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太保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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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共和政府很相信魏玛宪法的优越性，因而对这些煽动性的阴谋估计不足。
一九一九年八月的宪法无疑是合乎民意的，但骨子里却包含着将来有朝一日可被用
来扼杀共和国的几项条文。
新政权的敌人很快就明白，与其发动正面攻击，倒不如采用渗透方法。他们表
面上装作信仰共和政体，以便把指挥棒紧紧地握在手里。社会民主党的作战部长诺
斯克非常认真地说道：“我借用年轻的共和国的军队给你们带来了自由与和平。”
共和国的敌人在这些花言巧语的掩盖下继续从事阴谋活动。他们在“贵族俱乐
部”里用恰当的语言来装饰他们的理论，并通过格莱辛男爵主编的机关刊物《循环
》进行传播。
这份刊物这样说，自从革命以来，国防军的军官们早已学会了如何去区别国家
本身与其外部的形式。军官们愿意为永久性的、抽象概念的国家效劳。
因此，这一切已十分明白，只要国家不符合军官们的政治观念，他们就不再负
有义务去为这个仅仅还是一种“外部形式”的国家效劳了。不久有人开导他们说，
他们有义务迫使国家接受他们的法律。
恩斯特·罗姆上尉和他的同伴们也许理解了这些教导。他们准备在未来的事业
上恢复旧制度，建立一些民间组织。这样可以使政府高枕无忧，逃避各种有效的监
督，并使这些组织在有人对它们进攻时卸掉责任，经过改头换面，然后东山再起。
目前要把所有这些受到同样意志鼓舞的，只是表面上涣散的力量团结在一个领导下，
看来似乎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一九一九年九月，这个“教导军官’阿道夫·希特勒参加了其中一个叫安东·
德莱克斯勒的德国工人党的组织。
他很快控制了德莱克斯勒的这个小党，并在罗姆帮助下于一九二一年上半年把
它改变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该党还把其他三个社团的成员吸收进来。它们是安东·德莱克斯勒的德国工人
党、鲁道夫·荣格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和施特莱彻的德国社会主义党。纳粹
党成立时只有六十八个党员，到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发展为三千名党员。
该党常常用醒目的大红标题进行积极的宣传鼓动战，其中有军人所编造的“十
一月罪犯叛变”的神话，所以该党成长迅速。此外还成立了打手别动队，他们用拳
头或橡皮棍子来堵住那些敢于在党代会上发言的政敌的嘴巴。“冲锋队’就是在这
个时候诞生的，它的简称是ＳＡ。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党赢得了一位精明强干的党员：赫尔曼·戈林上尉，他是
一位战功赫赫的飞行员，著名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的最后一位指挥宫，也可以
说是盖世太保之父。
纳粹党的最佳宣传员都是军人。同时，他们也是冲锋队的干部，为此罗姆就把
他们组织成为一支真正的军队。这支军队很快威胁着政府，甚至在人员力量方面超
过了国防军。
但是，那时候冲锋队还谈不上与国防军分庭抗礼，因为国防军支持冲锋队，向
他们提供武器、“秘密’干部，有时还提供经费。一九二三年四月，冲锋队占据了
军队的秘密军火库，同年九月，第七军区司令官洛索夫将军拒绝服从陆军司令部首
脑冯·西克特上将的领导；他宁可被解除司令官的职务，也要藐视西克特的关于禁
止在慕尼黑出版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命令。
纳粹的观点容易被军人接受，同“训练班”的论点极其相似：取消议会制，把
权力集中在一个强大的国家里，而这个国家则由一位负责的、通过表决直接求教于
人民的首脑来领导。宪法可以不要，因为它是无用的框框，会阻碍发展。这个国家
决不容许政敌无休止地捣乱，它将消灭他们。
不要反对派的报刊，也不要“背叛”，不要破坏权力机构的反对党。除了“民
族利益”外，什么都不要。
这些纳粹党人的全部阴谋就在于他们把执政党和祖国相提并论。这是一出军人
们习以为常的魔术戏。用保卫祖国（即所谓保卫党）来为种种行径辩护。个人是不
复存在的，他只能作为一个愿为集体牺牲一切的成员而存在。最重要的是铁的纪律
和对元首无条件的服从。因此，对知识分子必须实行监督，如果他们对国家，即对
政权有所危害的话，就要毫不留情地消灭他们。
除了这些观点外，还有纯血统的、北欧血统的种族论的论点；有日耳曼“优等
民族”的优越性的论点；有把他们的法则强加于劣等人的那种必要性的论点，有变
种或劣等种族的论点：有在“自然法则”中得不到博爱和同情的那种“人性愚昧”
的危害性的论点。
当纳粹党利用宣传取得进展时，其他社团也在拚命地夺权。失败的政变进行过
多次，如卡普政变和布赫鲁克少校在库斯特林的哗变都诱惑着希特勒去冒暴动的风
险。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希特勒想方设法联合鲁登道夫将军去说服敌视帝国政
府的、闹分裂的巴伐利亚政府同他们一起进行武装暴动，推翻魏玛共和国。然而，
由这位自封的新帝国政府元首一手操纵的这场运动在数小时之后就失败了：十一月
九日清晨，“战斗联盟”中的三千人向元帅大会堂附近的慕尼黑军区司令部进军，
但是在大批警察的卡宾枪的射击下，几分钟内就失败了，十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
希特勒被逮捕；他身旁的戈林受了重伤，但是他却侥幸地到达了奥地利。
事后还有一个人，他曾经作为“德国战旗”（一个由罗姆发起的组织）的旗手参加
了这次事件。他名叫海因里希·希姆莱。
德国政府并没有好好利用这次未遂政变和希特勒的被捕，而是错过了结束纳粹
