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2-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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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李国文的散文被誉为“作家学者化”的代表之一〔7〕。当然也有很多人是以讽刺的口气提到这一说法的。需要说明的是，“作家学者化”的提法并不警示我们一定要去考订李氏的学术水平究竟到了怎样的专业化程度，而是提醒我们学养对于作家之重要。在李氏散文创作中，学养固然表现得不凡，可是究其根底，学养乃是作为“表情”的一种手段和途径出现的。换句话说，“李国文体”的主旨正在于张宗刚先生指出的“借古讽今”——今，即当代之人性、文坛、政治与文学之关系等等世相，合而观之，即“著此一家，骂尽诸色”（借鲁迅语）的“当下性”。正因如此，一味挑剔其学术“硬伤”就显得严谨但不那么聪明了。章明先生指出在《粗疏与霸气》一文中李氏将司马迁与汉武帝算作同行为粗疏〔8〕，就学术层面而言，不能算是苛刻，可是他以及很多批评者都没有领会到李国文浮沉文坛数十年，亲身经历、也耳闻目睹了太多同行间无端的相轻与残酷的倾轧。这似乎是他心头一处很深的伤口。把这些芒角垒块不觉地散落在创作中是很自然的，愤激之际，也不免有“扩大化”的情形。李国文未必不清楚汉武帝与司马迁的“非同行”关系，他似是有意借题发挥，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此之谓移花接木、换影移形，恐怕是有意而为之〔9〕。
李国文以“学”／“旧学”为借镜，通向的终点乃是当代的“新知”以及其背后的人文关怀。他的杰作《唐末食人考》显然不是为了单纯的“讲史”，而是想说明：“因为具有‘正义’的堂皇理由，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作出反人类的罪行么？”〔10〕《义和拳百年祭》当然也不是借历史表达对“草根阶层”的“身份歧视”〔11〕，他想说的不外乎“一百年过去，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及其形形色色的变种，在中华大地上，难道就已经绝迹了吗？我看，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12〕。《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更是明显地划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古”，洋洋洒洒地谈王渔洋，谈《郎潜纪闻》之“长生殿”与“庄史案”的往事，第二部分就以更多篇幅谈萧也牧及其“共和国文坛第一案”了〔13〕。其“当下性”的指向是如此清晰，不容漠视，也由不得你不去陷入沉重的思索。
当然，借古讽今也不总是那么“嘴皮子痛快”，其自身被“放废”二十二年的酸楚总会不经意地兜来心头，为纵横捭阖的畅快语调涂上一抹凄惋而难堪的底色的。看他的《司马迁之死》、《解学士之死》，尤其看《李卓吾之死》谈及自己在“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里”“想到老牛怖死的一刹那，算了，我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决定当狗”〔14〕，这样“痞腔痞调”的“活命哲学”里该有怎样的悲悯和凄凉！面对这样的一幕一幕，有些批评者，你们的“宽厚和包容”又在何处呢？
再次，李氏散文所带来的巨大阅读快感不仅与其卓绝的见地、悲悯的情怀有关，而且他老辣幽默的语言功夫亦展现出磁石般的魅惑之力。这是一个很难作出具体分析的问题，因为“语感”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不经过大量的阅读即不易获得清晰的感知的。在这中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国文对于文言和口语（包括方言俗语）的重新发现，使两者都焕发出不同于已往的异彩。例如，在《耳朵的功能》里有这样一段谈耳朵在五官中所占的“便宜”：
第一，你说我听见了，我说我没听见，你查无实据；第二，你以为我没听见，其实，我耳听八方，你毫无所觉；第三，中听的我则丝丝入扣、甘之如饴地听之，还不能从我耳朵上看出我爱听；第四，不中听的则不听之，任君说破嘴，有如东风射马耳，你并不知道我其实没听〔15〕。
冷眼看，都是趣味横生的口语，但其中搀杂“中听的我则丝丝入扣、甘之如饴地听之”一类文言句式，便有拗峭之致。“任君说破嘴”一句口语，下接李白“有如东风射马耳”之诗句，便有典雅之致。两相辉映，形成很奇特的语感。在白话文章中，动辄插入若干文言词汇或文言句式本不新鲜，梁实秋、张中行、郑逸梅等先生的著作中常见，此为学养的自然流露，也为行文平添几分风趣和厚重。
与上述几位先生不同的是，李国文对于口语中的方言俗语运用调遣得出神入化，这也是他形成独特文风的重要原因之一。上引《王国维之死》文中，他形容王国维死得“油脂麻花，不干不净，搅七念三，卑微困顿”，四个词中，“油脂麻花”为北方方言，“搅七念三”为沪上方言，置之此处皆生新而灵动，韵味浓足。信手拈来，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再如《屁股的功能》里“崴泥”、“没起子”、“乍翅”等也都令人失笑醒神。《红楼非梦》则这样述说自己在难堪的困顿中阅读这部奇书的感受：
