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4-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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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后来《明史》评论说：“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现在看来，这个观点，仍然可说是史家灼见。不过，更确切地说，是他种下了亡国的祸根。
四
神宗死后，继位的就是拖了许多年才立为太子的常洛，即光宗（泰昌皇帝）。他只做了三十天皇帝，便呜呼哀哉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留下一个“红丸案”，一个“移宫案”，使整个朝廷的“党争”趋于白热化。而所谓“红丸案”与“移宫案”，其实就是“梃击案”的发展与延伸。
当光宗还在做太子时，太子妃已经去世。所以他即位时，已经没有皇后。他所宠爱的是一位姓李的选侍（从宫中选出来侍候太子的宫女）。而神宗留下的郑贵妃，这时害怕光宗因“梃击案”而嫉恨她，便与李选侍交结，想借李选侍之助在光宗即位时取得“皇太后”的封号，且李选侍也想晋封为贵妃。于是，郑贵妃就“饰美女四人以进”来笼络光宗。而这位光宗皇帝，似乎做太子时被冷落太久，一登皇位就急于想过皇帝瘾，以致外廷传说他“日幸数女”，甚至说“一夜幸二女一男”。很快他就生了病，随后就因服“红丸”而丧命。究竟这“红丸”是不可多服的壮阳药还是毒药，群臣都不知道。这位短命皇帝，几乎什么也没干，惟一的好事，只是以“先皇遗诏”的方式下旨：一、罢天下矿税，撤消税监；二、令发内帑银百万两，解赴辽东经略熊廷弼处犒赏军士；又发内帑银百万两，解赴九边抚按官，酌量犒劳。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他在做太子以前，就受过儒臣们的教育，多少已经知道：“矿税”与“税监”是神宗朝最招民怨的弊政；边防是王朝生死攸关的大事。如果这个皇帝不短命，明朝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干什么，就把命“花”掉了。这好像是天命，实际上，也是神宗朝宫廷生活之糜烂，导致了“子承父教”的后果。
光宗死时，还没有来得及册立太子。皇长子由校才十六岁，一向由李选侍及乳母客氏抚养。群臣因为李选侍是郑贵妃的人，担心她们一个要封太皇太后，一个要封太后，将来有干预朝政的可能，于是，在小皇帝熹宗（天启皇帝）登极时，坚持要李选侍从皇帝住的华清宫搬出，移居别宫。这样就又闹出了“移宫案”。当时，极力主张“移宫”的兵部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人，都是“东林”人士。后来“东林党”惨遭杀戮的“党祸”，就是因为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发生时，坚持与郑贵妃、李选侍等作对的“东林”人士所致。这些“东林”士子，饱读儒家经典，熟悉科场门道，以“气节”自负，以“正人”自居，但他们多半不懂权术，不谙人情世故。例如，杨涟、左光斗，都处在言官位置上，既与外廷的“浙党”早有门户之见，朋党之争，又与内廷的嫔妃、太监结怨。他们在朝廷内斗中，自然就处在刀口上了。
熹宗登基以后，李选侍虽已移宫，但熹宗的乳母客氏，却被封为“奉政夫人”，甚为亲信。而与客氏结为“对食”（即宫中“形式上的夫妻”）的太监魏忠贤，这时已经开始政治活动了。于是，小皇帝熹宗，很快就成为了客氏和魏忠贤手中的傀儡。这样，魏忠贤与浙党官员合谋害死司礼监太监王安以后，取得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职位，负责向外廷传达皇帝的旨意，并有权代皇上作“朱批”。他当然会要设法削弱与自己作对的东林党人的势力。而东林党人初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处境。
当时，“东林士子”名满天下，每次科考，东林党都有不少人登榜。他们互相提挈，在朝中已经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势力。但实际他们没有多少深远的谋略与起衰救敝的政治才能，似乎一心一意想干的，只是要“维护朝廷纲纪”。他们坚持“正人”与“邪佞”相对立，想对皇帝“导之以正”，实现儒家“为帝王师”的理想。因此，在神宗朝，他们与“浙党”的斗争，一直处于受压的地位。到熹宗即位时，他们借“红丸案”与“移宫案”，迫使浙党首辅方从哲退休，又抓住浙党御史崔呈秀贪污的把柄，将其黜退，但是，他们却没提防“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担任了提督“东厂”特务机构的职位以后，与锦衣卫都督田汝耕勾结，掌握了对朝臣进行侦查、逮捕、审讯与责罚的大权。这时，魏忠贤利用“浙党”及其他趋附自己的廷臣与“东林党”的矛盾，已经把“消灭东林党”作为他掌握朝政大权的第一个目标。加之，东林党人的“党”性太强，自己以“正人”自居，几乎把非东林的人尽视为“邪佞”，以致非但促成了“浙党”与魏忠贤的合谋，而且，使“昆”、“齐”、“楚”、“宣”的人也尽皆趋附魏忠贤，与东林党对抗。加之东林党人又不懂斗争策略，一意炫耀自己“正直”，以致他们很快就从辅佐皇帝登基的功臣变成了皇帝的对立面了。
