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前期经济史-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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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段铁路的借款权被英国夺得。津浦路北段铁路的借款权归德国。正太（正
定—太原）铁路的借款权被俄国夺得。美国则取得了粤汉铁路的借款权。日
本在日俄战争后，取得了南浔铁路 （南昌—九江）、改建新民至奉天（今沈
阳）轻便铁路、吉长（吉林—长春）铁路的贷款控制权。
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中国铁路修筑权的第二个高潮在1912年至1916年期
间。1912年英国取得广渝（广州—重庆）铁路包筑权；1913年取得沙兴铁路
（沙市—兴义，广渝铁路的改线）及沙市—汉口、常德—长沙两支线和云大
铁路（昆明—大理）的包筑权，宁湘铁路（南京—徽州—杭州—南昌—萍乡）
和从南昌萍乡间的一点至粤汉线湘境铁路的贷款权；1914年英国又取得广赣
（广州至南昌）、广潮（广州至潮州）两路的贷款权。比利时于1912年取得
陇海铁路（兰州—海州，原汴洛铁路并入〕的贷款控制权。日本于1913年取
得贷款修筑四洮 （四平街——洮南，今洮安）、长洮（长春—洮南）、开海
（开原—海龙）、海吉（海龙—吉林）和洮热（洮南—热河）铁路，1914年
在东北修建了所谓“中日合办”的溪碱铁路（原拟自本溪—碱厂，实际建至
牛心台）。沙俄于1913年取得洮昂铁路（洮南—昂溪）的包筑权。这一年法
国取得同成铁路（大同—太原—西安—成都）的包筑权，1914年又取得钦渝
（钦州—重庆）、叙成（叙府，今宜宾—成都）两路。 1914年第一次世界
大战爆发后，日本派兵占领青岛和胶济铁路，1915年又要求烟潍铁路（烟台
—潍县）的贷款权。1916年美国取得株钦（株州—钦州）和周襄（周家口—
襄阳）两路，沙俄取得滨黑铁路（哈尔滨—黑河—墨尔根，今嫩江—齐齐哈
尔）的贷款权。
总之，从1895年至1914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共夺得了59项铁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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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筑权与借款权，全长约3万多公里，除甘肃、新疆、青海、西藏外，几乎
遍布中国各省。但列强所掠夺到的路权，并未全部变为现实。据统计，从1896
年至1911年，帝国主义列强直接投资修筑的铁路为3788。 5公里，通过贷款
建筑的铁路约为4171。2公里，两项共计7959。7公里，占这一时期中国修筑
铁路总长度的88。4％。①
帝国主义列强在争夺中国铁路权利的同时，疯狂掠夺中国的矿权。据初
步统计，1895—1912年期间，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矿权的主要条款、协定、合
同等约42项。它们从中国夺得了大量矿权，其中主要有：德国于1898年取
得胶济铁路沿线的矿山开采权，以后又取得了山东华德和直隶井陉煤矿；俄
国在1898年以后取得了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沿线的煤矿开采权，以及独霸了
初为中俄“合办”的蒙古金矿公司；英国于1898年取得关内外铁路沿线矿山
的开采权和山西、河南两省矿山的开采权和经营权（山西矿权于1908年 1
月赎回），1900年霸占开平煤矿，以后又吞并了滦州煤矿；法国在中日甲午
战争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中法续议商务条约》和《中法续议边界条约》，
取得了在云南、广东、广西三省优先开矿的权利，1900年又同比利时一起取
得了京汉铁路沿线的开矿权；比利时还获得直隶临城煤矿的开采权；日本乘
日俄战争之机夺得了抚顺煤矿和本溪湖煤矿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
本又侵入了山东淄川、坊子、金岭镇和博山煤矿，东北鞍山铁矿、弓长岭铁
矿，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金矿等等。
③帝国主义列强扩大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原料掠夺。19世纪下半叶以
后，现代运输工具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提
供了方便条件。1870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使中国同欧洲的航程缩短了
1/4，从而缩短了贸易周转时间和降低了运费。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电讯交通，
也因1871年上海与伦敦间海底电缆的敷设而正式建立。上海同伦敦间6至8
周的邮程缩短为几个小时，从而便利了外国商人，尤其是英国商人对中国市
场的控制。加以外国在中国经营的轮船航运业的迅速发展，以及铁路的建筑
等原因，使得资本主义列强在70年代以后扩大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原料掠
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有了较大增长。以1871年进出口商品价值指数为100，
1891—1893年增为219，1902—1911年则为702。但进口贸易的增长超过了
出口贸易的增长。从7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逐渐由出超变为入超，而且入
超数额越来越大。
这一时期，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进口商品中，主要是
鸦片、棉织品和棉纱三项。鸦片进口的绝对数量虽仍在增加 （如1863年为
50087箱，1873年65797箱，1883年和1893均在68000箱以上），但是，
由于中国国内逐年扩大种植罂粟和制造鸦片，因此鸦片在进口商品总额中所
占的比重逐渐下降。棉纺织品在进口商品中所占的比重则逐渐上升，尤其是
187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外国棉织品大量涌进中国市场。1885
年以后，棉制品以占进口35。7％而取代鸦片（占28。8％）位居进口商品的首
位。据统计，在1863—1894年间，棉纱进口值增加了12倍，各种棉布进口
