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秘闻-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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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办事处，邓趁机结束了东方经济研究所，房子家具都交给办事处使用。毛又指
示邓葆光，凡属贵重的逆产，特别是汉奸的大批珠宝，以及汉奸的工厂实物与东方
经济研究所的全部图书，尽力运往台湾，如有困难，命何龙庆、毛森帮助运走。又
指示邓葆光组织套汇走私机关。邓以责任重大推荐“东方”会计兼通运行经理担负
此任，由刘方雄负责领导。毛都同意了。毛又说，局本部的启明公司虹桥路汽车修
理厂，决定卖给物资局，已由毕高奎与局长江标说妥，但要外汇付款，江说要中央
银行总裁刘攻芸同意才行。春节后，邓葆光约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芙、业务局长林崇
镛、物资局长江标以及毛人凤四人，当面议定以4。5 万美元成交。
春节后，毛人凤秘密跑到南京，住在一家银行里，找不少的人谈话，布置工作。
不几天，一个大风之夜，保密局大楼突然失火，把大楼烧成灰烬，洪公祠1 号又一
次变成瓦砾场。这次失职罪名，落到假保密局长徐志道头上，使他无法向李宗仁交
差。不得已把假保密局的少数人带到广州。这时真保密局长毛人风与假保密局长徐
志道，已势同水火。据毛人凤派去监视假保密局长的刘镇芳逃到香港以后对邓葆光
说：“徐志道不识相，毛先生玩的假戏，他要真演；毛先生派廖宗泽向他说明真意，
他仍不肯收场，仍要假戏真唱，将来不会有好下场。”广州解放，徐志道逃到台湾，
被枪毙了。保密局的双簧戏，终以大陆全部解放而告终。
5。军统与中统的暗斗蒋介石原想组织复兴社秘密团体，复兴社下面设特务处，
再配合原来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的特务处，互相监督，便于操纵。抗战前徐思曾领
导的特务处，依靠二陈力量，在蒋管区占优势。抗战后，南京沦陷，社址转移至重
庆。戴笠的特务处，依靠枪杆子与流氓特务手段，逐渐占了上风，两大特务机关的
暗斗逐渐明朗化了。最先是从抢夺福建省政府调查室开始。戴笠的福建站长张超，
为抢夺调查室而打死中统的人，CC告到蒋介石处，蒋在办公室狠狠打了戴笠几记耳
光，命他跪在地板上，戴很久不敢起身，结果以枪毙张超了事。
1942年蒋介石和阎锡山不和，为封锁晋南到河南洛阳的通道，禁止河南人民到
山西做买卖求生。戴笠以防止人民渡河到晋南转延安为借口，保行动科长赵理君为
洛阳专区行政督察专员，严密控制从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渡口是当时南北通商
要道，赵理君是军统有名的刽子手，他以检查为名，敲诈勒索，稍不如意，打骂交
加，以后发展为不时打死人丢人黄河灭迹，中统特务多次夹在人群中渡河搞特务活
动，也被军统打死推到河里。中统有计划把这些情况拍成照片，汇报蒋介石，蒋又
是连打带骂闹了大半天，又以就地枪毙赵理君了事。而山东半岛CC的行政督察专员
陆诚，则是被军统诬为共产党而害死的。
1943年，戴笠到昆明逮捕孔祥熙的红人林世良。林利用飞机走私，陆根泉也是
这个集团成员。戴利用陆作内线破案，密报蒋介石，将林就地枪决了。等孔家知道
以后营救时，已经晚了。同年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锦坤（孔二小姐的朋友），因内
定黄金储蓄券停止兑现，郭在孔家听到消息，转告大业印刷厂老板李祖永（代印钞
票的资本家），李立即把手中买的储蓄券，大量向黄金市场抛售，造成市场混乱，
被天主教的（益世报》揭发，中统硬说是军统干的，结果郭锦坤被撤职查办，孔家
非常痛恨军统。
由于这些事实，孔祥熙联合陈果夫，向蒋汇报说戴笠利用财政部缉私署作幌子，
扩充军队，大量挪用缉私署的经费，使缉私署发不出工资等等，力保宣铁吾接任缉
私署署长。宣是戴的对头，到任后逼着戴笠借债办移交。宣成为CC向戴笠进攻的打
手。胜利后CC策动戴的另一对头李士珍出面，向蒋介石保宣为上海警察局局长。不
久孔祥熙下台，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院长，两大特务机关的暗斗，发展为孔、宋的争
夺。本来戴笠与宋子文关系较好，宋子文在金融界的大将贝淑芬、霍宝树、陈长桐，
和戴笠私交都很好。中美所成立过程中，陈长桐几乎成为戴笠的义务翻译，因此在
孔、宋暗斗中，戴笠站在宋子文一边，当时戴笠是财政部缉私署长兼货运管理局局
长，但戴笠对他的顶头上司孔祥熙却不尊重，为此，孔祥熙便联合中统向戴反扑。
中统和军统就成了孔、来两家争斗的打手。
1943年秋，戴笠到淳安视察工作。当时浙江缉私处长赵世瑞，发现杭州来的二
艘商船满载私货，内中夹带大批钞票，商船持有中统局的证明文件，戴笠发现之后
如获至宝，把钞票用飞机运往重庆，经中央银行检查，确认是伪币。押运员只知道
钞票是中统上海负责人命他运到后方买货运回上海的，钞票来源不详，只知领钞票
的地点。经过长时间调查，仍无法核实。后来通过杜月笙通济公司负责人徐采永查
明，原来上海中华书局代中央银行印刷钞票的铜版，在上海沦陷前，运往香港中华
书局保存。香港沦陷后，铜版被日本特务拿到上海仿印，印的钞票交中统的地下特
务偷运后方，抢购物资外运。戴笠把这件事汇报给蒋介石，蒋大怒之下，撤销了徐
恩曾中统局长职务，中统自此一蹶不振。
1945年4 月，戴笠正为宋子文上台而高兴时，突然在宋主持的行政院会议上，
CC策动一项提案，通过撤销财政部货运管理局的决议。宋向戴解释，这是陈果夫的
离间计，我们不能上当，决议一定要执行。因此货运管理局决定5 月撤销，到8 月
胜利时撤销完毕。
1945年8 月抗战胜利后，戴笠在浙江淳安听说第三战区顾祝同准备到上海搞接
收，又听说CC策动中央警校教育长李士珍出面向蒋介石保荐宣铁吾为上海警察局长，
立即飞回重庆向蒋保荐汤恩伯部队，将其空运上海，成立第三方面军，负责上海接
