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12-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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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西方清算美好的中国形象，从经济与政治两个领域开始。经济领域的核心事件是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政治领域的核心事件是六十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
　　六十年代初那场饥荒的消息当时就传到西方，相应的报道除了在美国外，其他地方很少引起注意。当时正值西方的中国形象“好转”的时候，有关中国的反面消息，大多令人将信将疑。而且很快就有人出面证明，相关报道夸大了事实，像费利克斯·格林或埃德加·斯诺这样的名人都声明，在中国自然灾害的确存在，但没有人挨饿。这场灾荒恰好成为红色中国政权的合理性与优越性的注脚。政府有效组织的救灾活动使大灾之年没有饥民！随着六十年代后期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逐渐确立，关于那场饥荒的不幸消息，也就被掩盖淡忘了。1976年5月，著名的《世界观察》杂志发表了伦敦夫妇的长文《另一个中国》，令人震惊。该文第一部分：“饥饿：三面死亡红旗”，通过来自中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接受采访者的口述，证明1960～1962年间确实存在着可怕的饥荒，而且这场饥荒在中国不仅被人为地造成，又被人为地掩盖。文章开篇道：“中国那些漂亮的开放性城市和富裕的专供人参观的公社制造了一个安逸平静的假相，在这个假相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混乱不堪的国家。”这个国家“饥荒大行其道”，“乞丐从北方流向南方”，“三年之内有五千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造成的疾病”。不仅这种灾难是事实，造成这种灾难的是乌托邦式“大跃进”政策，也是事实。三年灾害，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狂热的三面红旗，实际上是“三面死亡红旗”〔6〕。伦敦夫妇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反思西方的中国研究的问题，称“我们怎样才能了解中国？”为什么总误解，为什么总是受蒙蔽，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伦敦夫妇说西方的中国研究患了“精神分裂症”：“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时候总是歧路重重，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类似于精神分裂的时刻，事实上，在上面两篇文章中我们已经开始描绘一个被阴影笼罩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与另外一个阳光普照的中国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这个描绘的过程本身也像是精神分裂。这两种形象是如此强烈地不可融合……”
　　伦敦夫妇此文发表，正值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又一次转折的关口。他们希望从此以后，西方的中国形象避免精神分裂，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分析判断上。首先，眼见并不为实，其次，所有的资料必须经过对证、分析……西方拆解美好的中国形象，多从经济政治两方面入手。饥荒证据解构了“巨大的物质进步成就”的神话，“文化大革命”的暴露又解构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质朴”的神话。从七十年代末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一直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最重要的主题。它开始于七十年代后期西方对左翼思潮的反思与中国打倒“四人帮”后对“文化大革命”的控诉，结束于1989年。“文化大革命”似乎被另一个更“骇人听闻的事件”取代了。
　　1980年，三位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两度来到中国参观、工作，并且热情赞美过“文化大革命”的法国知识分子，联合出版了他们的著作《重返中国》〔7〕。在这部书里，他们想检讨第一次旅行是如何被“中国幻象”与法国的左翼思潮“蒙蔽”的，揭示“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真相”。中国并不像西方想象的那样是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工人、农民在矿井田头、广场公园可以广泛地讨论国家大事，他们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组织监督自己的政府……实际上这都不是真的。就像西方人经常看到的照片上中国人民脸上洋溢的幸福与自信的表情不是真的一样。
　　布洛耶尔（Claudie　Broyelle、Jacques　Broyelle）他们的看法与伦敦夫妇相同，认为中国事物，眼见并不为实。真实的中国，令你震惊、困惑。三位法国人找到了中国社会最独特、最基本的组织单元——单位。一个红色帝国分成无数个单位，由一条红线串起，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组织体系。单位不仅组织人民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控制人民的生活。它为员工提供住房甚至家具，决定每一个人的食品供应、婚姻与迁移。没有“单位”的同意，你不能旅行，不能迁居，也不能定居，不能结婚，结婚之后不能生孩子，生孩子也不能使孩子受教育……三位法国人描述的“真实的中国”，令人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卡夫卡笔下可怕怪诞的世界。“真实”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它显得竟是像虚构一样！
　　在西方人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近十亿人在疯狂的个人崇拜鼓动下爆发了一阵持久的歇斯底里式的破坏症，千年文明遗产毁于一炬，千百万人生命碾作泥泞，革命过后，偌大的国家在物质与精神上都荒芜一片。英国电视系列专题片《龙心》（The
