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 作者:邓拓-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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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院的学术讨论会，宣读了这篇论文。他介绍《平龙认》这本书里面有一节，标题是《霞　升气》，大意说：空气中有阴阳二气，用火硝、青石等物质加热后就能产生阴气；水中　也有阴气，它和阳气紧密混合在一起，很难分解。这里所说的阴气，原来就是指的我们　现在所说的氧气。欧洲人到十八世纪以后才知道空气和水里有氧气存在，而中国人知道　有氧气并且能够分解它，却比欧洲人早了一千多年，还不能不使外国的科学家们感到极　大的惊奇。

　　苏联学者涅克拉索夫编的《普通化学教程》中记述了这个事实。他写道：“在八世　纪时，中国学者马和的著作中，就已明确地指出了空气组成的复杂性，提出了制备氧气　（‘阴’）的方法，并发展了燃烧的假设，这假设实质上和近代的非常相似。”

　　由此可见，氧气的确是中国古代学者最早发现的，而且时间可能更早于八世纪，也　许是在六世纪。因为南北朝的时候，炼丹术在中国已经很流行，当时的人就知道用火硝　加热等热方法了。

　　可惜的是，我们至今不能看见《平龙认》这本书的真面目。到底它是一本什么书呢？　首先可以断定，它不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什么正统著作，否则它决不至于长期没有付印和　流传；其次可以断定，它也不一定是讲炼丹的书，因为历代真正能够炼丹的术士还比较　少，著作也较少，书名都不是这样的。估计它最大的可能是一本“堪舆家”的书，因为　历来只有堪舆的人到处都有，他们的笔记和抄本也最多，往往最不受人注意，并且有许　多是从来没有付印过的，所以容易散佚和流落到外国去。

　　在旧中国的乡村中，人们很容易找到看风水的“地理先生”，他们就是所谓堪舆家。　据说历来的堪舆家公认的始祖是秦代的樗里子。相传晋代的郭璞著有《葬书锦囊经》，　陶侃作过《捉脉赋》。所谓捉脉就是捉“龙脉”。后来流行最广的有《水龙经》等书籍。　各地普通的风水先生都会看龙脉，都有一套测定风水好坏的方法。甚至于象明代的刘伯　温也写了百数十首《堪舆漫兴》，其中列举了北龙、中龙、南龙、干龙、枝龙、生龙、　死龙、强龙、弱龙、顺龙、逆龙、进龙、退龙、直龙、横龙等种种不同的龙脉。风水先　生们沉传的口诀中还有“山龙易寻、平龙难认”的语句。这些都可以证明《平龙认》大　概是一本堪舆的书，是古代的一位不著名的风水先生写的，不受重视，所以它在一百多　年前就流落到外国去了。幸而它被一位学者所发现，与它同类的书籍被埋没的还不知有　多少。

　　现在看来，我们应该从这件事情的历史过程中得到一条经验，这就是说，对于古代　的任何一种著作都应该先看看内容，多加以研究，而不应该轻易抹杀它们的科学意义。

　　燕山夜话（二集）　　华封三祝

　　今天来谈谈华封三祝的故事，似乎有特殊的意义。这个古老的传说，经过长久的岁　月，到现在我们却无妨对它进行一种新的解释。

　　这个故事在《庄子外篇》的《天地篇》中是这样记载的：“尧观乎华。华封人曰：　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　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独不欲，何邪？尧曰：多男子则多　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封人曰：始也，我以汝为圣　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　之，则何事之有？夫圣人鹑居而鷇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　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则何　辱之有？”

　　《庄子外篇》是否为庄周所作，历来学者颇多疑义。如王夫之的《庄子解》认为：　“外篇非庄子之书，盖为庄子之学者，欲引而伸之，而见之弗逮，求肖不能也。以内篇　参观之，则灼然辨矣。”林云铭的《庄子因》也说：“外篇疑为拟庄者所作。”他并且　很具体地提到《天地篇》中的“华封人一段，义无着落，其词颇近时趋，疑非庄叟真笔。”

　　但是，这个华封三祝的故事，却表现了我国古代传说时期的人们，对于生活的一种　善良的愿望。《庄子外篇》的这一段记载，即使不是庄周的原作，显然也是以古代流行　的传说为根据，决不是无稽的捏造。

　　我们知道，在陕西的华山地区，古时为华州。这个地区是中国古代文化发祥地之一，　是有名的西岳胜境，相传是夏代仲康的封地。其实，仲康的祖先同他所属的整个氏族，　老早就已经生活在这个地方。最初并没有封地，后来才有许多贵族的封地。所谓华封人　是后人对他们的称呼，他们当初实际上只不过是生活在华山附近的原始氏族社会的人们。　特别是在传说中尧的时代，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人们根本不是以男系为中心，也不会　说出“多男子”之类的话来。这些当然都是后人牵强附会，与实际情形有很大出入。不　过，原始时代的人，不论多男子或者多女子，总之希望多子却也是可能的。

　　照这个故事所说的，尧在传说中确实是伟大的圣人。他不一定实有其人，可是，他　是人们的天才智慧的最集中的代表，是理想的化身。他到了华山地区的时候，华封人向　他致祝词，他表示非常的谦虚，三祝而三辞。后来华封人说出了当地的人们共同的意见，　尧这才接受了。

