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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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目前最要紧的事是物价安定，其中只要安定米价，街头的叹息会减去九成五……
再者，警政的统一也很要紧，有警察大队，有法院警察，有专卖局警察，有铁路警察，有水上警察，因它的命令系统不一致，机关与机关容易发生磨擦。尤其让有收入的机关拥（有）警察权是不妥的事。如果野心家做了那个机关首长，他就能无限制地强化警方，藉此隐饰劣行，干犯法纪，无往不利。
政府现在奖励人民检举，虽有好处也有坏处，往往得不偿失，因社会的人并非全都是君子，为报私怨说不定有不择手段的。
三百年间以殖民地的地位被榨取的结果，患了政治缺乏症，以为政治家都是很了不起的，于是阿狗阿猫都争着想做政治家。……
为今之计，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台湾目前的政治家病治好？……曾被（日本殖民者）动员的青年应早些丢掉薪水阶级的劣根性而从事生产事业，否则战时那种“跛脚状态”便不免要持续下去。
本省人则忘记理想和目标，只会吵或发牢骚，别人如果不发号施令，一直站在那里踏脚。这里有殖民地的性格，也有它的幼稚和依赖性。男人如此，女人更厉害。吴浊流：《黎明前的台湾》，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69、73、74、78、90、105—108、112、113、116页。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作者对二·二八事件持一种冷静和理性的态度。他对国民党当局和台湾民众都各有微词。他批评当局政治上的缺乏诚意和低效无能，也批评一些“本省人”过于热衷政治，忘记了理想和目标——建设包括台湾在内的新中国。作者在书中谈到一则报载的新闻：台南工学院因为接收工厂，与当地人发生纠纷。作者评论说，学校的教室或实验室，都没有什么利益可言。而当地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强词夺理，阻扰接收的工作，真是可恶之至！更可怪的是本省参议员、参政员、国大代表诸公对此怎么保持沉默？”作者还发问：“本省人是不是只想自己的利益而忘记国家的前途呢？”吴浊流：《黎明前的台湾》，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89页。作者对迅速了结二·二八事件使台湾社会阶级与族群之间加剧的对峙，治愈事件给台湾社会带来的严重创伤，开出了如下药方：
应打破偏狭的地域观念，向祖国发展才对。如果固执地域观念，便容易使人唯我独尊而变成排外性，这样是不能成为大人物的。青年们该摈弃这种落伍的思想，与祖国优秀青年携手协力，为新时代的建设而努力。
说什么外省人啦，做愚蠢的争吵时，世界文化一点儿也不等我们，照原来的快速度前进着。因此，我们与其呶呶不休于那些无聊的事，还不如设法使台湾成为乌托邦。比方掉了东西，谁都不会检去；不关窗户而眠，小偷也不会进来，吃了生鱼片也不会有霍乱、伤寒之虞；在停车场没有警察维持秩序，大家也很规矩地上下车；没有人会弄脏公共厕所；做任何事都不会受别人监视；走什么地方都不会受警察责备；写任何文章都不会被禁止出售；攻击谁都不会遭暗算；耸耸肩走路也没有人会说坏话……这样努力建设身心宽裕而自由的台湾就是住在台湾的人的任务，从这一点说来，是不分外省人或本省人的。同①，第95、118、119页。
读完《黎明前的台湾》，我们不难发现，是二·二八事件促发了这本随笔的写作。而作者的写作动机，是想以自己的思考帮助台湾社会摆脱恐怖和迷茫的气氛。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笔者特别希望青年男女和学生们能够读读本书，不过读了也并不是就能有得救的感觉，但笔者倒以为或许能减少些目前的叹息吧。”吴浊流：《黎明前的台湾》，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68页。国民党当局对二·二八事件的残酷镇压使许多当初欢呼抗战胜利回归祖国的台湾同胞感到极大的失望和挫折，在台湾社会再次陷入迷惘和民族认同危机的时刻，作者怀着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感，既循循善诱、娓娓而谈，也慷慨激昂、大声疾呼，积极申张民族大义，大胆指陈当局施政得失，力图拨开密布于台湾同胞尤其是台湾青年心头的浓雾乌云。《黎明前的台湾》所涌动的热爱和建设新中国的激情，正是《亚细亚的孤儿》重建文化身份与民族认同这一主题的延续。我们读《黎明前的台湾》，耳边似乎不时回响《亚细亚的孤儿》中曾导师对胡太明所说的话：“我们为建设中国而牺牲的热情，并不落人之后啊！”“建设中国的路程是非常遥远的，决不可轻浮急躁。你只要看扬子江，那滔滔的长流，它的流速多么惊人，我们也必须具有这种大河流的胸怀。”“只有实际的行动才能救中国。”……
《黎明前的台湾》以其建设新中国的主题而汇入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叙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研究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西方学者发现，文学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具有紧密的关系。一方面，现代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支配着文学的进程，把“民族性”和“民族语言”这些浪漫主义的概念引进文学领域成为明确的“民族文学”；另一方面，通过创造“民族印刷媒介”——报纸和小说，文学参与了民族基础的构造。大陆学者近几年来也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在建构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有的学者认为，随着西方民族主义话语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民族国家的话语成为中国现代的核心话语，关于民族国家的叙事成为中国现代最主要的叙事，“民族解放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主题贯彻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始终，构成了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内容，同时也规范着中国现代文学的表述”。旷新年：《民族国家的文学》；转引自韩毓海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初版，第71页。