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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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Jauss）正是在哲学解释学的影响下，创立了接受美学。伽达默尔将作者边缘化、否认作者意图与本文意义的确定性的理论，遭到了美国文论家赫施（E。D。Hirsch）等人的反驳。赫施认为作者的原意对于作品的解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作品中有作者的本意存在，而且这一本意是确定的和惟一性的。赫施承认对同一文本存在不同的理解，但这种与作者本意不相符的理解是文本的“衍义”而不是“意义”。所谓“衍义”，是那些在流传过程中与阅读者发生关系而生成的意义，这些意义包括给文本附加的意义。由于阅读者的不同，“衍义”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而“词语的意义是人们通过特定的语言符号的顺序所表达的意思，也就是那些语言符号所能传达的（共享的）意思。”［美］赫施：《解释的有效性》；转引自〔美〕却尔（P。D。Juhl）：《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中译本（吴启之、顾洪洁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6月初版，第12页。
“意义”是作者通过文本本身所要表达的意思，这个意思不会因为阅读者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从文学创作的实际经验来考察，我们认为，文本或作者的主观意图构成着作品的意义或意义的主要来源。解释者由于各自的成见而对作品形成不同的理解，如同鲁迅所说，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初版，第145页。一部《亚细亚的孤儿》，也是有人看见反抗，有人却看见“惶惑”和“凄绝的茫然”；有人看见“孤儿意识”的克服和向祖国的回归，有人却看见“孤儿下落不明”和“台独”……然而对作品的众说纷纭并不能抹除作者主观意图即文本原始意义在形成文本中的关键性作用，也无法否认这种原始意义的有迹可循。对《亚细亚的孤儿》的解释尽管可以歧见百出，但符合作者原意的解释只能是一种。在《亚细亚的孤儿》被台湾某些论者引为“台独”意识形态历史资源的情况下，寻找与辨明这部小说的原意显然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
关于《亚细亚的孤儿》结尾的理解，本书作者在本章中早已亮出了观点。实际上，本书作者的理解与上文提及的大陆学者以及陈映真、吕正惠和陈昭瑛等台湾学者并无大异。然而，也许持这一理解的学者们大都没有想到会有另一种面目全非的解读出现，因此基本不为自己对此细节的理解作进一步的阐释。我们认为，在纷争已经出现的情况下，这一阐释的必要性已充分显现。
“小说的结尾，胡太明偷渡大陆，投身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的抗日战争之中”。诚然，本书作者这样的理解包含着海德格尔所说的“先结构”和伽达默尔所说的“成见”。海德格尔指出，解释奠基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先行掌握”之中，一切解释都活动在这一“先结构”之中。所谓“先结构”，是指解释者作为此在被一定的历史、文化所先行规定、先行定义的特性；理解者在理解前的经验、习惯为其接受新事物确立了参照系。海德格尔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先行具有、先行看见及先行把握构成了筹划的何所向。意义就是这个筹划的何所向，从筹划的何所向方面出发，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得到领会。”［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12月初版，第184、185页。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在理解前的“前理解”，在解释前的“前结构”，构成了“意义”；从“意义”出发，人们才理解了所欲理解的东西。（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人们需要理解的不是“意义”，而是存在者和存在。意义是“某某东西”的可领悟性的栖身之所。）然而，语文学解释属于科学认识的范围，科学论证不得把它本应该为之提供根据的东西设为前提。因此，处于“先结构”之中的人类的解释似乎是一种“循环论证”，这就是早在海德格尔之前在西方就被提出的“解释学循环”。“解释学循环”就这样宿命性地决定人们的理解和阐释活动总是无可避免的不完善、总是有缺憾的吗？海德格尔认为并非如此。尽管“解释学循环”无可避免，但这一循环也包藏着最源始的认识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所谓“正确的方式”，就是“不要先认错了进行解释所需要的本质条件，这样才能够满足解释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12月初版，第187、188页。而怎样才能不先认错解释所需的条件呢？他认为解释者要始终不让先行具有、先行看见与先行把握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解释的任务始终是从事情本身出来清理先有、先见与先行把握，从而保障课题的科学性。
伽达默尔则认为，人们就处身于“解释学循环”之中，这是人的存在特性之一，而无需寻求一个“正确的方式”进入。伽达默尔认为，解释总是涉及一种本文对解释者提出问题的关系，理解本文也就是理解这个问题。在解释的过程中，“问”与“答”的双方（理解与被理解者）的视界（“成见”带给每个人、每个文本的规定性和开放性）相互交融，真理就在这“视界融合”中彰显，真理的彰显之处就是两个视界融合产生的“第三视界”。这“第三视界”也就是一种“效果历史”。伽达默尔认为，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身与他者的统一体，表现为一种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历史之真实与被理解的历史的真实同时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解释学就必须要在理解本文时彰显历史的有效性。这样的一种历史就是“效果历史”。“效果历史”不仅是理解和解释所要追求达到的“第三视界”，而且每一个理解者（解释者）也都是“效果历史”的产物。伽达默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否认了作者（被理解者）原意的确定性，因为在理解过程中已经加入了理解者的主观意识即“成见”。
我们认为，伽达默尔的这种认识并不全面。其理论实际上认为真正的历史是不可知的，作者（被理解者）的原意是不可知的，这是一种相对主义与真理不可知论的形而上学，他的“视界融合”所彰显的“真理”，不过是一种主观真理，而非客观真理。真理的发现诚然需要经过主观的认识与实践，但真理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也是客观存在的，客观真理与客观历史并不以主观的意志为转移。人类已认识与掌握的相对真理，并不能否定绝对真理的存在。“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转引自高哲、温元著、贾建梅主编：《马克思恩格斯要论精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8月初版，第82页。“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转引自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4月初版，1983年2月第3次印刷，第218页。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并未过时。我们既要承认已认识的真理是相对真理，也要承认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互相渗透与互相转化的可能性；既要承认已理解的历史是“效果历史”，也要承认“效果历史”与客观历史的互为条件。这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是无止境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互相转化、“效果历史”与客观历史的互为条件，只能在不断的前进运动中解决。这是因为，“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仅在外部受限制的而且认识上也受限制的各个人身上的实际存在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是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德］恩格斯：《反杜林论》；转引自高哲、温元著、贾建梅主编：《马克思恩格斯要论精选》，同①，第81页。
正如伽达默尔的“成见”说所指出，人们的解释活动，人们对每一个文本，对文本中的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句子的理解，都不可避免地带着先入为主之见。然而，我们之所以不能赞同伽达默尔关于作者意图无法确认、要“把作者之心抛在后面”的结论，是因为这一结论并未反映出文本诞生的真实过程。就像海德格尔所说，解释学的“循环也包藏着最源始的认识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在文本面前，理解者的处境无论是位于海德格尔所认为的人需要“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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