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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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后台湾社会的种种矛盾，终于酿成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发生。2月27日，台湾省专卖局缉私人员和警察在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马茶坊”附近查缉私烟时，蛮横地用枪管将女烟贩林江迈打得头破血流，并且打死了一名围观的市民。在场民众愤怒地围住警察局和宪兵队，要求严惩凶手。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2月28日，更多的民众围攻了专卖局。下午四五百名民众拥向行政公署请愿，卫兵公然开枪射击，打死打伤几名民众。事后，陈仪宣布实行戒严。军警巡逻市区，打死不少民众。台北民众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全岛各市县民众自发地起来响应。人们冲击警察局和专卖局等部门，袭击和捣毁军用仓库。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阻止正常交通运输、烧毁公营机构、释放在狱犯，以及盲目殴打外省人的暴力事件。3月2日，台北民众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后来其他县市也成立了分会。3月7日，处理委员会提出“三十二条要求”，比较全面反映了当时台湾各界民众有关民主与地方自治的愿望，代表了运动的基本要求。但由于处理委员会成员比较复杂，致使政治目标不断提高，甚至要求接管长官公署、无条件释放战犯等，成为当局实行镇压的借口。南京国民党政府接到陈仪关于事件的报告后，认定是“台湾乱民暴动”，决定派出军队镇压。3月8日、9日，宪兵第四团和整编二十一师先后在基隆登陆，进驻台北，并与台湾南部地区的军警队联合，开始大规模镇压和搜捕。“处理委员会”被当作非法组织遭到解散，被列为“叛乱首要人犯”者都被逮捕或处死。4月24日，国民党政府下令把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为台湾省政府，由魏道明接替陈仪担任首任台湾省主席。
在二·二八事件中，许多台湾知名人士和大批民众被杀，死亡人数至少有几千人。同时，也有许多外省人在暴力事件和后来的镇压中丧生。从此，台湾政治长期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台湾人民与国民党当局之间、台湾籍与外省籍人群之间的矛盾与隔阂长期存在。“山河虽复旦，依旧泪绵绵。”（吴浊流《自题亚细亚的孤儿》诗句）光复后的台湾，并没有出现人民所期望的愿景。二·二八事件给台湾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创伤，至今仍未能完全愈合。
二·二八事件刚发生时，《民报》的陈主笔写了一篇关于事件的社论，请吴浊流阅后发表意见。吴浊流很谨慎地看完，表示内容适当。他还坦白地说，二·二八事件是个不幸的事件，任何人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不能迫害外省同胞。呼吁人们作为一个国民，不能忘记国家利益而轻举妄动，这是报纸的义务。
事件期间，吴浊流的学生余君劝他参加“处理委员会”，吴浊流表示自己不懂政治而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认为，人各有专长。但是光复后的本省人，几乎人人都想当政治家，这实在是很糟的一件事。至于现在的这个“处理委员会”就是这种情形的缩影，很多甚至连政治的政字都不知道的爱出风头者以及虚伪的投机分子混入了其中。对于有些人挑拨离间本省人和外省人关系的言论，吴浊流很不赞同，他认为，这次事件“只不过是兄弟之间的一种打架而已”。
国民党当局在镇压二·二八事件的行动中，将新闻界作为一大打击对象。其中《民报》被封，社长林茂生被枪毙，陈主笔则因逃避逮捕而躲在上海长达两年。
《民报》停刊，吴浊流又告失业。一时找不到新的职业，终日无所事事，因此在一股忧国忧民的激情的驱动下，他不顾白色恐怖中文字狱大兴、一言不慎即遭杀身之祸的现实，仅二十来天即写成一本随笔《黎明前的台湾》。这部作品从侧面反省了二·二八事件，同时也探讨了经历这一重大事件后的台湾的前途和命运、台湾青年应该努力的方向等严肃问题。在书中他希望台湾青年不要因二·二八事件感到灰心，而要看清自己的前途所在。他指出，台湾青年“应打破偏狭的地域观念，向祖国发展才对。如果固执地域观念，便容易使人惟我独尊而变成排外性”，“青年们该摒弃（地域观念）这种落伍的思想，与祖国优秀青年携手协力，为新时代的建设而努力”。他号召台湾青年去“担当新中国建设重任”，去“开拓广大的我中国处女地”。
1947年8月，吴浊流进入台湾省政府社会处任科员。在社会处工作期间，一位台北师范的校友来找他，说其弟想竞选“国大代表”，请吴浊流帮助。吴浊流了解到其弟也是从重庆归来，在省政府物资局当副局长，但是无党派人士，为人较为清廉。此人还在二·二八事件中，积极为被捕者奔走，救出了不少人。因此，吴浊流决定助一臂之力。十来天之间，他四处奔走，发动自己的亲戚、朋友、同窗、校友等等拉票投票，结果那位校友之弟还是以数千票之差落选。所谓“国大代表”，台湾省的名额只有十九人，而且候选人几乎都是国民党员，无党派人士即使能够选上，也只是大河里的一粟，毫无作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吴浊流自此不再对任何政治选举感兴趣，对任何选举都不再投票。他抱定决心，只要“宪法”未被完全遵行，他便不再投自己的一票。在社会处工作期间，他还创作了中篇小说《波茨坦科长》。