收，以抵制顾祝同。以汤的武装对付宣铁吾的警察局就不在话下了。但是，宣铁吾
依靠CC作后台，并不甘心屈服，利用打击汉奸李泽向戴反扑，宣逮捕了戴笠包庇的
李泽，并以汉奸罪判刑，给戴难看。戴笠死后，郑介民上台，比较随和，但宣对军
统有成见，双方斗争不停。不久，中统揭发郑的经济科长张亚民搞敲诈勒索，被枪
决，接着郑也垮了台。这是戴笠死后，军统与中统斗争的余波。
特工秘闻
复兴社的缘起
康泽
酝酿期的情况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形势的发展，震撼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基
础，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运动。
国民党反动派各地的省市党部讪围，人员被殴打。同年 10 月底和11月初，爱国
学生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宣战。蒋介石利用蔡元
培这块老招牌，叫他出来应付学生，蔡也被打了。蒋介石到他的国民政府去，也
被请愿的学生包围，不能脱身，逼得没有办法了，才出来对学生讲话。他急中生
智，装腔作势地满口抗日，说马上发枪给学生，要学生受军训，把孝陵卫马牧集
的营房腾出来给学生住，叫学生到那里去报到，总算用这个办法解了围。但，这
是一时的欺骗应付，稳定不了整个动荡的形势。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他不得不把
屠刀暂时放下——把“剿匪”的军事行动停止下来，把反共的口号收藏起来。我
那时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的“剿匪”宣传大队第一大队长，也跟着这
形势结束了。
这时的蒋介石，坐在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上感到惶惶不安，处心积虑，苦心焦
思。当然他所考虑的不是怎样去抗日，而是想搞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加强他的
国家机器，实行更凶恶的统治，把已经动摇了的政权再巩固下来。他想学习、运用
苏联对反革命作斗争的组织形式——“格柏乌”（政治保卫局）来为他的反革命目
的服务。但他有一个特点，即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不直接命令他的爪牙照他的意思去
办，而用冷酷骂人的方式，逼着他们揣度他的心理，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这
次就是这样。大概在这一年（1931）的M 月初，他在南京召集了贺衷寒、桂永清、
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戴笠和我约十来个人（邓文仪那时是蒋的
侍从秘书，每次开会，都是他担任记录）开会。在会上，开头是他讲话，装出很难
过的样子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
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
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
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他讲完之后，没
有要到会的人发言，这些人也不知说什么好。他讲完了，会就散了。会虽散了，而
事情还只是刚露一点头，以后怎么办呢？第二天贺衷寒就把我们这些“不中用”的
学生约到他的家里去谈。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老头子（蒋介石）对时局感到很困难，
我们要体会老头子的意思。怎样体会他的意思，怎样采取具体的行动，说来说去，
还是个无头案。过了两三天，蒋介石又召集这些人去开会，又把上次讲过的话，原
样重复一遍，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减少什么，又是有“会”无“议”地他讲完了
就散会了。贺衷寒又把这些人约到他家里再谈，这次才谈出来了一点头绪，就是大
家都认为“要组织起来”。三四天之后，蒋介石第三次叫这些人去开会，讲的还是
前两次的那些话，不同的是在最后加重语气地骂：“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你们这
些又不中用！”这时贺衷寒立起，如丧考比，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然很困难，
只要我们能团结（这是根据在他家里谈的‘要组织起来’的意思说的），还是有办
法的。”这时蒋介石感到这些“不中用”的学生，还是有点用，有点门道，就一面
骂，一面顺水推舟地再往下逼，并露出了自己的一点点意图说：“你们怎样能团结
得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要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我想：我们要有像
苏联的那种‘格柏乌’的组织就好了。我们今天的力量是够的。”这时，我也立起
来说：“就我所知，苏联的‘格柏乌’是它政府的一部分，是挑选最忠实最干练的
党员去组织的，在各地还受它的党的监督。”蒋介石不再骂了，只是叮嘱了一句：
“你们慢慢地去研究吧。”就结束了这次的会。于是贺家的第三次座谈开始了，研
究怎样组织起来。大家对用什么名称、用什么政治纲领、用什么组织原则几个问题，
广泛地交换了意见，没有产生具体的东西。以后又连续开过几次会，还是没有结果。
不久（1931年12月），蒋介石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