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战俘手记 作者:张泽石-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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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眼睛模糊了：春天，春天，如果在我眼前晃动的不是带刺的铁丝网和黑色的枪口，而是绿树、鲜花，如果这梦幻似的歌声是来自鲜花丛中，该多么好！
歌声突然中断了，那位小合唱的指挥者看见了我们的队伍，向我们跑过来，站在铁丝网跟前用带有东北口音的中国话喊：“志愿军战友们好！朝中人民是一家！金日成、毛泽东万岁！”
我们的队伍停了下来，难友们抬起了头。我激动地回喊：“人民军女战友们好！毛泽东、金日成万岁！”正喊着，冷不防背上挨了一枪托，一声怒骂响在我耳边：“ＧＯＤＤＡＭＮ！ＤＯＮＯＴＳＴＯＰ！ＤＯＮＯＴＬＯＯＫＡＲＯＵＮＤ！“（混蛋，不许停留！不许东张西望！）这使我冷静下来，使我更痛切地意识到自己的囚徒身份！
搜身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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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押送到挂有“第１０号战俘收容所”牌子的营门口就停了下来。接着，两旁的美国卫兵开始了对我们的“搜身比赛”。他们狂呼着一拥而上，搜索每一样值钱的东西：钢笔、手表、打火机……每当有人搜到一样东西就发出一声欢乐的怪叫。我原以为自己藏得很好的瑞士ＧＹＭＡ怀表可以免遭劫难，也被一个大胡子美军在我裤档里找到了，他摸到以后得意地怪笑着，硬把我的裤子全部扯了下来，拿着怀表对别的美军高喊“ＧＹＭＡ”！炫耀他的“胜利”。
那只怀表本是我父亲送我的珍贵纪念品。１９４８年我从清华大学到解放区跨过封锁线时，曾用同样的办法使它免被国民党士兵搜走。这次却没有躲过更为狡猾贪婪的美国兵。
经过这次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我们被赶进了第１０号集中营。我们列队进入一个帐篷，完成每个人的入营登记。在“战俘登记卡”上除了写明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所在部队番号、军衔、职务、健康状况等等之外，在卡片的顶上还有一个要求战俘本人必须记住的战俘编号。
我的编号是７３００３０。
然后由一些从战俘中选任的工作人员各领５０名新来的战俘到一个空帐篷里住下来。同时，扔给我们每人一床旧军毯，一身美军士兵替换下来的旧军衣，上面打印有“Ｐ．Ｗ．”（战俘）的字样，拿走了我们的志愿军军装。从此，我们就正式开始了集中营内的战俘生涯。
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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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疲惫不堪地躺在潮湿的草垫子上，思考着下一步行动计划时，进来了一位胖胖的战俘操着四川口音问：“你们哪个会写英文？要会，就来参加填写登记卡片工作，我们人手不够。”帐篷里无人响应，我慢慢地举起手，他高兴地向我招手，我们一直走出帐篷。
我们坐在一条田埂上，手里扯着脚下那些因修建集中营而荒芜了的田里的杂草，慢慢地交谈起来。
开始我们只是互相试探，交换了各自的简单情况。当他知道我也是四川人、大学生、宣传队员等等情况后，显然在感情上比较亲近了。于是，他告诉我他名叫方向前，四川人，从中学志愿参军，在部队当文化教员，被俘较早。因为会些英文，一直在这个集中营的“卡片登记科”工作。
在我请求下，他介绍了不少情况：这个集中营主要是接收从前方新下来的志愿军战俘，进行登记、分类、编队后，即送往巨济岛战俘营长住，只有登记卡片的工作人员、炊事班、清扫队继续留下来。另外在这个集中营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小集中营，叫“Ｇ－２”，是美军情报部门设置的专门审讯战俘、收集情报的地方，受审人员也是流动的。管理这个集中营的美军上尉叫泰勒。看起来为人还和善。他手下有个美军少尉负责后勤供应。负责营内管理的有一个大队部，从大队长、翻译，到文书、卫生员、通讯员等都由战俘担任。大队下面有中队和小队，都设有中队长、小队长。只有大队长是由美军上尉任命的，其余工作人员全由大队长挑选。
最后他说：“你就到卡片登记科来工作吧！这样至少可以不出苦工，可以吃饱饭。”我问：“怎么当个普通战俘连饭都吃不饱？”他苦笑了一下说：“这里每天吃两餐，每餐只有大半碗大麦米饭，饿不死也吃不饱。”
“担任工作的战俘不是应该和美军士兵同等待遇么？”
“你听谁说的？”
“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的呀！”
“我们这里从没有听说过。”
“你们怎么能吃饱饭呢？”
“美军上尉规定我们工作人员吃饭直接由伙房送来，一般都比普通战俘多点，这就算是报酬吧！”
我想：我必须首先熟悉环境，摸清敌我友情况，再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既然在“卡片登记科”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便同意了方向前的推荐，和他一起干上了登记工作。
几天以后，我确定他是一个敦厚正直的爱国青年，便发展他参加了爱国主义小组。
朝鲜战友崔成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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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因感冒发烧到营内的医务室去看病。给我看病的是个很精干的黄种人，年龄不过３０岁，穿着白大褂。我以为是美方雇佣的华侨大夫。但等我刚坐在他旁边，他举起大拇指用很蹩脚的中国话问：“你的，蒋介石的这个？”