《红楼梦》，就像不沉的湖，你只要跳进去，便只有你和红楼中人溶合一起，别人休想介入的境界。此时此刻，人间的狗脸生霜，世道的客走茶凉，窗外的凄风苦雨，命运的坎坷无常，都他妈的置之度外了〔16〕。
“他妈的”三字国骂尽人皆知，但在散文随笔中则似罕见。即或有之，恐怕也不能如李先生这样一下子将硬挺的风骨、倔强的气质甚至嘴角边的冷笑都画出来的，真是妙手、妙人。
注释：
〔1〕〔2〕〔3〕〔5〕〔6〕〔13〕〔14〕〔15〕〔16〕李国文：《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103、121～130、148、10、317、182～183、270、332、130页。
〔4〕蒋寅：《金陵先生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7〕管士光：《编书人的“幸福时光”》，《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6月4日。
〔8〕《出版广角》2001年11期。
〔9〕这里需要说明，“有意为之”乃是评判“作家学者化”的基本尺度，不能让某些真正的“硬伤”如余秋雨将“致仕”解作“入仕作官”之类也引此为藉口。
〔10〕《随笔》2000年第5期。
〔11〕张宗刚：《落叶满街无人扫》语。
〔12〕李国文：《大雅村言》，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210页。
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
？ 何云波
武侠小说构建了一个独特的世界——江湖世界。江湖中人何为？上者仗义行侠、除暴安良，中者为报家仇浪迹天涯，下者纯粹只为争个天下武功第一，不惜身入魔道，视生命如草芥。一句话，都是在刀剑丛中讨生活，说得俗一点，便是杀人。
《笑傲江湖》中的魔教教主任我行有一句名言：老夫一生杀人如麻，快意恩仇。那些大魔头们视杀人为家常便饭，看哪个不顺眼就可以拎来宰掉，甚至可以拿活人的脑袋，炼“九阴白骨爪”。那些身负“血海深仇”之人，学艺寻仇，餐风露宿，忍辱负重，历尽千辛万苦，最终便是为求手刃仇敌那一刻的快感。于是乎，如果仇敌已为他人所杀，寻仇之人会茫然若失、痛心疾首。剩下来的杀人，便是名门正派之侠客，为驱除邪恶、执掌正义，正大光明之替天行道了。据说，这不仅可“快”一己之心，还可大“快”人心。
问题是，侠客自掌正义，不问官府也不求法律，自己认为该杀，便干净利落一刀了断。这里面难免带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射雕英雄传》中的洪七公，自谓一生杀了二百四十一人，其中没有一个是好人。这里凭借的是道德律。况且，好与坏本身便是相对的，一人以为是的，可能另一人以为非，何来客观标准？比如侠客们最为嫉恨不耻的所谓淫贼淫妇，人家相好，哪怕是偷情，其实也不关你事，侠客偏要千里迢迢为民除害，岂不多管闲事？何况，侠客也是人，是人即有人作为动物的共通的劣根性，侠客也难免有杀得“性”起的时侯。将人的生命维系在某一个人的主观好恶之中，这正是武侠的可怕之处。
如果说人类的噬血性、攻击性行为，本身便是人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以爱好和平著称的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并不逊于西方。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草菅人命、滥杀无辜之事，可谓平常之极。鲁迅先生曾讲过，中国人有两类：一类是作示众的材料，一类是看客。看人杀头，乃成国人的一大乐趣。一刀下去，血花纷飞，刺激，过瘾，乃至当阿Ｑ被枪毙，“看客”们竟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周作人在“二·七大屠杀”之后的一篇题为《怎么说才好》的文章中曾大为感叹：“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命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折，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
武侠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暗合了国人潜藏的嗜血习性。同为通俗小说，西方的侦探小说则更强调法律意识、人道意识，它只再现寻找犯罪嫌疑人的过程，而不担负惩罚的职责。因为惩罚自有法律，每个人都无权擅自处置他人的生命。中国的武侠小说，则具有一种非人道倾向。在惩恶的幌子下，千刀万剐，杀个痛快，嗜血欲望通过杀奸人而获得变相的满足。更何况，他们杀的远非个个都是十恶不赦的奸贼。而读者，在武侠小说的“杀人如麻，快意恩仇”里，大约也获得了一种极大的满足。这或许是武侠小说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同在春季（二）
？ 王迎春 画
百姓图
百 姓 图
？ 周翼南 画
余观京剧空城计，最令余感慨者乃剧中之两个老卒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