“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以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成为了现代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有关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于是居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地位。中国现代文学所隐含的一个最基本的想象，就是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以及对于中华民族未来历史——建立一个富强的现代化的、‘新中国’的梦想。”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学评论》杂志，2003年第1期。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陆士谔《新中国》、刘锷《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蔡元培《新年梦》等晚清小说不仅包含了对于“新中国”的梦想，而且用高度概括的方式构造和突出了“中国”这一现代时空体。闻一多《长城下之哀歌》《我是中国人》和《七子之歌》、何其芳《解释自己》《新中国的梦想》、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张爱玲《中国的日夜》和穆旦《赞美》等诗篇，或聚焦了对“新中国”的想象，或抒发了对民族苦难的忧愤与对中国的热爱。确实，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一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在追求相一致，中国近现代文学对新中国的想象之热切、激情之澎湃是空前的。现代文学史上不仅出现了如《少年中国》《新中国》这样命名的刊物，而且现代作家们对新中国的焦灼渴望感人肺腑，令人热血沸腾。梁启超的散文《少年中国说》即借老年人与少年人的对比，抒发了自己对新中国的美好想象与热烈向往：“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中国现代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的作品中想象和建构新中国的形象，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入侵与西方先进科学所反衬的古老国度的积贫积弱，惊醒了国人天朝大国的旧梦，残酷的现实与西方先进科技所带来的印刷媒体的发达，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救亡与启蒙意识，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共时性想象”。而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即“新中国”，是民族救亡的最终目标，也是民族启蒙的必由之路。
《黎明前的台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叙事在台湾新文学中的延续，这部随笔所洋溢的建设新中国的激情，表现了作者吴浊流将自己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奋斗与追求之中的自觉，也再次印证了吴浊流鲜明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立场。
然而，《黎明前的台湾》中的一些论点也不无可商榷之处。比如作者批评台湾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政治热忱，是患了“大头病”、“政治家病”、“政治缺乏症”，是“阿狗阿猫都争着想做政治家”。他呼吁学者教授应埋头于本专业的科学研究，青年学生应立志为建设新中国读书和学习本领，而不是从事政治活动，“放弃钻石而换取玻璃”。如果是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中，这些批评和呼吁的合理性无庸置疑。然而，作者写作这本随笔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却突显出这些批评和呼吁的不合时宜与迂腐。
1947年的中国，国共两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正在展开决定中国命运的生死大搏斗，大陆战场炮火隆隆，硝烟弥漫。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使其民心丧尽，国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空前高涨，罢工、罢市、罢课和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正一步步走向最后的崩溃。历史也注定了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无法摆脱其腐败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代表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真实面目逐渐清晰。光复后的台湾面临着许多棘手的政治和经济难题。国民党当局所面对的是他们所陌生的经过日本五十年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众，新来的官员们对于台湾民众受到日本影响的观念和习性感到格格不入，简单地斥之为“奴化”的表现，他们往往以胜利者、统治者的骄慢姿态出现。在政治上当局不敢或无意启用台湾本地的人才，仅依赖从大陆调来的官员和少数从大陆回台的“半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集全省行政、司法、立法和军事大权于一身，是一种独裁专制的统治模式；由于统治人手不足，又不敢放手使用本地人，却留用了七千多名日本官吏和警察。在接收和处理日产方面，日本垄断企业被国民党政府体制下的“国家资本”所接收，成为官僚资本。这些资产几乎垄断了台湾产业、金融、贸易、交通等各个领域。官方拥有的公有地占台湾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当局还成立贸易局和专卖局，独揽内外贸易和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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