东林党人的书生气，可以从文震孟的一份奏疏上看出来。这份奏疏上有一段话说：“……皇上昧爽临朝，鸿胪引奏，第如傀儡登场，了无生意。窃意祖宗朝，设有科道部院，必当以次白事，献可替否，皇上每与辅臣商决焉。不惟圣智日练，即诸臣亦可试其职守。若仅周旋进退，祗毕朝仪，何为也？”这份奏疏，从《三朝野记》叙事的次第看，大约写于天启二年（1622年），是熹宗刚做了一年多皇帝的时候。奏疏的用意本来是好的，但把皇帝临朝比作“傀儡登场”，不仅是对皇帝权威的公然蔑视，而且也是对其人格的侮辱。东林党人的这类轻率行为，在当时可以叫作“卖直非君、逆言犯上”，实际上等于飞蛾扑火，在政治斗争中无疑会授人以柄，是十分愚蠢的。
魏忠贤虽然目不识丁，政治斗争手段却比东林党的文士狡猾得多。他见到这份奏疏后，马上就叫人在皇帝面前演了几出傀儡戏，指着奏疏上“傀儡登场”这句话向皇帝说：这是“讥侮朝廷”。东林党人因此触怒熹宗，文震孟当即受到了降职处分。而且魏忠贤那一党子人，却非常善于利用皇帝的权威，来张大自己的声势。熹宗这时还只是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在宫中贪玩爱耍，喜欢做木工，盖小房子，盖了又拆，拆了又盖，不愿让别人打扰。每逢熹宗盖房子正在兴头上的时候，魏忠贤就指使人拿一大叠奏疏上奏，熹宗听了就说：“我知道了，你们去办吧。”这样一来，对任何事，魏忠贤就找几个外廷的官员做参谋，商量一下，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试想，东林党的大臣们参劾魏忠贤的奏疏，等于是交给魏忠贤去作“朱批”，怎么会不遭“中旨”罚黜呢？“中旨”就出在魏忠贤手上。到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使趋附自己的“昆”、“齐”、“浙”党的人加入内阁，东林党的首辅和吏部尚书、都御史等，已经受到彻底倾轧和制约了。到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已经是强弩之末，根本没有劾倒魏忠贤的希望。随后，东林党人只得一个个被排挤出阁，或获罪被逐，朝政便完全由魏忠贤一手遮天了。
接着，魏忠贤与外廷的“昆”、“齐”、“浙”党（实际上已融合成听命于魏忠贤的“阉党”）内呼外应，诬陷东林党人“党同伐异，招权纳贿”，大杀东林党人。天启五年（1625年），东林党杨涟、左光斗等十七位大臣，被锦衣卫提拿回京，交镇抚司拷问，竟有十五人被酷刑拷掠，血肉模糊地惨死在狱中，只有高攀龙先期投水自杀，没有被捕受刑。一时“东林”被称为“奸党”，被魏忠贤令人按《水浒传》上的绰号，捏造出一百零八人的《点将录》，株连甚广。凡与东林党有瓜葛的人，几无不遭害。朝廷被弄得阴风惨惨，杀气腾腾。“浙党”乘机为“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翻案，魏忠贤则借此把过去因“三案”而被罚的官员，全部起用复职，壮大了自己的声势。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又使人奏请修《三朝要典》，根据为“三案”翻案的理由与经过，按所需要的“曲笔”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方式，为东林党定罪，写入皇家史册，做成铁案。
在魏忠贤得势以后，与东林党对立的各派官员，纷纷投靠到魏忠贤的门下，有的人甚至自称“侄儿”、“干儿”，形成了一股把持朝政的邪恶势力，被称为“阉党”、“珰党”或“魏党”。到天启五年秋，朝廷的内阁首辅、六部大臣以及各地的总督、巡抚，都已经遍布魏忠贤的党羽。于是，巴结魏忠贤的官员，纷纷上表为魏忠贤歌功颂德。到天启六年夏，就有人请为魏忠贤建“生祠”（即活人的纪念堂）。一时间，各地官员群起仿效，魏忠贤的生祠竟遍布天下。甚至把魏忠贤的生祠建到了京城的文庙旁边，“配享孔子”。到天启六年冬，魏忠贤被晋爵为上公，被拍马屁的官员呼为“九千岁”。此时，明朝的朝政大权，实际上已经完全落到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太监手里，皇帝的“傀儡”作用都已经可有可无了。
后世的史家，有人以为是明朝的“群臣互制”起了作用，但实际上，在魏忠贤“生祠”遍天下的时候，“群臣互制”的制度作用已经完全破产。客观地看，魏忠贤不敢篡皇帝位，可能主要还在于受到了传统观念与军事力量的制约。一则因为他是太监，历史上没有太监做皇帝的先例，他不能不顾虑天下臣民的不服；二则他并没有掌握足够的军队，明朝所封的藩王随时可能起兵“靖难”，他不能不怕；三则魏忠贤党羽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得人心的，起“生祠”、呼“九千岁”都只是一时趋炎附势的假象，并不可靠。例如，锦衣卫逮捕东林党大臣时，江南已出现人民自发集合反抗的事件，他自己不能不心虚。总的来说，是因为魏忠贤的把戏，原本是“狐假虎威”，只有“虎”在的时候，“狐”才可以有威，一旦没有了“虎”，“狐”就没有威了。
在明朝的文官们忙于内斗、忙于给魏忠贤建生祠的这段时间里，北方的战场却已“全线崩溃”。原先担任经略的熊廷弼，在杨镐十万大军兵败以后，审时度势地采取据险固守的战略，力保危城，本来已经稳住了北方战线，但是，熹宗一登基，马上听信几个文官无是生非的参劾，认为熊廷弼“师久无功”，把他撤换回京问罪，而换上不熟悉边情、一心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