　　华封人的三句祝词，的确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对于古代的人，这三祝当然是适宜的；　对于现代的人，如果我们赋予它以新的意义，这三祝也是适宜的。

　　一祝其寿。古代的人都很长寿，八十岁只能称为下寿，一百岁还只称为中寿，一百　二十岁才称为上寿。华封人祝圣人寿，而尧以“寿则多辱”辞之。难道他们真的拘泥于　寿夭的问题上吗？显然不是。把庄子《天地篇》的上下文连起来看就会明白。他是主张　“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的，这是十分达观的思想。

　　二祝其富。人人都能过富裕的生活，这自然是很好的。但是，尧又辞之，因为怕　“多事”。庄子解释所谓“事”是：“上治人者事也。”庄子用他的“无为而治”的政　治思想，去代替尧的思想，所以说出了“富则多事”的话。而华封人却以原始共产主义　社会的观点，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从我们现在的　观点看来，如果这句话里边不包括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那就是完全正确的。

　　三祝其多子。尧又以“多惧”为理由而辞之。似乎远古时代的人们就已经害怕人口　太多的样子。实际上人多力量大，这是真理。天下的事情多得很，只要有工作可做，人　多又何必害怕呢？华封人说得对：“授之职，则何惧之有？”“职”就是工作的意思，　并非都指的官职。所以说“天生万民，必授之职”。无论从事生产劳动或者担负其他工　作，人人都有一定的职责。这种思想难道可以妄加非议吗？

　　至于说，“此三者非所以养德也”。这句话更明显的是庄子假借圣人以宣传他的主　张。《天地篇》一开始就说：“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又说：“无为为　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又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这些都是无为而治的思想　必然达到的逻辑结论。我们完全可以把华封三祝的思想内容，与庄子及其门徒的无为主　义区别开来，而决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华封三祝的某种积极的含义。

　　燕山夜话（二集）　　中国古代的妇女节

　　说起妇女节，现在一般人只知道“三八”节，谁都不会想到中国古代也有妇女节。　这个妇女节的由来，虽然带了很大的神话成分，但是它主要是以生产劳动、恋爱和婚姻　问题为内容的。这个节日就是中国阴历的七月七夕。

　　汉代流行的《古诗十九首》之一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　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　不得语。”这就证明，七月七夕的传说早在汉代以前已经很流行了，所以到汉代才成了　诗歌。

　　传说中的牵牛和织女都是饱受封建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化身，特别是那个多情而又多　才的美丽的织女，是最受压迫的勤劳善良的典型女性。由于她的深入人心的影响，就使　得历来的人们都对她表示最大的同情。因此，在这个传说中，牵牛和织女本来是两个神　化的中心人物，而在实际影响方面，织女这一典型的女性形象和人们对于她的同情，越　来越居于主要的地位。牵牛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始终不是很重要的。

　　在中国历史发祥地的黄河流域各省份，民间的风俗居然直截了当地把七月七夕称为　“女节”。这是很有道理的。

　　例如，河南省《宜阳县志》载：“七月七夕为女节，陈瓜果，祀天孙以乞巧。”陕　西省《蒲城县志》又载：“七月七日，迎新嫁女避节。”为什么遇到这个女节，偏偏又　要避它呢？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说：“织女，天女孙也。”《汉书》《天文　志》也说：“织女，天帝孙也。”在传说中，天帝对于天女与牵牛郎的爱情，竭力加以　阻止和破坏。他长年地把他们分隔在天河南北，不让他们相会，仅仅在每年一度的七月　七夕，才允许他们见一次面。鉴于织女的这种不幸遭遇，所以，民间父母对于新出嫁的　闺女，每到七月七夕要把她接回家来，意思是为了保护女儿和女婿的幸福生活，以免天　帝发觉他们长年同居，而在七夕之后强迫他们分开。

　　与天帝的残酷相反，天地间同情织女和牵牛的毕竟是多数。历来的传说中都特别夸　奖喜鹊架桥的功劳，这完全不是偶然的。这说明连喜鹊都非常同情织女与牵牛，愿意为　他们效劳。宋代罗愿的《尔雅翼》记载了历来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涉秋七　日，鹊首无故皆秃。相传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汉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　这里说的“河鼓”就是牵牛。民间故事还说，喜鹊的头所以会秃了，是因为天帝发觉它　们去架桥，所以拔了它们头上的羽毛。这就更加表明天帝的残酷和喜鹊对织女、牵牛的　无限同情。

　　传说中织女这个典型的女性形象，是令人尊敬的劳动巧手。正因为这样，所以历代　的妇女都要在七月七夕这一天，去向织女乞巧，希望她把女红技艺传授给世上的妇女。　这里所谓的“巧”主要要指劳动技巧的巧，而婚姻匹配的巧自然也包含于其中。

　　有的人着重把男女相爱作为七月七夕的主题，尤其像唐明皇和杨贵妃那样，“七月　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恋爱生活，也曾被人羡慕。然而，广大的妇女却是更　多地重视天女的生产劳动。所以，晋代葛洪编辑的《西京杂记》中载：“汉彩女常以七　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从汉代以后，凡是七月七夕都有类似的记载，　有的“穿九孔针”，有的“涤油器瓶罐之类”，有的“储露水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