1948年3月，吴浊流进入大同工业职业学校任训导主任。就职的原因是，大同公司的董事长林挺生看了吴浊流的《黎明前的台湾》一书后，对吴浊流提倡学习科学技术、发展工业生产的观点深有同感，因此邀请他到公司开办的这所学校工作。吴浊流经过考虑后，觉得大同工职学校教员比省政府社会处科员的工作更有意义，便离开仅呆了七个月的社会处，重新开始了教书生涯。
大同工职学校的教师大多由大同公司的职员兼任，约有三十多人，专职教师包括吴浊流在内才有五人。因为大同公司提供所有学习和生活费用，而且每届只招收四十名学生，所以入学考试竞争很激烈，录取的学生都很优秀。专职和兼职教师大都有很好的知识和专业背景，是台湾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大家怀着培养未来的技术人才、建设新台湾的理想和热忱，相处十分融洽。学校每月举行一次教职员恳亲会，会上大家都意气风发，或畅所欲言，或高歌豪饮，夜阑方休。吴浊流在这种气氛中深受感染。他颇有得天才英才而教之的感觉，认为这是自己梦寐以求的职业。他内心重又燃起当年的热情，再次以全部的心血献身于教育事业。他和学生们一起住在学校，每天和学生一起晨跑。由于年纪已四十八九了，跑不了全程，所以采取折衷办法，出发时跟着学生跑，回来则步行。他还应校方要求，为学校创作了校歌，其中有“四百余州秀山河，天然宝藏盖世多”和“黄帝子孙智谋多，追究真理共切蹉，二千年前筑长城，隋造运河令人惊”等歌颂祖国和抒发中华民族自豪感的歌词。
吴浊流任教大同工职学校之时，台湾的通货膨胀速度加剧，出书必遭亏损，因此他迟迟不敢出版新作。进学校两个月后，学校的十位同事慷慨解囊，为他凑足经费出版了小说《波茨坦科长》。出乎他意料的是，小说于1948年5月出版后大受好评，十分畅销。某日，他碰到一位熟人，对方说，读了他的《波茨坦科长》后，感到很害怕，因担心惹祸，所以看完后把书烧了。吴浊流听了感叹不已。
随着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统治逐渐崩溃，国民党当局决定撤退台湾。为此，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委。国民党当局将在大陆实行过的白色恐怖移植到台湾，同时大量物资和人员涌入台湾，也为台湾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变数。大同公司因业务紧缩而裁员，吴浊流便于1949年3月改任机器工业同业公会专员。第二年，他当了公会的财务组长；第四年起，担任专门委员。
在台湾社会风云变幻之际，吴浊流的家庭也发生了一件大事。1951年，他七岁的三子于老家新埔镇巨埔里溺死，年过半百的吴浊流又一次经受了丧子的沉重打击。
第十一节 创办《台湾文艺》与吴浊流文学奖
吴浊流在机器工业同业公会呆了十六年之久，一直到1965年退休。他的工作很清闲，每天多半是看报纸过日子。他不清楚公司为什么要聘他当专门委员，他自嘲自己是无专门的专门委员。在公会里他无法发挥自己的专长，因此他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用于文学创作。1956年，日本的一二三书房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此外，他还发表了一些文艺随笔。
1957年，《亚细亚的孤儿》在日本由广场书房再版，改名为《被弄歪了的岛》。同年，他到日本旅行六个星期。早在日本投降前的1945年5月，他曾写过一篇散文《日本应往何处去》，希望日本从侵略战争的失败中“能真正地觉醒”。而这次日本之行，他看到因朝鲜战争而发了大财的日本出现了经济复苏的景象，日本国民能在各自岗位上专心致志地工作，颇为羡慕。在日本他还见到了老朋友工藤先生，并在他家住了一个星期。工藤鼓励他继续写作，吴浊流表示创作已“渐入穷巷”，想寻求突破。工藤要求他朝写人物的方向努力。他悟出这正是自己的小说创作所欠缺的方面。工藤还送给他四部世界文学名著。从日本回台后，他将工藤送给自己的书每部都读了两三遍，这一下读出了兴趣，便接连读了五六十部世界文学名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也是此时读的。他读这些名著时，才理解工藤先生送他书的意思，当是认为他读书太少，需要补课。读了这些书，他还觉得自己很有必要掌握英文，因此报名上了一个英文讲习班。然而，才就读五天，他突然咯血。于是学英文与对文学名著的系统阅读不得不中止。
那是1959年，他初次出现咯血，但不久即止。翌年，咯血复现，也是很快即止。1961年，他第三次咯血，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每天早晨他的痰里都带着血丝。台大医院诊断为肺结核，但治疗了一年，未有任何效果。至1962年12月，突然出现大咯血，每隔三四个小时，便有大量的血喷出。用了多种止血剂也止不住。两天时间，咯了八次血。吴浊流认为已死劫难逃。他不由得回顾自己的人生，觉得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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