我惊讶地看着他，没回答。
他又问：“那么，毛泽东的这个？”
我环顾一下周围，用英语问他：“你会说英语吗？”
他高兴了，使劲点点头说：“当然！”便用英语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反问他是不是劳动党员？怎么来这里当医生？
他笑了，说：“我是人民军军医，去年被俘的，我一直在给中国难友们看病。但凡是找我看病的我都要进行考试，如果你说蒋介石好，我就不给你好药！”
他的神情是那么天真。我也不禁笑了，说：“你不怕我去向泰勒上尉告密？”
他摇摇头说：“我看你不像坏蛋，你一说英语我就更可以肯定了。你们志愿军会说英语的只有大学生，而大学生是不会当叛徒的！”
“你的这个推理并不可靠。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你的同志，你的兄弟！”
他激动地站起来，紧紧地拥抱着我，在我耳边低声说：“我是劳动党员，你是共产党员吧！”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我们拥抱得更紧了！看到旁边的病人奇怪地看我们，他冷静下来，放开我仔细地为我诊断了病情，给了药，又用英语跟我约定晚饭后在医务室见面，有要事相商。
晚饭后，我走进医务室，只有他单独在那里等我，桌上还摆着打开了的水果罐头。他一见我又赶上前和我热烈拥抱，把我按到他自己坐的椅子上，把罐头移到我前面用英语说：“我没有更好的东西招待我的好朋友，请吃吧！”
“你要先告诉我这罐头怎么来的？”我笑着说。
“这是这里管后勤的美军少尉送给我的。为了酬谢我常给他开些贵重药品拿到黑市上去卖高价赚钱。我这是帮助敌人去偷敌人的物资，多有意思！”他低声地说完爽朗地笑了。
“医生同志，我还不知道你的姓名呢！”
“哦，我叫崔成哲，毕业于平壤医科大学，中尉军医，今年２９岁。你呢？”于是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他告诉我说：“这个集中营里有志愿军的叛徒，已经把握了Ｇ－２特号的大权，正在帮助美第八军情报部拷打被审讯的难友。他们把伙房也掌握了，贪污大家本来很差的伙食。我真急死了！我看志愿军战友们太老实，叛徒们太坏！你要主动去争取泰勒上尉的信任，把这个集中营的大队部抓住。否则就太晚了！”
他抓住我的手使劲摇着说了他的上述建议，我也使劲地点了点头。
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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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我躺在炕上反复考虑崔成哲的建议：看来美军并不了解战俘内部状况，语言又不通，只得任用战俘来管理战俘，谁当上了大队长谁就掌握了这个集中营的内部控制权。最好的办法是请一位连、营干部来当大队长，我来当大队翻译协助他掌权，但目前我熟悉的连、营干部这里一个也没有。我必须自己去当这个“俘虏官”了。只是，难友们会怎么看我呢？会不会把我当成敌人的走狗呢？我最好等见到团里的首长请示之后再行动。可空等下去会不会丧失时机呢？最后，我还是下了决心立即去争当大队长。
第二天，我转到位于营门口的泰勒上尉的办公室。泰勒看起来有５０来岁，不像军人倒像个和善的老头。我尽量自然地用英语对泰勒说：“哈罗，您好！泰勒上尉。我希望能为您做些什么以减轻您的辛劳！”
体格健壮、脸色红润的泰勒抬起头来，像看见了什么怪物一样惊住了。然后摊开双手说：“怎么搞的，你是从天下掉下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在我的眼前还有一位英语说得这么好的战俘！”
“我一直在卡片登记科为您效劳，现在工作量很少了，以致我想我快要失业了。另外，我还希望最好能说说英语，以免错过一个能增强我的口语能力的机会！”
“等一等，你先坐下来告诉我你的名字，你是怎么学会英语的？你是不是在美国生活过？”泰勒问了我一连串问题。
我又把曾对布鲁克斯说过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
他把上身往后一靠说：“哦，哦，你想有一个练习英语的机会，你肯定会有的，只要你在我手下！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翻译官了！不，等一等，对了，现在这一批战俘过几天就要送往对面战俘营在那里等待去巨济岛了。你立即为我建立一个新的大队部，你来当大队长。”
我故作为难状说：“大队长！我担心我干不下来。我从来只执行军官们的命令，还没有指挥过别人呢！”
泰勒不屑地一摆手说：“有我呢，谁要敢不服从你，我会给他点颜色看看的！”
“那我就试试看吧，如果不行，还是只当你的翻译算了！”
我谦虚地说。
“不，你一定行！”
“我尽力而为吧！”于是，我戴上了大队长的袖标，真的当上了这第１０收容所内最大的“俘虏官”。
当天，我就找了方向前担任我的大队文书，并请他替我物色了管理员、卫生员、翻译员等等，组成了大队部。在第一次大队部会议上，我宣布了“根据泰勒上尉指示”必须遵守的两条规定：
（１）不得打架骂人。大家都是中国人，要讲同胞兄弟的团结互助。
（２）不得搞贪污，搞特殊，要和大家同甘共苦。
随后，我又请管总务的美军少尉布朗领我前去“视察”伙房、清扫队。我请少尉做指示，少尉强调了饭要做好，卫生要搞好。我在翻译时则趁机补充了上述两条规定，并明确说违反规定者将立即解除工作，送往巨济岛去。
在用这种策略建立了我的权威之后，就等于建立起了一个核心。这要求我首先深入了解我周围难友们的政治态度，精神面貌，但又不能暴露自己。该怎么做呢？想来想去，想出了个好主意。
方向前为我挑选的通讯员小刘，卫生员小夏，管理员小李都是四川小鬼，只有原来就在清扫队担任翻译的曹友是湖北人，是个“老”战俘。
据方向前介绍，曹友脑子受过伤，有些疯疯癫癫的，这首先引起了我的警惕。于是每天晚饭后我开始给几个小鬼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