值增加了 1。7倍。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更扩大对中国的商品输出。
1893—1911年，棉布进口值从4491余万元增至11653余万元，增加了近1。6
① 根据马里千等编著 《中国铁路建筑编年简史（1881—1891）》（中国铁道出版社1983 年版）第6 — 7 页
提供的数字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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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棉纱从140余万担增为264万担，增长了88。6％。此外，其他进口商品，
如粮食、糖类、煤油、火柴以及毛织品、铁和铁器等也有相当大的进口。但
进口商品主要是消费资料，机器及大工业产品的进口，1903年仅占进口总值
的0。7％，到1910年也只占1。5％。
在出口商品中，中国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茶和丝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
趋于下降。茶和丝两项出口值在出口贸易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70年代初的
90％左右下降到1900年的50％，1913年的34。4％。茶叶出口的下降更明显，
1885年出口值占中国出口总值的50％，到1914年降为10％。在世界市场上，
由于受到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叶的竞争，中国茶叶在世界主要产茶国茶叶输
出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1873年的92％下降到1883年的88％，1893年的
49％，到1910年更降至28％，同年，印度茶叶出口占到34％。这样，中国
茶叶的首位便由印度所取代，而退居世界第二位。中国丝的出口也曾占据世
界首位，但由于意大利、法国和日本的竞争，在世界市场上中国丝的比重逐
年下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丝的优势地位已经被日本所取代。
与此同时，中国的棉花、大豆、烟叶、皮毛等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出
口却不断增加。如棉花出口，从1871—1873年的年平均出口量为8486公担；
到1891—1893年，年均出口增加到290417公担。同期内，大豆年均出口由
57506公担增加到760522公担。
中国出口商品绝大部分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而且农产原料（主要指棉
花、茶、丝茧、花生、大豆、桐油、猪鬃、皮革、木材等）出口增长迅速。
从1873年至1910年期间，农产品原料出口值从286。6万元增加到2。32亿元，
增长了近80倍；农业原料在出口总值中的比重，从2。6％提高到39。1％。①
④帝国主义扩大在华投资及其对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控制。19世纪末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各国加强了对中国的投资。在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在华
各项投资总计约为2至3亿美元，主要投资于企业和房地产。企业多半由一
些进出口商人独资或合资兴办，主要为商品输出服务。甲午战争后，帝国主
义列强获得在中国的设厂权及其他特权，在华投资迅速增长。1902年在华投
资总额（不包括庚子赔款转为借款部分）为8。13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企
业和房地产投资）占65％，间接投资（贷款）占35％。到1914年投资总额
增至17。11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占66。3％，间接投资占33。7％。
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企业投资遍及贸易业、运输业、金融业、制造业、矿
业、公用事业等。1914年的企业投资总额达10亿美元，其中贸易、运输、
金融业占48。7％。②
在贸易方面，垄断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在华商行，1872年为343家，1892
③
年增为579家，1913年更增至3805家。这些“洋行”通过各种贸易活动攫
取了巨额利润，积累了大量资本，便向航运、金融及工业等领域投资，扩大
经营范围。例如，19世纪80年代中期，怡和洋行投资经营3家码头堆栈、2
家保险公司、2家轮船公司、1家船坞、1家银行和2家糖厂，投资总额达230
④
万两白银，约占这家洋行总资产的近30％。在20世纪初，外国在华贸易方
① 严中平等编：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年版，第72 页。
②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 年版，第52 页和60 页。
③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41 页。
④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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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最显著的变化，表现为世界性的托拉斯组织纷纷侵入中国。例如，英美烟
草公司（1902年）、利华兄弟肥皂公司（1903年）、英国的亚细亚煤油公司
（1913年）、通用电气公司 （1908年）、美国钢铁公司 （1909年）、美孚
石油公司（1894年），等等。它们在中国广设分支机构，组成庞大的销售网。
各国通过洋行及托拉斯组织，向中国倾销商品的数量急剧增加，使中国在对
外贸易中入超额急剧增加。据统计，1901—1913年内的入超额为1864—1900
年期间入超总额的6倍多。①
在帝国主义对华运输业投资中，主要是航运轮船投资和铁路投资。第二
次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夺得了更多的通商口岸和内河航行权。
一些在中国的外国商行，为了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