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四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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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年代从英美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无疑是当时稚嫩的自由主义队伍的中坚，“清华预备班”或“庚款留英”是这个群体的重要出身背景。他们也有过较松散的派系组织，如新月社。这些人中，政治上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丁文江和罗隆基。他们曾经鼓吹过“好人政府”——这在当时的中国可以算是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政治主张，但这种鼓吹除了招致空洞的同情和辛辣的嘲骂，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意义。这些自由主义者只能迅速地向两极分化，向右转的丁文江不久死于煤气中毒，而罗隆基则日渐演变成激进的左派。右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然还有不少，如胡适、梁实秋、林语堂、傅斯年等（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等更成为忠实的国民党员）。但是，更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在国难当头的四十年代随着世界潮流开始了一次向左的阵地大转移，诸如“闻一多夫”、“西曼诺夫”之类谑称固然可以视为特务分子的恶意中伤，另一方面，何尝又不可以理解为左翼群众给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所加的革命桂冠？
西南联大这种地方，在抗战后期，已经绝对不是什么自由主义的堡垒，而基本上是左倾力量控制下的“准解放区”。其间当然有一个演化过程，但这是一个自觉的、符合当时历史发展客观形势的过程，即使没有全世界知识界的左倾这一外部影响的存在，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发现自己信奉的思想原则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实在太大因而丧失信心之余，除了选择认同用暴力改造旧有的社会结构，不可能再找到别的出路。艾奇逊在外交白皮书里对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大体相当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寄予的希望，实在是出于对他们的思想和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当艾奇逊、马歇尔和别的西方政治家害着可怜的单相思病的时候，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已经不可更改地站到了与“美帝国主义”相敌对的立场。
这些转向了革命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自己的选择大都还具有一种九死不悔的精神。他们既然已经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范畴”（陈新桂语），当然也就放弃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心甘情愿（虽然并非毫无痛苦）地接受了以人格为代价的思想改造运动，由衷地拥护“三大运动、三大改造”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当他们满怀豪情地自认为已经“过了社会主义关”的时候，反右派斗争开始了。这场斗争对他们的打击是沉重的：原来知识分子有一种永远也无法赎清的“原罪”！即使如此，似乎也并未使他们回归到自由主义的立场。这里还是可以拿罗隆基为例，他在反右中被点名批判时，匆匆从斯里兰卡赶回国，宣称：“就是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绝对找不到一丝反社会主义的成分！”
要确认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着一种自由主义的传统，寻找具有实证意义的群体表现实在难乎其难。大约也正由于这一点，某几个并不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遗民类型的人一度被炒得很热。很明显，通过其人其事的宣传传达给读者的信息是：他们在非人的苦难中表现了伟大智者的理想化人格，而他们的苦难则来自于个人坚持了自由主义的原则立场。这些人中首屈一指的大概要算陈寅恪，其次也许还可以包括梁漱溟、吴宓等一些人。
我并不想对以上几位先生的学问和人品表示任何不敬，但是，却不敢苟同某些人出于臆测对历史妄加诠释的作法。无根据、无原则地抬高几位老先生在那个时代的精神境界，不仅有违历史的真实，也未必能取悦于他们的亡灵。这几年来，他们被“炒家”们弄出了一股神圣的气味，令人联想起早期基督教的圣徒。然而，宗教史上是不大注重宣传殉道者的，这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圣徒的事迹说多了，会冲淡迫害者的残忍——既然还能容忍圣徒的出现，其黑暗与残暴也终究有限；二是宣传圣徒难免会在客观上起到鼓励异端的作用——因为所有的异端并不自视为异端，他们会从圣徒行迹中汲取信心和勇气——以上的话说远了点，还是回到陈、梁、吴这几位先生来吧。他们的个人经历和思想变化各不相同，治学的方向和方法也大不一样，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彰显的声名和尊荣的地位，因而，他们从来都不是被放逐或自我放逐于主流社会以外的人。这种情况使他们：一是与平民社会保持着十分明显的距离；二是始终享受着程度不同的优待。说到此处，应该具体一点——他们都是政协委员（梁先生没有其它职业，更是专职的政协委员），就是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代表人物”，他们所受的磨难仍然远远少于那些挣扎在最底层的知识分子。当然，他们不是一般的人，用现在的话说，是“精英”中的精英！但是，一切众生的人格尊严和肉体承受力不应该有太大的差别，因此，对他们在屈辱和痛苦面前的反应也不该持太悬殊的标准。
