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9-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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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最后飞来一场更荒诞的灾祸，它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它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面：
这无论如何是难以置信的。那些结谷子的地方如今长满了弹头！
小说就在这样荒诞的场面中结束了。这时候我们被带进了一个更惊险的隐喻之中，既然稻谷变成了弹头，战争也就变成了生存。在这种惊险的隐喻里面，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一九九八年第五期）
这一次，战争不再是回忆，而是直接进入情节之中。主人公的官阶从“排长”提升成了“营长”（到后来的《首战告捷》里主人公就更是晋升为“将军”了）。
北伐战争与《老兵》中的战争有了很不同的意义。至少，小说主人公黄营长是主动地选择了战争。黄营长出生于大户人家，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母亲的入教而有机会与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进行密切的精神交流（从这时候开始，一个将在薛忆沩的《天涯》小说中重复出现的人物“意大利传教士”也开始出现了）。黄营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此白教士向他解释的西方精神文明更加激发了他的精神气质，这在环绕着他的腐败的物质文明环境中是难得的机缘：
他们相处的愉快来自十六世纪以来科学的巨大成就。白教士津津乐道地向黄营长解释的各种各样的科学原理令黄营长兴奋不已。他好像又回到了那激动人心的北京。源源不断的知识与逻辑使黄营长的理想得到更精心的保存。虽然黄营长从来也没有清楚地知道过自己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盲目的理想主义使黄营长冲动地选择了战争，他预先当然没有认识到战争有可能会埋葬他的理想。一年以后他带着部队攻打到一座小桥跟前。带着对历史决定论的滑稽模仿，小说称这座小桥即将成为“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而几年之前，黄营长曾经与他的一位同学在这座小桥上进行过一系列的精神交流：
他们刚刚从北京大学毕业，深受新文化的影响。他们几乎每天都到小桥上去散步。他们俯在小桥的护栏上讨论西方的历史和东方的未来。但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脚下的这座小桥五年以后又将被东方的历史光顾，成为历史新的转折点。
这座小桥象征着他们放弃东方的物质文明而向往西方的精神文明，与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文人们所敢于承认的冲突正好相反。黄营长在自己整天与朋友们搓麻将的父亲身上概括出了东方精神的中断或衰落，而她的母亲则开始接纳西方文明中连续保持下来的精神传统。
小说最具讽刺意味的情节是黄营长最终遭受了来自东方物质文明的打击。首先是他的英勇进军被争抢功劳的上级阻止，接着是他心目中“美”的化身——他的妻子被长工阿虎强奸。阿虎是黄营长亲自用新文化教育过并入了教的“下人”。但可能正是这种进步的教育诱发了他造反的觉醒。这戏弄着“理性”的打击令黄营长选择了死亡，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历史的偶然走进了他必然的归宿。
《两个人的车站》（一九九九年第三期）
在这篇小说里，最早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两个人称：“我”和“你”，或者一对最古老的人生关系。黑暗中的电话两端，越过未知的时空，神秘的“你”对也许是错误的“我”发出伤感的呼吁，要求对最隐秘的回忆的唤醒。小说一开始，薛忆沩就语气激动地写下了一些用语言学的术语构成的突如其来的哲思。
如果不嫌简化的话，《两个人的车站》的主题就是人生的相遇。
犹太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在著作《我与你》中写道：“‘你’与我相遇，我步入与‘你’的直接关系里。”人生的相遇是多么罕见而困难的事情！这种奇迹的发生靠的不是“缘分”，缘分过于被动，也太物质化。当薛忆沩写到“一个年轻的中国人”约了他童年时代的邻居在“巴黎北站的问讯处前”见面时，他是否在这位年轻的中国人等待的焦急中透露了自己的焦急？——“他从少年时候起就开始在等待……”但是等待的对象失约了，精神的相遇也变得模糊了。
在题为“北京”的那个部分，小说的触角伸向了十七世纪初期。接着，当一个“意大利传教士”来到庞大的中央帝国与东方文明相遇时，尽管这位传教士“在那些对他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的士大夫们的住所和心灵中出出进进。他已经不怎么记得他的故乡了，他寄回教会的报告让人怀疑他的立场”。但最后，他仍然回到了他九岁时与他热爱的天主相遇的车站。“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一直也就没有离开过欧洲。他的终点原来就是他的起点。他的彼岸原来就是他的此岸”。薛忆沩也许是想让我们感到，相遇是可以靠信仰和激情支撑起来的。