　　Heart　of　Dragon）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文革”的“破坏”行为，在西方广为流传。现代传媒的影像冲击力是巨大的，而且同类节目远不止此一部，电影《末代皇帝》最后的镜头结束在可怕的“文革”场景，给人留下深远的想象空间。另外，还有历史学家、汉学家的研究，新闻报道与文学艺术作品，如罗杰·嘉赛德（Roger
　　Garside）的《复活：毛后的中国》、郑念的《上海生与死》、梁恒夫妇的《革命之子》，都有广泛的影响。
　　对于西方人来说，发生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与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是同一个中国，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些人的事，无法分别开来。麦克拉斯在总结八十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时指出，尽管总体来说是肯定的，但“文革”的阴影始终无法摆脱〔8〕。实际上麦克拉斯过分乐观地估计了八十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文化大革命”对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恶劣影响是滞后的，主要发生在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八十年代西方有关中国最畅销的书、最流行的故事，不是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而是刚过去的“文革”。他们关注与想象的中国，是“文革”与后“文革”的中国。即使是正面形象，也多以对经历过“文革”巨大苦难的中国的同情为背景。
　　中国开放了，“长城”与“竹帘”似乎都被拆除，1986年，英国著名的游记作家考林·萨布伦（Colin
　　Thubron）开始了他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中国行。他说：“五年前，要进入这个国家还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今天，几乎整个国家都可以让旅行者自行深入其中。超过两百五十个城市和地区突然开放，穿梭其间的火车、轮船和汽车，为你提供了各种消失于这片未开化的土地上的方式……”〔9〕萨布伦所说的“未开化”具有多重含义，包括未被发现的、半野蛮的神秘丑陋的内容等。他的游记《大墙之内》出版于1987年，成为一时的畅销书，BBC广播电台曾经连播过整部游记。这是又一部从书名到内容都无甚新奇的畅销书。再者，格莱姆·佩克（Graham
　　Peck）写过《穿过中国的大墙》（Through　China's　Wall；　1940），斯塔奇的那部游记就叫《大墙之内的国土》。此外西方以大墙（长城）为名写中国的书，就笔者所知，至少还有十种之多，《大墙之内》的内容，也并无新奇之处，至多只是在写作风格上更富于文学色彩。《大墙之内》之所以畅销，完全是因为它代表着并满足于西方当时大众对中国的想象，一个试图挣脱“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但又陷入新的混乱，一个不断变革但又永远无法摆脱其噩梦般历史与种族宿命的国家。
　　如果我们还记得像波伏娃的《长征》、麦克兰妮的《无远而不可及》或莱斯的《中国阴影》等著作一开始对自己的中国想象背景的追述，我们就知道萨布伦的“创造”恰在于他无所创造地熟练运用了某种游记的写作惯例。他说自己孩童时代的中国想象就是“充满矛盾和扭曲的”。一方面是充满朦胧芳香与秀色的异国情调，另一面是可怕的中国暴行。但不管怎样，“中国人毕竟是些发育迟缓、皮肤焦黄、彼此相像的民族。众多的人口使得他们每一个人都麻木无个性。他们甚至不能是完全的人”。如果这只是萨布伦在来中国之前从西方获得的关于中国的离奇并充满蔑视与恶意的想象，尚可以理解，那么不可理解的是，萨布伦在中国现实中旅行的见闻，恰恰不是在否定或修改他的想象，而且进一步证明他的想象，开放的中国使他可以进入中国各个地方，接触各种人，这是当年抱怨竹帘或铁幕的西方旅行者所难以期望的。他走访了北京、上海、广州这类城市，到过胡同、饭馆、澡堂、商店，接触过男女老少各类人等。对他来说，中国人不是毫无个性的洪水般浓雾般的肉团一样的人群，就是丑陋刻板、面无表情或面有饥色、体格疲弱扭曲的个人：他们穿着白衬衣、黑裤子来来往往。所有的人都长得同一个模样，拥有一个身份和一种意志。
　　萨布伦看到的中国的人群，依旧是吉兰看到的蓝蚂蚁与美国大兵在朝鲜战场看到的黄色大潮。他的旅行不是去发现中国的新内容，而是重复证明西方关于中国的旧想象。中国人或者是可能酿成“黄祸”的麻木冷漠、毫无个性的千人一面的人群，所谓“十亿不可理喻的人民”，或者就是面黄肌瘦、形容丑陋的个人。
　　萨布伦说中国人带着历史的宿命生活，而萨布伦自己，则带着历史的成见旅行。他1986年在中国的所有见闻，似乎都在努力证实1786年、1886年英国人乃至整个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想象。那是一个未开化的、残忍的、混乱的国家，一个没有个性甚至没有多少人性的冷漠麻木、堕落贪婪的民族。那里随时随地都发生着可怕而离奇的事。到北京，他便想到帝国的权威、神秘与恐怖，到上海，他又感到某种对大英帝国昔日辉煌的怀恋之情和朦胧的负疚感。广州也是一个西方人熟悉的城市。当年十三行的洋人们在西方散布的种种关于“中国佬”的陋习怪俗，牢牢地刻在萨布伦的记忆中，选择并组织他在广州的“见闻”。他津津有味地描述广州人吞蛇食鼠，烹猫炖狗。他说：“在广州城的美食中，凡是可食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反映了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对待其周围环境时冷酷无情。每种动物身体的每个部分——猪肠猪肚，山猫的乳房，整只的竹鼠及蝾螈——皆被当作佳肴美味送进嘴里……在这里，几乎每种动物都处于被吃的危险之中。”
　　《大墙之内》之所以成为畅销书，得力于它满足了西方传统中关于中国的各种想象，从十八世纪的专制帝国，十九世纪的可笑的中国佬与“黄祸”到二十世纪的“红祸”、“文化大革命”，也得力于萨布伦出色的文学才华。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整整十年之后来到中国，最大的希望是搜寻这“十亿不可理喻的人民”对人类历史上惊人的苦难——“文化大革命”的记忆。所以他每到一处，每遇到一个人，谈话的内容都是“文化大革命”。但令他失望的是，许多人已经淡忘，或者态度超然；有些人表现激愤，却因为缺乏必要的反思而显得浅薄狂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