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11-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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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任之参与大计虽较迟，而反对帝制之运动则为滇省之急先锋也。”〔58〕
陶菊隐说唐继尧交蔡锷带出的只是“三千羸师”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蔡锷率领的护国军出发时带了与平时两个月一样的军饷给养费。1916年2月21日、29日，3月24日，6月7日，蔡锷一再致电唐继尧，要求补充弹药、兵员。从6月7日电中“迭电哀恳，究未照办”一语可见，蔡锷此举并未得到唐的回应〔59〕。蔡锷称自己率领的所有入川军队，“每月粮饷需五十万左右。出发以来，仅发火食公费，亦非廿万不办。滇军出发时，携饷不足两月，早经用罄，就地筹借，亦经罗掘一空。前月哀恳滇、黔，仅解到十七万，杯水车薪，立即告匮。如再无饷接济，将成饿殍。万望吾师于各属华侨，赶为设法，以解倒悬”〔60〕。这是他1916年5月3日写给梁启超的信，应是实情。6月28日，蔡锷在给梁启超电中也说：“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火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61〕
从蔡锷给梁启超的函电看来，当时蔡锷军队的处境确实极为困难。但要说蔡锷在前线曾多次请求增援，唐继尧总是空言搪塞，没有及时、充足接济饷械及时增兵，却无虚言，没有补充过一兵一钱一械却与事实不合，至少有过上面提及的十七万。虽然杯水车薪，却也不能说唐继尧对护国之举完全不尽力。为了筹集经费，唐曾将全省的教育经费完全提用，要求中等以上学校一律以延长假期的方式暂时停办。由此使得公务人员只得领取少数伙食费，欠薪年余未清，甚至敬节、养老各会及体仁善堂等慈善机关都得暂时关门。
“大云南”思想
袁世凯死后，战事结束，云南的援军却陆续向四川出动。7月19日，蔡锷致电唐继尧等责以大义：
所最宜注意者，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昵所劫持，实为公私两济。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陋，实未解命意所在。近则已与川军启冲突于宁远矣。若竟徇某君等之一意孤行，必至败坏不可收拾，将何以善其后？
梁启超在签注中说，当蔡锷与大敌相持于川南时，“望滇中援军如望岁，呼吁声嘶，莫之或应。袁倒闭后，而滇中北伐大军，乃日日出发。读者读此电，试作何感想？”〔62〕
蔡锷哪里知道赢得护国首义美名的唐继尧，却抱有“大云南”的思想，想把四川也变成自己的地盘，造成一种“大云南的势力”（当时四川就有人说“滇军抱侵略主义”）。有人说，蔡、唐本来志同道合、相处无间，之所以始合终弃，是因为蔡锷困于大洲驿时，多次电唐希望接济械弹，唐无以应，不免怨愤。加上唐新编军队向四川出发，蔡锷认为唐有余力，所以责以“事急坐视危亡，战停何又增兵？”不过，充其量这也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已。
蔡锷病故，唐继尧曾写过两副挽联，其中之一是：
攻错似曾左，交谊似雷陈，为国家患难相依，竟惨类扼吭，问年只等周公瑾；
发愤如祖刘，代将如郭李，倘时局纷纭多事，恐难鸣孤掌，何处重逢钟子期！
唐以重重叠叠的典故表达了对失去蔡锷的悲伤和痛苦。但据说唐最忌讳有人在他面前称誉蔡锷，言谈之间，“深以蔡死为幸”。这虽无确证，但唐在蔡锷死后成为“大云南”军阀却是事实。当唐在云南盛时，每次出门必乘黄轿，护兵如云，仪仗俨然，冠盖蔽日，其作为已与蔡锷迥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身为军人的唐有才气，能画兰赋诗，自命不凡，留学日本时曾自称“东大陆主人”，刻有水晶图章，常见于他的诗、画册中。因此，他在云南办的大学也叫“东陆大学”。他因护国之役而得名，野心膨胀，做起了“大云南”之梦，盘踞西南近十年，多次对外用兵，且不愿屈居孙中山之下，两次拒就广州护法军政府的元帅、副元帅。
唐对蔡锷的感情很复杂也不假，“生前畏其得军心，死后又恶其名之益彰”。他曾在昆明南门外自勒纪功碑，大书“会泽唐公再造共和纪念碑”。有人建议建蔡祠，纪念蔡锷，唐不能拒绝。等祠堂落成，人们发现“褊小无隙地”，私下无不认为是唐授意所为。
四、“为国民争人格”
“锷一介武夫，未谙政治，国务重任，非所敢承。”
1916年1月4日，蔡锷已开赴四川前线，黄兴在写给别人的信中说：“蔡君松坡赴滇首难，邻省响应。……蔡君军事优长，亦负众望，指挥如意，所可断言。”对蔡锷评价很高。对于个人进退、权位，蔡锷从不萦怀，什么总理也好、都督也好，他其实都不放在心上。
1912年7月30日，黄远生在《陆总理演说后之政界》中报道，陆征祥组阁受阻后，有提宋教仁，有提黎元洪，“又议以蔡锷君为总理者，此亦旧年已有之文章也。此中内情，据一政客告我，谓实有莫大妙用在。盖蔡君系统一共和党人，而其所主张，又颇与共和党接近，提出蔡君，既足以联同盟及统一共和党为一气，又令共和党无从反对，而蔡君之在云南，种种方面人，多不愿意，而不能直言。故莫如用阳推阴倒之术以去之，而统一共和党暨一般迷信蔡君者，乃有拍掌欢笑以为适如我心焉”〔63〕。