接下来是那位“英国老人”一九三七年与她在伦敦的经济政治学院的中国女同学的相遇。在“东方美人”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以后的那五十年里，英国老人与她在思念和虚构中频繁地相遇，英国老人虚构了“东方美人”五十年的生活与死亡的历史，后者却将五十年的经历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本畅销书。就在五十年后，她终于可以与她思念与虚构的对象在现实中相遇的前夜，英国老人神奇地离开了她在其中苦苦地思念和虚构着的现实。她的去世也许代表着所有相遇的一种命运。
最后，薛忆沩又忍不住写到一个东京的少女在同一场战争的背景下与一名上海美术教师的相爱。故事中东京少女发现自己虚构小说中的人物突然在真实生活中出现，她禁不住失去了理智，将身心投入虚构与真实的相遇之中，直到上海沦陷……
马丁·布伯继续写道：“凡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小说从东方与东方的“相遇”，经过两次东方与西方的“相遇”，又回到了东方与东方的“相遇”。不过这一次不再是同胞的“相遇”，而是“宿敌”的相遇。两个国家正在进行战争，而“相遇”的两个性别又是永恒的主题中千百年来一直互相角逐着的对方。薛忆沩用纯熟而轻灵的笔触掠过时空，使小说具有了哲学论文一样的张力。在小说发现的“相遇的激情”中，虚构显然占了上风。薛忆沩似乎觉得，面对浩瀚的时空和生命，只有虚构才使有限与无限有了相遇的可能。
《首战告捷》（二○○○年第五期）
情节、风格、主题如此明显的延续性使我们看到薛忆沩的小说是天然地热衷于战争和革命。但是“黄营长”和《首战告捷》中“将军”是区别于职业革命家的。他们善良、脆弱，他们对于异种文化充满了向往和同情。
在这篇小说里，一个来自“浮在水上的城市”的穿着中国绅士服装的意大利遣使会会士吸引了将军最初的兴趣。意大利人对自己信仰的价值毫不含糊，他总是“不假思索”地回答着将军的疑问。同样，这一次意大利人的传教并没有激起将军的宗教情感，却煽起了他对理想和革命的向往。也许从西方借来的“革命”理论同样给了他清新之感。
与《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一样，在《首战告捷》里，个人再一次成为历史偶然性的牺牲品。将军选择了革命，而革命欢迎他的选择。小说中的那个指挥官认为，从这一点看，“革命恰好是最人道的”。但这“最人道”却令将军的父亲心碎。他终于放弃了他的努力，他原来一直想劝说自己已经参加革命的儿子放弃冲动的向往，跟他回到富足安稳的物质生活中去。他终于决定不再跟在革命队伍后面苦苦哀求了。将军“一直目送着父亲走远，直到他的身体消失在仍然飘散着硝烟和血腥味的黄昏之中”。将军这时候正满怀革命的豪情，他认为终于摆脱了父亲的纠缠或者说终于摆脱了自己平庸的过去，是他赢得的第一场胜利。他品尝到了“首战告捷”的美味。
但是在二十年以后，当最后的胜利也排山倒海似地归属了他的选择，在略带疲惫的喜悦里，将军才突然发现他那“消失在仍然飘散着硝烟和血腥味的黄昏之中”的父亲其实永远地在时间中消失了。衣锦还乡的将军（《老兵》中也有排长战后还乡的场面）被告知父亲当年与他自己一起投身革命去了，从此没有再回来过。生活的链条突然被不可知的命运砸断。“首战告捷”的美味经过二十年的消化突然开始反胃。这难道就是革命的意义？这难道就是胜利的意义？革命的理想主义者突然被历史神秘的偶然性推进了怀疑主义的深渊。
与《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不同，《首战告捷》有一个“开放的”结尾。在叙述的终点，将军还没有做出下一步的选择。他只是“茫然地抬起头”，接着“茫然地看”了叙述者一眼。他不知道他应该“回哪里去”。不可知的历史就这样夺去了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回去”这种日常的行为遭到“形而上”的盘问，终于失去了它的目的和方向。
结局还是让读者的想象去生造吧。下面我想转向谈谈语言的问题。在薛忆沩《天涯》小说一致的风格中，语言的风格更是十分突出。可能读者读所有这四篇小说都感觉是在读从西方式的东方情调故事中翻译过来的故事，就像读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或者博尔赫斯学究式的小说。甚至情节也有典型性或似曾相识的特征。事实上，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薛忆沩《天涯》小说的语言取向，一方面，对西方句式和语汇的借用实际上暗含着一个世界的借用，就像“本体论承诺”（一种语言对一类存在的预设）暗含着一种本体论立场。往往只有通过借用的世界才能看清楚旧世界的意义，当然这“看”的过程也包含着创造的激情。另一方面，公认薛忆沩的叙述语言精致而训练有素，不过“考究”并不是表面的风格，我们更应当注意由语言的风格所构成的富有多方面张力的内涵，注意小说在极端节制的语言下所隐含的对文化与人生基本问题的体会。
培根和他的绘画
？ 郏宝雄
《国外画家译丛》再版，说明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的厚爱。现将为《培根》所写的序加以整理，作为对《培根》的推荐介绍给读者。
现代英国艺术家中最富独创性的形象画家——培根，在世界现代艺术史中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就个人而言，我并不喜欢他的那些可怕的画。
记得多年前，我还是一个艺术学生时，曾在一位颇有些名气且因其具有前卫思想而为学生所推崇的先生家里看到过培根的画。那是一本外文画册，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极其恐怖的画面，给我的感觉仿佛自己会被它乱咬或吞掉一样。对于我当时正苦心研习着每一块骨头和肌肉的生活及欢快而平和的心态而言，的确不能算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遭遇。尽管我根本没有兴趣细细观赏，却无法忘掉它们。在多年后，当我再次谋面培根的这些作品时，由不得心中一惊，这或许就是培根的魅力所在，任何人只要看过一眼就无法忘掉它。
像想了解一个鬼魅的世界一样，我想了解培根——这个古怪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