在某个历史阶段，我们很少看到那些“被养起来”的“头面人物”（伟人常用的一种说法），对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表现出积极而强烈的责任感。考虑到他们的地位——或许是有职无权，力所不逮；或许是知情甚少，无从下手；或许是圣眷优隆，感恩图报；或许是兼而有之——总之，事出有因，不可苛责。就连最耿介的梁漱溟先生，尽管他曾经发出过“一个在九天之上，一个在九天之下”的呼吁（无论这个呼吁在客观上是否站得住脚，它总不失为一种呼吁），但他的勇气的出发点也只不过是要检验一下“主席是否有纳言的雅量”。平心而论，这充其量是一名三品御史的心态和器宇。而且此后他连这样的“检验”也放弃了，当然，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放弃是无可指责的；但失去了自由批评能力，还能用什么去证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艰难地维系着自由主义的传统呢？
和梁漱溟相比，陈寅恪先生算是幸运得多了。陈先生一方面跟政治的关系疏远之极，另一方面又以学业之精专而名满天下，他不仅没有和最高领袖当面冲撞的机缘，相反，许多中央和地方领导对他极具谦恭照顾之诚。人们很少听到陈寅恪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而且，在“拔白旗”运动之前，他一直得到特殊的保护，没有受过什么强烈冲击，可以说是生活在与现实隔绝的另一个世界里（恶人如龙潜之流的寻衅只可视为意外的个别现象）。就是到了一九五八年以后，在政治琴弦越绷越紧、“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日子里，他老人家也仍然可以从容不迫地撰写《柳如是别传》。今天，有的学者在努力发掘钱、柳爱情故事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无非想证明陈寅恪于此项研究中胸襟的博大和寄寓的高远。然而，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条件、有兴致了解钱谦益、柳如是或者《再生缘》的弹词作者陈端生其人的，恐怕为数不多，就连他本人对这项研究的缘起和意义，也作过一段极精简的概括：
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
虽然是自谦而兼自嘲，但于此亦可窥见老人衷曲之一斑。
那时一般人对陈先生的认识，大概主要通过他在报纸上发表的那些应景诗词。他的诗作甚多，但绝大部分是在他身后才得以和读者见面，年深月久，人事俱非，典僻词艰，难求达诂，仅余英时和冯衣北两家，便见仁见智，各执一词，势同水火，看来很难作为判断他内心世界特别是政治倾向的主要依据。不过人们从报上读到的陈诗却并不难懂，比如他在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常委之后写下的诗句：
今宵春与人同暖，倍觉承平意味长。
还有在大跃进开始前一年的除夕之夜，他写下的那副春联：
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
虽然是偶一为之，但一眼看去，实在和千百年来的“应制”、“颂圣”之作没有多少区别。陈先生当然不会曲意讴歌太平以邀宠，但那份怡然自得的闲适心情，却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国家民族的命运处在怎样的转折关头，他总是生活在自己的梦里——蒋介石请他吃饭，他事后有诗曰：
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广州京剧团到中山大学为老教授们举办清唱表演会，其间情景，使他重温了青年时代的往事：作为簪缨世家的翩翩佳公子，听谭鑫培唱堂会。怀着一种岁月不居的怅惘，他写下的诗句是：
贞元朝士曾陪坐，一梦华胥四十秋。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其内涵是何等的沉重而艰辛！而在老先生那里，却不过是“华胥一梦”，由此可以想见他和现实生活之间的遥远距离。陈寅恪确实坚守着自己的一片文化园地，但在文化思想上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保守主义者，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和“自由主义传统”实在很难挂起钩来。
至于吴宓先生，固然精于西学，但和西方现代思想的距离似乎更为遥远，由忠厚而及于迂腐，实在令人不免想起钱钟书所云，怎一个“笨”字了得！仅凭他早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便有那么大一篇自白面世，就让人有理由怀疑他除了糊涂，还有着太强的发表欲和虚荣心。张紫葛先生的一部《心香泪酒祭吴宓》，曾经激发了几位专家学者查明真相的义愤和勇气，然而在一般读者看来，书中的内容对吴宓老人并无不敬之处，相反，作者笔下分明饱含着尊敬和同情。如果说吴宓的儿辈有些不满，那倒还在情理之中——其实也没有必要，那个年代里，“划清界限”、“大义灭亲”乃是人之常情，有许多比他们过分的人还经常在回忆录或电视访谈节目里把自己美化成节妇孝子，他们又何必那么耿耿于怀呢？我不理解的是那几位“学者”，他们凭什么那样义愤填膺？似乎非要把那位囹圄半生、失明跛足的张紫葛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而后快！事既不关乎主持正义，文又不足以炫示渊博，我真为某位颇著文名的教授感到遗憾：先生此举，未免有伤忠厚啊！
把若干位受到优待的文化遗民奉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这纯粹是某些学人的炒作行为。他们显然是在迎合一种时髦，即倡导自由主义的高调以取悦于在市场竞争中占尽先机的强者和精英，但这种自由主义却绝对有悖于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因为，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个体的平等，如果说它要强调什么，那首先也是弱者、穷人、体力劳动者、低文化程度者的权利，而不是强者和精英的权利，不如此，全部人权理论的基础就将动摇而且瓦解，那样，自由主义也就自然失去了立足之基，而崇尚精英的人提倡的自由主义，也就只能是对自由主义的歪曲和反动。
评价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现，确实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特别是对他们在严酷的环境下行为的是非作出简单的判断尤为不易。比如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阶层，撇开那些在两朝政权中都做过大官的“贰臣”们地位有些尴尬可以不论外，其他出仕清廷的（无论是自动应科举还是被动受征辟），似乎并未在气节方面受到什么指责，即使终生不仕的某些名儒，其实也和朝廷达成了某种默契，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