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12-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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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和利好均显而易见，蒋介石心思绵密，先已察觉到美龄对自己抱有好感。结果，经极力笼络，宋庆龄和宋子文的阻挠便不足为虑，蒋介石只要能获得宋美龄的母亲倪老太太的首肯，就可以大功告成。而要倪老太太认可蒋介石为女婿，他有两件事要做：一是摆平一妻两妾，这不难，他略施心计，连哄带骗将结发妻子毛福梅变成了“义妹”，与侧室姚冶诚脱离关系，送情妇陈洁如去国外“考察”；二是入基督教，接受洗礼，这更容易，无非是走走过场。
1927年12月1日，四十一岁的蒋介石跑完长达五年之久的求婚马拉松，娶得三十岁的宋美龄为妻。同一天，蒋介石的文章《我们的今日》发表于上海《申报》，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余平时研究人生哲学及社会问题，深信人生无美满之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社会无安乐之家庭，则民族根本无从进步。……余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尝矢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余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字里行间明显流露出他的洋洋得意之情。
许多人（包括为数不少自称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的传记作家）通常都会想当然地认为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是成色十足的政治联姻，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据宋美龄的秘书张紫葛先生在新版传记《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所述，宋美龄曾谈及这段情事，称自己与蒋介石是一见钟情：“他那对闪亮的眼睛告诉我：他是个英雄。相比之下，远比我二姐夫（孙中山）英俊。”他们首次见面便交换了电话号码，此后纸上谈心，深相投契。1927年夏天，由于国内各党派的政治压力，蒋介石宣布下野，就在这个前途莫测的特殊时期，他仍有心投石问路，写给宋美龄的信竟显出少有的感情冲动：“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之才华容德恋恋不能忘，但不知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这就难怪了，宋美龄对外界盛传的大姐宋蔼龄的暗中保媒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说法嗤之以鼻，她曾对秘书张紫葛说：“这项婚姻自始至终是我自己做主，与我阿姐何干？”从宋美龄崇拜英雄的感情逻辑来看，她的话显然要比某些传记作家的话更具可信度。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撇开各取所需的政治因素不谈，世俗的评判席从未亮出过高分。蒋介石是典型的登徒子，早年出入秦楼楚馆，流连花街柳巷，患过杨梅大疮，早早地就丧失掉生育能力，然而他手中握有重权，即等于拥有最烈性的春药，又怎么可能改变寡人好色的本性？他与宋美龄结婚初期，私生活确实颇为检点，颇为收敛，可后来（1941年）随着陈洁如归国，蒋介石旧情复发，与之重续前缘。宋美龄察觉苗头不对，自然怒不可遏，将蒋介石臭骂一顿，然后打点行李飞往新大陆，待足半年多，才好不容易消了气。在此期间，蒋介石拿出了相应的补救措施，将陈洁如打发到远离内陆的香港，让她独自守着窗儿，咀嚼黄昏，消磨余生。但此举并不表明猫儿从此茹素，不再偷腥，没过多久，蒋介石便与另一位陈小姐（党国要人陈立夫的侄女）暗渡陈仓。他常去重庆近郊的黄山中学“学外文”，实际上学的都是荒腔野板的鸟语，主要功课则是一晌偷欢。这一次，宋美龄亲自出马，将蒋介石和陈小姐捉双在床。发火？泼醋？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不是她的风格，她高傲，自尊，因此再次选择了远远的回避，去巴西那个热情之邦抚平心灵的创伤。问题的关键是，她不可能选择离婚，因为，一方面她从小就是标准的基督教徒，将婚姻视为神圣的契约，另一方面她自觉母仪天下，有极强的责任感，不能说撂挑子就撂挑子，令天下人侧目而视。宋美龄晚年曾对张紫葛说：“我年轻时候有点重感情，多次接触爱情。自从进入政治生活，就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放在第一位，再也不曾想到别的了。”尽管也有一些江湖版本说宋美龄曾经红杏出墙，与刘纪文藕断丝连，与吴国桢暗通款曲，玩弄空军飞行员，实际上都是无稽之谈。宋美龄有洁癖，对她来说，偷情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倒并非说她从未有过这样的闪念和冲动。她曾向张紫葛坦承道：“我绝不是说，我成了神，我超脱了生物本能。譬如说，我拥抱飞行员、亲吻他们时，也常有本能的快感，甚至闪过性的冲动，但也只是一闪罢了，这是自然的嘛。你不知道，胡说八道攻击我的还多啦！可是，我一概不理。我照我认定的做人标准，勇往直前。我对我自己的行动负责，绝不掩饰，绝不赖帐，更不偷偷摸摸！”她的这番表白是可信的，以她从小所接受的原汁原味的美国教育，为人行事要远比青帮出身的蒋介石更坦率光明。
