《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深刻地剖析了电视等媒体和知识分子互相借重的关系：一方面，电视等媒体为知识分子提升其文化资本提供了场所；另一方面，媒体又利用知识分子来提高媒体的“收视率”，其结果是双方的“共赢”。电视等媒介可以利用自身的影响，通过“评选最佳图书”之类的节目的策划和实施，来消解文学艺术自身的自律性和优秀标准，进而以某种“象征暴力”手段来改变知识界或文艺界关于优秀的标准，并使之适合于商业化的价值，同时获得经济效益；而知识分子则通过在媒体上展览自己来为自己获得更多的象征资本和象征权力。
〔12〕〔14〕见（英）鲍曼（Bauman，Z。）著：《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223页。
〔13〕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17、23页。
〔15〕见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载《读书》1993年第5期，第80页。
〔16〕参看（英）保罗·约翰逊著：（Paul Johnson）：《知识分子》，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7〕参看索飒、（墨）海因兹·迪特里齐：《知识分子危机与批判精神的复苏》，分别载《读书》2002年第5期，第31～37页；《读书》2002年第6期，第72～77页。
〔18〕见（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8页。
〔19〕〔24〕见（美）米尔斯（C。Wright Mills）著：《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等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9、208～209页。
〔20〕〔23〕见（法）布尔迪厄著：《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94页。
〔25〕见（法）雷蒙·阿隆著：《雷蒙·阿隆回忆录》，刘燕清等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5页。
两桩公案和一种常识
？ 袁小伦
2001年秋天周海婴在其《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社2001年9月版）书末“再说几句”中披露了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时与罗稷南的对话：“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在运动中的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声。”此后，关于这段“假如鲁迅活着”的“罗毛对话”的争论热烈地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而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罗毛对话”是否存在。谢泳、陈晋、秋石（像是笔名，其文火药味很浓；根据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和判断力，其他参加争论的都用真名字）、薛克智、陈漱渝等人的文章对此持质疑和否定态度。其中以有着弄清这一问题的得天独厚的诸多便利条件的、任职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专门研究毛泽东的陈晋研究员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2002年第9期发表的题为《“鲁迅活着会怎样？”——罗稷南1957在上海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的长篇文章最为深入细致。然而在阅读上述所有专家、学者的质疑文章后，闭卷沉思，笔者一方面觉得这些文章的确使人开阔眼界和增长见识，另一方面也觉得这些文章均未能证伪，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罗毛对话”的不存在。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论及清代“正统派之学风”特色时说：“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凭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1〕周海婴披露“罗毛对话”的开始是“孤证不为定说”，其“反证”均为推论式样的诸如不合逻辑之类的比“孤证”还不如的虽说是周详的而实质是“毛估带猜”的无效考证，因此可以视为“其无反证者姑存之”，而且这种无效反证还使人倾向于相信周海婴“孤证”的真实性。而随着陈焜《关于毛泽东答罗稷南问致周海婴先生的一封信》（《北京观察》2002年第3期）、陈焜《我的伯父罗稷南》（《老照片》第24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8月版）、贺圣谟《孤证提供人的补正》（《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的发表，尤其是1957年夏天亲聆“罗毛对话”的黄宗英言之确凿的《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面世（该文首发于2002年12月4日出版的北京《炎黄春秋》月刊，再发于12月5日广州的《南方周末》，三发于12月6日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学术界普遍以“得有续证则渐信之”的态度，相信“罗毛对话”的存在。于是，争论已取得了接近历史真相和合乎学术规范的结果，这桩石破天惊的涉毛公案中的史实争论终告一段落。
由此笔者联系到相类似的而在有关“罗毛对话”争论中无人提及的另外一桩石破天惊的涉毛公案。俄罗斯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A。M。列多夫斯基在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5年第2、3期上发表《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一文，全文披露了1960年9月22日米高扬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关于其在1949年1～2月期间赴华使命的书面报告（简称米高扬报告）。随后中国国内杂志《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5期译载了此文。米高扬报告称，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电报中说：“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以外，所有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而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在致毛泽东的复电中则说：“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它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长期存在。中共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可能还需要让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要宣布为联合政府。”米高扬进而评论说：“由于这个建议，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米高扬报告尤其是报告中提及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报内容令国内学者深感意外和震惊，由此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党史界和舆论界的一个相关共识——毛泽东作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奠基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主张同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受到挑战。
大多数学者对米高扬报告中毛泽东与斯大林两封来往电报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田松年、沈正乐、张士义等专家的倾向性明显的质疑文章影响很大。中央档案馆馆员沈正乐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题为《米高扬“报告”中关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质疑》的文章指出：“无论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分析，还是从中共中央对档案妥为保管的重视或是从保管档案机构、制度的健全来判断，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来往电报应该保存下来，而且应该保管在中央档案馆。但笔者多次查找中央档案馆的有关档案，均未查到这两份电报，那么，到底有没有发生过米高扬所说的毛泽东、斯大林的上述来往电报，读者对此提出疑问是理所当然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张士义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的《米高扬“报告”质疑》指出：“不难发现，在米高扬的书面报告中存在着诸多可疑之处。其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米高扬在报告中提到的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来往电报以及他本人由此得出的‘结论’。”中央文献研究室田松年编审发表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题为《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政策——从媒体所传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两封来往电报谈起》的长文章最具代表性。田文指出，毛泽东和斯大林两封来往电报“仅为孤证，且非公布的第一手材料”。“事涉双方的，更不能凭单方面的材料和说法论定。如果俄方收藏有毛泽东的电报和斯大林签名电报的底稿，那么反过来，中方同样应该存有苏方来电和毛的电报原稿。”“经认真查找，这两封电报在中央档案馆告缺。这应提起人们在使用两封电报时谨慎从事。”“必须指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两封电报并不是以原始文献的面貌公布的。它们是以列多夫斯基在他的文章中转录米高扬的报告，而米高扬在报告中也是以无头无尾摘引的不完整形式发表的。还要指出，这两封电报并不是出现在米高扬1949年初在西柏坡向苏共中央提交的报告中，而是出现在中苏交恶后1960年米高扬向苏共中央提交的报告中。1960年的报告疑点甚多，可信度极低，上面我们已经略予证明。而这两封电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同样令人怀疑。”田文还批评了朱正在其著作《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87～88页）和牧惠在其文章《德先生、赛先生与“与俄为师”》（《随笔》1999年第1期）使用毛泽东、斯大林两封电报的内容：“姑不论作者在政治上内心的想法究竟怎样，这样的写法至少是有悖于史实的，对读者是不够负责的。它反映了在社会上某种浮躁心态影响下，一些同志缺乏严谨的治学精神，听风就是雨。”笔者认为，田文很详细地论述了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基本政策，但未能说明毛泽东、斯大林两封电报的有无真伪。这些质疑和否定毛泽东、斯大林对话的文章与质疑和否定罗稷南、毛泽东对话的文章一样，一方面使人开阔眼界和增长见识，另一方面也觉得文章未能证伪——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毛斯两封电报的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