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2-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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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阙如。竹村研读后，发现其中第十九回至第二十一回几乎是全文载录了《中日议和纪略》。这份史料是中方整理的，原应藏于清廷，却不见其收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而却存于日本内阁文库（即国立公文书馆）。
按《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八第二千九百九十三号史料题为《呈递钦差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往来照会及问答节略咨文》题下注云：“又与伊藤五次会议问答节略共订为一本，内多辩论紧要语。”而关于这一“问答节略”，史料中附记称“原阙”，亦即当年李鸿章的呈文并未在档案中保存下来。
耐人寻味的是，这份重要的春帆楼官简怎么会从皇家档案中消失，两年后竟然会混入小说《说倭传》中？作者“洪兴全”究竟是什么人？后来为什么又会流入日本内阁文库？三者之间是按什么线路传递的？
早几年，骆玉明先生访日后对此发表看法。他说：“反映马关和谈艰难过程和李鸿章顽强姿态的《中日和谈纪略》很快流播外界，恐怕与李鸿章本人的某种考虑有关——至少是他那一派人的有意行为。而《说倭传》的作者‘洪兴全’虽不知为何许人，但小说的立场，除了表达甲午战争后国内日益高涨的爱国激情，也有为李鸿章辩护的意图，他多少应与李鸿章一派人有些关系。”
马关签约后，全国上下一片反对，朝廷内很多人借此弹劾李鸿章，致使他告假养疴。这份李鸿章授意整理的纪略可能根本就没有传递给上级，可能是李鸿章本人出于某种考虑未交，也可能是他的对立面拖扣没有上呈，就像当时千余名孝廉上书“宜战不宜和”，结果被裕寿田扣压一样。晚清朝廷多有这样的荒唐事，早于此的李秀成自述，曾国藩不就一拖再拖，一删再删，最后隐瞒过斗篇幅，呈上一个面目全非的整理稿了事吗？
如果原件根本没有呈交，那么条约签订两年后，只有李鸿章集团中人手中才有此材料。材料应该是先经过“洪”手，后流入日本内阁文库的。作者在《说倭传·序》中曾闪烁其词地说：“种种实事，若尽将其详而便载之，则国人必以我受敌人之贿，以扬中国之耻。若明知其实，竟舍而不登，则人或以我为畏官吏之势而效金人之缄口。呜呼，然则创说之实不亦戛戛乎其难之矣！”《中日和谈纪略》应该就是“尽将其详而便载之”的大实之事。
由李鸿章出面签订的《马关条约》是一份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作为朝廷的替罪羊，“以一身为万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1〕。在这样的背景下，抛出这份秘档，让国人知道李鸿章是如何衰年出使，竭其所能，步步为营，顽强辩论，当然也就无异替李作了洗刷和辩解。如第十九回记述二月十五日午后二点半钟谈判开始，日方读完“停战节略”后，李即发问：
李云：现在日军并未至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处，何以所拟停战条款内竟欲占据？
伊云：凡议停战，两国应均沾利益。华军以停战为有益，故我军应据此三处为质。……
李云：所据不久，三处何必让出？且三处皆系险要之地，若停战期满，议和不成，日军先已据此，岂非反客为主？
伊云：停战期满，和议已成，当即退出。
李云：中日系兄弟之邦，所开停战条款，未免陵逼太甚！
应该说，李盯住了要害，还是很有见地的。对于李鸿章在和谈中的功过，第十九回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李云：去岁满朝言路屡次参我，谓我与日本伊藤首相交好，所参甚是。今与尔议和立约，岂非交好之明证？
伊云：时势彼等不知，故参中堂。现在光景，彼已明白，必深悔当日所参之非。
李云：如此狠凶条款，签押又必受骂，奈何！
伊云：任彼胡说，如此重任彼亦担当不起。中国惟中堂一人能担此任。
李云：事后又将群起攻我。
伊云：说便宜话的人到处皆有，我之境地亦然。
平心而论，这样的对话于谈判情节无关紧要，所以放进纪略，当然意在辩解。在第二十一回中，作者甚至还以貌似客观的口气说：“按中堂订立此约，苦心孤诣，本系无可奈何之事，国人不谅苦衷，交章弹劾。”这是作者的观点，当然也可视为小说的意图。这样，“洪兴全”不顾小说的体裁、风格，硬是将《中日和谈纪略》全文公开在《说倭传》中，借以反映马关谈判的艰难过程和李鸿章的顽强姿态，用心可谓良苦矣！
其实太平天国失败已约二十年，经过甲午战争，国人痛定思痛，对太平天国中人自然产生了理解和同情。这种心情尤以两广人为甚。这时将小说闪烁含糊地署名“兴全洪子弍撰辑”，无疑增强了吸引力。
作为小说来说，用人物形象、语言、情节等来衡量，《说倭传》是失败之作；但是由于其公开了尘封的秘档，并且将其置于中日战争的背景下向国人介绍鲜为人知的神秘细节，因而颇具史料价值。
此外，《说倭传》具体地反映出在和谈中日方的盛气凌人之态，中方的无奈与尴尬之举。例如，日方要中国让出台湾：
李云：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
伊云：此系彼此定约商让之事，不论兵力到否。
李云：我不肯让，又将如何？
伊云：如所让之地必须兵力所到之地，我兵若深入山东各省，将如之何？
……
李云：赔款还请再减五千万，台湾不能相让。
伊云：如此当即遣兵至台湾。
李云：我两国比邻，不必如此决裂，总须和好。
伊云：赔款让地犹债也，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
李云：索债太狠，虽和不诚！