如果说当时局势诡谲，有人提名蔡锷为内阁总理只是把他当作复杂政争中的一个棋子的话，那么梁启超推荐蔡锷组阁却是认真的（不过袁世凯没有同意）。1913年6月中旬，梁曾致电蔡锷：“总理一席，人望在君，时事艰难，何不来京一行，共商大政。”〔64〕对此蔡锷明确表示：“锷一介武夫，未谙政治，国务重任，非所敢承。”〔65〕梁、蔡关系的密切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师生之间无话不谈，此时蔡锷没有必要惺惺作态〔66〕。蔡锷的兴趣和抱负不在做大官，不在享受荣华富贵，而在于军事教育，在于练兵抵御外敌入侵。
1913年下半年，就在蔡锷离开云南前夕，其同乡、时为内阁总理的熊希龄提名他回故乡任都督，袁世凯表面上同意了，但段祺瑞、段芝贵等北洋将领心中却不满。他们尽管没有公开反对，却只是坚决主张向湖南派兵。而蔡锷进京以后，袁氏却再也不提起此事，仿佛没有承诺过一般。不过蔡锷也从未对此表示不满。
“军人不党”论
自辛亥革命以来，蔡锷曾经以通电形式公开发表不少政见，对当时的时局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政见前后也有些变化，但作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坚决支持民国这一立场从未动摇过。蔡锷认为，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不是种族革命。早在1911年11月蔡锷就提出“中华民国政府急宜建设”，定国名为“中华国”，定国体为“民主国体”，定国旗为“赤帜，心用白色中字”，“建设次第，由军政时代进于约法时代，递进而为民主宪政时代”。他不赞成联邦制，主张“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民权”〔67〕。
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蔡锷致电孙中山等提出破除省界，破除党见，唯才是举，变革要稳健、渐进等三点主张。１月２６日，他致电孙中山等，坚决反对君主国体，无论满人还是汉人为君主。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袁世凯称帝，他何以第一个起兵反对。
蔡锷认为，结社自由是文明国家的通例，政党是“结合关于政治上抱同一主义而进行者也”。所以他自己参与组织了共和统一党，主张务实、稳健，以国家为前提，“陈义不求过高，着眼务求远大”，先求国家的平等、自由，再求人民的平等、自由，先国权，后人权。2月29日，他还致电章太炎、张謇、熊希龄、黎元洪、谭延辏У龋Ｍ退橇献橹桓鑫冉∏抗痰恼常敖枰约喽秸傅脊瘛薄�68〕。
袁世凯上台后，蔡锷提出应组织政党内阁，其他政党在旁边监督。1912年6月28日，鉴于当时政党林立、党同伐异，各派意见纷歧、水火不容，他主张解散各党，另外结合政见相同的分子组织健全的政党，并愿意先自取消共和统一党。
蔡锷认为，我国省制幅员太广，应该缩小行政区域。他主张建造强固有力的政府，尊重中国特别的历史、民情、习惯等，不要照搬外国的模式。深感军人任意干涉政治的危险，他对军人入党深为隐忧，首倡军人不入党论，且自己身体力行，谢绝参加“共和建设讨论会”。宋教仁合并六党、组织国民党（共和统一党也在其中）时，他再次宣告脱党。此后他大力倡导军人不入党，并反对军人结社。他认为，政见不同如果以武力为后盾，很可能破坏和平，推倒内阁也太容易。他读法国革命史时发现，从拿破仑到第三共和，宪法变化了十九次，主要就是因为没有宪法之前先有了党。所以，他说，政党基于宪法，是“运用及维持宪法之物，宪法不可由政党所造而成之”（当然，他没能做到始终不介入党派，当梁启超邀请他为进步党名誉理事时，他没有拒绝）。
从1911年至1913年进京前，蔡锷用通电形式大量发表政见。1915年12月25日云南举义以后在他列名的檄文、通电、布告中也表达了一些政改意见，主要是要求铲除帝制、重建共和。如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绝于中国；建设名副其实的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划定中央地方权限，使各省自由发展；发挥民权政治的精神，实行代议制度；采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等（他当年是反对联邦制的，这一点不知是否是他所同意的）。
飘然引退
当护国战争临近结束时，蔡锷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功成身退，决不食言。1916年5月7日，他致电唐继尧等：“至弟个人私愿，俟大局略定，决拟退休。非谓遁世，实病势日增，非疗治不可也。”〔69〕5月26日，他在家书中也说：“而大局稍定，争权夺利者，必蜂拥以出。予素厌见此等伤心惨目之情状，不如及早避去之为得。一俟局势略定，即当抽身隐退，或避居林泉，或游海外。”〔70〕这是私人信件，可信性是最强的，显然是他真实想法的自然流露。
6月2日，蔡锷致电贵州都督刘显世等：“惟弟久抱从事实业之志，大局略定，拟即投身矿业，不闻政事。而近月以来，所最感触者，吾国军事教育太觉缺乏，若与外竞，绝无幸理。将来能于军事教育界尺寸之地以自效，亦所甚愿，他则非所乐闻。”〔71〕
6月9日，袁死黎继，蔡锷致电北京各部院及各省，“锷锋镝余生，无意问世，且夙疴未痊，亟待疗养。拟俟本军部署稍定，即行解甲归休，遂我初服”〔72〕。
6月14日，蔡锷致电张敬尧，表示自己“素愿已偿，更有何求？终身为一太平百姓可耳”。同时说，如果林林种种的伟人志士都能致力于实业界，“毋令争名利于朝，则国强民富可操券也”〔73〕。
6月21日，蔡锷致电梁启超：“对于国事，除万不得已外，拟不发表何种政见。”〔74〕虽然第二天，他还是提出自己对时局的一系列看法：暂用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