主义的机会。
这次诉讼案件出丑以后，鲁登道夫无罪释放，希特勒被判处五年要塞监禁，这
对叛逆罪来说是最轻的惩罚。因此，他希望在缓刑期内能被提前释放。那些被告在
伙伴们的热烈掌声和国歌声中坦然地离开了法庭……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希特勒经过十三个月零二十天的监禁以后，从要塞
里给释放了出来。他认识到，只有通过合法的途径才能上台，就是说既要把暴力掩
饰起来去破坏法律，又要保护好得力的助手，既要假装遵守民主章程，同时又要从
内部来破坏民主。
这种需要耐心的挖墙脚的工作可能要很长时间。回想起那些极右政党和纳粹党
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的选举中遭到惨重失败，并且在实际上不得不于一九二五年初
重起炉灶时，确实令人感到满意。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二年的八年时间内，左派政党
在选举中连连得胜，赢得了三百三十二万九千张选票，从而加强了他们的地位。但
是这只不过是相对的胜利，因为就在那个时候，纳粹党人通过宣传成功地把一大批
年轻的选民争取了过来（一九三零年拥有新选举权的人数达到三百万）；与此同时，
极右派、右派和中立派的选民成批地倒向纳粹党人一边。所有正直的、传统主义的
以及胆怯的人都学会了一些出口伤人的话，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些话在纳粹的语言里
却包含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一九二五年二月，当选举年迈的元帅兴登堡为共和国总
统的时候，正是这些正直的人对共和国进行了首次抨击。共和国的敌人一方面掩饰
着自己既往的荣誉，另一方面在大部分重要岗位上安插亲信。 纳粹党人及其同
伙利用假牌玩弄民主游戏，把魏玛共和国的整幢大厦推向崩溃的边缘。他们不停地
使政府产生危机（采用接二连三的选举法），把民主政权的一大批拥护者争夺了过
来，使他们俯首帖耳地听从纳粹的宣传。左派政党面对这种战略，不能团结一致，
不能放弃内部斗争来公然对抗共同的敌人，不能抓住无数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可赢
回主动权的机会。就一些邻国而言，首先指的是昨日的胜利者法国和英国，他们也
许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他们不仅在纳粹“夺权’的时期里，而且在纳粹统治的
最初年代里都表现得非常暖昧和盲从。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日，兴登堡干脆辞退了勃鲁宁首相，任命“男爵”和国防
军的代表弗朗兹·冯·巴本为他的继承人。从此开始了纳粹掌权的最后阶段。托马
斯·曼在谈论德国小市民时说过，他们害怕陷入无产阶级的深渊，所以欢迎巴本上
任。对他们说来，兴登堡这位年迈的元帅倒是一位天赐者，是他们阶级的救星，而
且他的每一项决定都是英明的。
六月十四日，巴本上任还不到两周，就取消了勃鲁宁曾明智地颁布过的解散冲
锋队、禁止穿希特勒制服的禁令。从此以后，巴本的作用看来是一清二楚的了。一
九三二年九月初，德国军官国家联盟大会在柏林召开。德国国民议员埃弗林站在讲
台上坦然自若地说：“巴本总理为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帝国，为扫除魏玛共和国大厦
的最后一堆瓦砾而呕心沥血。”
巴本赶走了国内共和政体的高级行政官员，并用“国家党人”取而代之。只有
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所支持的普鲁士的勃劳恩—泽韦林政府起来反抗。但是一九三
二年七月二十日帝国总统在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基础上颁布的一项简易法令，就把
昔鲁士政府赶下了台，其理由是，普鲁士警察无力“恢复安定和秩序”，就是说无
力制止纳粹党人的不断发生的暴力行为！
巴本开辟了通往政权的道路，纳粹党人选择了这条不流血的道路。一九三二年
七月的选举使他们获得了二百三十个议席：他们已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八月三
十日，戈林被选为目会议长。从此，最后的胜利只不过是一个策略问题了。
右派政党也好，军人也好，当他们暗中向纳粹提供力：便对似乎没有考虑到会
带来这个必然结果。他们全都主张传统性的政治法制，而忽视了政权会有落入纳粹
分子手中的可能性。他们只认为纳粹分子没有能力实行单独统治。为了使传统性的
价值再次发挥作用和夺回特权，他们只想利用纳粹党人的冲力，跟在他们后面随波
逐流，他们为了得到这种帮助准备让纳粹党人参加政府，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但是
他们却忘记了希特勒的预言：“只要有我们存在的地方，就无他人立足之地。”等
到他们理解到这句话的严重性时，已经花费了许多时间和带来了许多血迹斑斑的经
验教训。
一九三二年七月被巴本扶上台的纳粹党人在十一月份面临着一次意想不到的选
举，他们在选举中失去了二百万张选票和三十四个国么议席。这个教训应该引起重
视：巴本在选举后的第五天被迫辞职？由库特。冯·施莱彻尔将军接替。由于施莱
彻尔不断受到攻击，他不得不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作出让步。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巴本接见希特勒，授权与他组织新内阁。兴登堡“这
位老先生”元可奈何地只好作出决定，把权力移交给他以前看不起的、称之为“波
希米亚上等兵”的这个人。
当这科不可挽回的事情发生以后，仍然无人相信纳粹会取得胜利。托马斯·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