这当然是一场城下之盟，双方的实力背景悬殊：清兵一败再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军登陆攻占辽东及山东半岛且随时可能长驱入京。骆玉明先生说得好，这一场谈判，要“不辱”实在是不可能的。至少，人们可以想，换了别人去谈，结果又岂能更好一些？就算是在这样悬殊的背景下，按之古今中外，像伊藤这样骄横凶狠，一味索逼土地钱款，寸分不让，真是要怎么做就有什么样的歪道理，也是极其罕有的，活脱脱强盗逻辑，于斯极矣！难怪李鸿章再三叹息“太狠”、“口紧手辣”、“逼人太甚”了。
《说倭传》也从侧面真实反映了清王朝官场的衰弊和日本经变法后的强盛。中日第一次会谈时主要官员曾彼此相问年岁，当时中方李鸿章已七十三岁，而日方首相伊藤五十五岁，外相陆奥五十二岁。李鸿章感叹对手年富力强，于是产生了下面的对话：
伊云：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
李云：贵国之议院与中国之都察院等耳。
伊云：十年前曾劝撤去都察院，而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都察院多不明事务者，使在位难于办事。贵国必须将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方有转机。
应该说，伊藤所云还是切中肯綮的，只是这一席话由胜利者讲给失败者听，又多少带有一些讽刺意味。《说倭传》中有一首诗写得好：“战事如同一局棋，丧师失地亦堪悲。最怜命使求和日，应悟当前国事非。”
注释：
〔1〕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独立评论》的经理人
？ 陈 仪 任 重
众所周知，《独立评论》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流文化精英所创办、发行全国各地乃至欧、美、日、德等国家和地区的刊物，是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刊物之一。然而，对于这本刊物，世人知道的却只有胡适，而对黎昔非与胡适以及《独立评论》的关系却知之甚少。黎昔非于1932年4月应胡适之邀出任《独立评论》的经理人，直至1937年7月25日最后一期《独立评论》出版之后，于7月27日离开北平，与《独立评论》相始终，前后历时五年有余。黎昔非为此牺牲了在北大研究院的研究生学业，付出了人生中最宝贵的黄金岁月。
胡适先生曾先后创办过《努力》、《新月》、《独立评论》、《周论》等刊。其中《独立评论》存在的时间最长，发行量也最大，最多时达一万三千份。黎昔非作为胡适先生的学生，其师生关系早在1929年黎昔非转学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学系三年级时就已经建立。1931年春，黎昔非考取北京大学研究院的研究生，与转任该校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再次有了师生关系。因而胡适了解黎昔非，对他十分信任，将《独立评论》除编辑以外的一切事务都交给了他。而黎昔非也没有辜负胡适的信任与厚望，圆满完成了胡适交给的任务，从而使胡适先生对于《独立评论》的出版发行事务得以实行“无为政治”。胡适对此一再表示非常满意和感谢。《独立评论》创刊三周年时，胡适在他写的《又大一岁了》的纪念文章中说：“在这贺周岁的日子，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位忠心的看护妇。我们创办这刊物的时候，就请黎昔非先生专管发行所的事务。说也惭愧，我是实行我的无为政治的。我在这三年之中，只到过发行所一次！这三年的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
《独立评论》社有一个专门的、常设的办公机构，设在北平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号租来的一处民房里。对于一个每月出版四期，每期一万字左右，发行量经常逾万，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基本上连续正常出版五年的大型刊物来说，没有这样一个常设的办公机构是不可想象的。这里除了装有电话等必需的办公设备之外，还是工作人员住宿、用餐和昼夜值班的地方。事实上，除编辑业务在胡适家中处理之外，其他一切事务都是在这里处理完成的。这里是与胡适和其他作者，与印刷所、邮局、银行，与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读者、订户、寄售处、代派处进行联系、沟通的一个枢纽。
黎昔非从《独立评论》筹备伊始直至停刊为止，都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而且是《独立评论》社中惟一的专职“干部”，是刊物的经理人。因为胡适是将这里的全部事务交给黎昔非管理的。黎昔非是《独立评论》社除了编辑以外“包办一切”的“总管”，编辑部的运转，主要有赖于黎昔非的工作。当时《独立评论》社日常运作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胡适“每星期有一晚编辑《独立评论》”，编好之后即送至社中。胡适与黎昔非等之间“来稿送稿都有工友”。黎昔非在其《自传》中对此作了概述：“他们编好送我，我负责付印及校对，复校多由他们。印好后由我负责发行。”由此可知，胡适组稿并在家中将稿子编好之后，剩下的工作基本上就是黎昔非的了。一个星期之后，一份新出版的《独立评论》就摆在了胡适的案头并发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了。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黎昔非辗转回到家乡兴宁，做了七年的中学教师。后经闻一多介绍到昆明国立中央医药研究所史地部工作了一年多。黎昔非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除完成研究所的任务外，还利用业余时间编撰了《本草纲目之本草产地考释》三卷，并重新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