通常情况下，两个教养程度相差甚远、生活习性也完全不同的人做夫妻，婚姻很难圆满。蒋介石、宋美龄二人，一土一洋，一俗一雅，一冷一热，一恶一善，本不般配，然而他们却达成了高度的互补，其婚姻不只是夫唱妇随、夫贵妻荣那么简单，其中还有互相的欣赏和彼此的默契，因此尽管有过不和谐音，也曾亮过两三次红灯，大体上却可算成功。当然，上帝不欲使人完美，宋美龄也自有宋美龄的遗憾，她一生享有权力和财富所带来的无限荣耀，却膝下荒凉，不曾享有一个女人理应享有的最基本的人生幸福。试想，一个母仪天下的女人，自己居然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在天伦之乐方面缺失了一大块，这绝对不是一个小小的遗憾。而这一遗憾无疑是她心目中的超级强人和盖世英雄蒋介石所赐。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一时间人心惶惶，战云密布，宋美龄不惧凶险，排除阻挠，只身飞赴西北虎穴，上演一出“美人救英雄”的壮剧，赢得世人广泛的尊敬。大众钦佩她的胆量之余，也终于明白，她与蒋介石同死生，共患难，光有勇气，没有爱情是绝对讲不通的。相比而言，蒋介石对宋美龄的爱情颇有保留，他从大陆溃退到台湾后，沿袭古代帝王的传统路数，着意培养蒋经国，将大位传子不传妻，这多少有点令对总裁权杖志在必得的宋美龄怫然不乐。由此亦可见出，婚姻是一码事，政治则是另一码事，夫妻爱终归敌不过骨肉情。有人说，宋美龄是一个“香蕉型”的中国人，事实上并不尽然。从她择偶的标准和对待婚姻的态度即可看出她骨子里同样恪守着东方传统，甚至比她二姐宋庆龄更传统。她所接受的西方教育相当完备，可她对于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的精神却并未照单全收。在政治上，她看好精英治国，强人掌权，所以她选择了主张家天下的大独裁主蒋介石做她的夫君，并殚精竭虑经营这桩“中西合璧”的婚姻，使之颠扑不破，尽管有时难免显得心劳日拙，但总体而言还算是博得了一个双赢的局面。
起初，作为国母，作为蒋介石的形象代言人，宋美龄并未接近权力中枢，她只能用间接的方式对蒋介石施加影响。1934年2月，宋美龄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有人讽刺道，这是一场滑稽可笑的政治秀，是由于她的洁癖发作了，嫌“家”里脏、乱、差，于是，这位管家婆对吐痰、喝白酒、穿奇装异服这些事儿都肯操心费神去管。宋庆龄对小妹热衷的“新生活运动”自一开始就不以为然，她的批评切中肯綮：“新生活运动对人民毫无裨益。因此，我建议取消这个迂腐的运动……现在需要的是革命的人生观，而不是夫子之道。”小妹冒热气，二姐泼冷水，冒热气的选错了开张的日子，泼冷水的却是看清了严峻的现实。
宋美龄全面施展自己的魅力和才能是在抗战时期，她作为中国对外宣传的“总播音员”，以铁的事实和雄辩的语言揭露和谴责日本侵略军种种灭绝人道的兽行，批评美国政府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纵容政策：“请告诉我，西方各国坐视着这样的残杀和破坏，噤无一词，是不是可以算作讲求人道，注重品德，尊尚仁义，信仰耶稣文明的胜利征象呢？再则，现在第一等强国，袖手旁观，好像震慑于日本的暴力，不敢出一语相诋评，是不是可以看作国际道德、耶稣道德或所谓西方优美道德堕落的先声呢？”如此义正辞严，自然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反省和关注。值得称道的是，1941年她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此后远赴太平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各大城市巡回演讲，争取美国政府的援助和美国人民的同情，最终创立由美国退役飞行员作为龙骨的“飞虎队”，在中国战场上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她也因此被誉为“空军之母”。当年，飞虎将军陈纳德竭忠效命，即颇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意思。作为“隐形的外交部长”，宋美龄长袖善舞，1942年2月4日，她陪蒋介石出访印度，拜会了圣雄甘地。1942年11月，宋美龄大展“夫人外交”的魅力，飞往美国求取援助，成为罗斯福总统“最可爱的贵宾”，登上美国国会讲坛，用她南方口音的英语演讲征服了参、众两院，赢得了长达四分钟之久的热烈掌声。她这次美国之行为饱经战火、危如累卵的中国争取到了最大限度的经济援助和道义支持，她也因此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被评选为全美国最受景仰的十大女性之一。1943年7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参加英、美、中三方首脑高峰会晤的开罗会议，她的美丽、温和、机智和谈吐风趣给倨傲的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承认宋美龄是他最欣赏的少数女性之一。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开罗宣言》使中国取得了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为后来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常任理事国资格铺平了道路。应该说，这是中华民国的外交胜利，也是宋美龄的外交胜利。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宋美龄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冒着极大的风险携带补给品奔赴前线慰劳浴血鏖战的将士，“军服绑腿，步履矫健”，先后到河南兰封慰问桂永清的第二十七军，到河南富金山慰问宋希濂的第七十一军，到江西九江万家岭慰问吴奇伟的第四军。在上海前线，宋美龄的座车被炸弹掀翻，致使她颅内受到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