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7-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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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交际，工作以外很少接触名人，即使久所敬仰的人。五十年代末因工作范围内的原因，我开始认识了卞老。
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宣部召开文艺界反修大会。第一次报告点了三个人：李何林、何其芳、郭小川，态度极为严厉。我们江苏身处边缘，一向不敢多事，对李等的批判更不知究竟。此次到会六个人，省委宣传部代部长陶白带队。只是默默随众学习、无的放矢，不敢多话。
台风登陆了！这场戏一上来就是高潮。我不愿无端直面它猛烈的冲击、严厉的训斥，能避则避，休息时间，就搬到最后一排的近边处。台上的风又开始刮了，我忽然觉得边角上有人在谈心。一看是两位老者：贺绿汀，另一位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一首写“二七”事件的长诗名动文坛的老诗人。两人温言慢语，在交流上海与西安流行的太极拳的长短，研究如何去短补长，就能延年益寿，一派闲情逸致，如置身桃花源中，此是一景。当时又有两位江苏老乡几次来我们小组串门。一位是从延安出来分在某省的文艺界的负责人，另一位竟是卞老。虽说来是闲谈，目的是想回江苏搞翻译或研究，那是他们对陶表示的。我是作为省作协的人去的，一般接待多由我出面，我也愿意。因为抗战前就读过这两位的作品，是送上门的可以请教的人，我喜出望外，对卞老就他的诗、翻译小说和白话诗的格律问题向他请教，他稍作谦逊都不想多说。只是我说读过他译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解放后又买到这本书，很多地方看不明白，我对英国史所知太粗浅。这个话题他谈兴陡浓，他说“商务”肯出这本厚书不容易，但不太负责，把他花了很大力气作的注释全删削了。那时商务在香港，他在昆明，毫无办法。若看到那些注释，你就能看明了了。这个问题，他似乎有些耿耿于怀。八十年代闲谈时，他又谈到。此外，他很关心南通、海门的近况，因为“三年困难”开始了。近乎谈家常，陌生感就大为减少。至于他为何想调江苏，我不便问，他也没有提到。但我替他想，被批判的三个人，倒有两个与诗有关，何更是他数十年的老友。另外，关于新诗的形式发展问题的讨论，他是一个方面。觉得他在当时的氛围中是处于弱势的，这大概更是笼罩着他的阴影吧。他文静，看不出忧虑。陶白对这两位的愿望是欢迎的，就去找周扬。岂知周一听来意，就说：你们江苏人才济济，我还要向你要人哩，这个问题不同你讨价还价。用语简直斩钉截铁。在这样的低气压中，忽然陈毅兼外交部长来作了一个报告，他说他年轻时火气旺，有一次怒发冲冠，一下子伤害了人。似乎从此会议气氛开始和缓。周扬找李俊民，请李去说服李何林做个检讨，不要硬顶。二李是“北方左联”时期的老友。又听说陆定一在楼梯上遇到何其芳，对何说：何其芳，你投降不投降？投降就过关。被批判的人都已松绑，当然更不会扩大了。既然风歇云散，二位回乡之想也就打消，似乎也就没有再来，但总算认识了。因了这段情缘，八十年代这两位都有事要我办。卞老的事，起因于师陀的一句话。我过去很喜欢师用芦焚的名字写的短篇小说集《谷》，还有《无望村的馆主》和改编的剧本《人马戏团》。有人说此老耿介，不好说话。我倒觉得他直率，有话就说，成了忘年交。此时江苏为他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他赠书给卞，附信中说到我，卞老就来信要求江苏也给出版一本，他对作品的质量是不马虎的，这样就出了一本《沧桑集》。他为了答谢我的奔走，将他尚有存书的旧著各赠了我一本，因为他说存书尚有，问我的熟人中还有没有对他的诗有兴趣而买不到书的人，我就为辛丰年和省作协的魏毓庆各要了一套。作协许多人第一次读他的诗，觉得开了眼界。我就建议邀他来南京作一次学术活动。由女公子青乔作伴来盘桓了几天，我陪着跑了一些地方，他辞谢了学术报告，而同几位青年诗人交谈了诗的问题。和我闲谈的机会不少，海阔天空，谈的是他以后的笔耕计划。这以后，因为晓得他忙于莎士比亚，不敢去打扰，只因为在北京时走到了附近才乘便去了一次。倒是为别人所托跑了两三次。八十年代中叶，张绪武尚在副省长任内，他想私人出资，邀请南通地区在外的前辈学人回去看看，找我筹划。我提出有事将去北京，可以乘便先邀卞老与戈宝权二位，因为他们都在社科院，时间安排较能自主，而且同住一层楼，联系方便。在北京先到卞处，一听来意，显得颇为高兴。他说“文革”后回去过，有个姐姐住长乐镇乡下，近九十了，很想再见一面。我见他小小的卧室兼书房似乎宽敞了，原来遍地是书很难插脚。他说有亲戚要来，得腾出地方接待客人。一些书卖给挑高箩的了。我说这些“重量级”的书，要搬下楼倒需费些力气。他说：“是嘛，太太生病卧床，女儿要上班。不过，我有办法：把书一堆堆捆好，由窗口向下丢。”我问，当初为什么不住底层？他说：“五十年代这幢楼造好，要迁入的人多，领导上号召，一二三楼让党外人士住，所以我与戈宝权都住上四楼。现在一早下楼一次，拿报纸和牛奶，只是再过几年，即使一次，怕也跑不动了。“不过”，他微笑着说，“前途大有希望呢！俞平伯、钱钟书两家已搬进部长楼。我虽不想名登部长榜，改善一下大概不成问题的。”
戈不在家，但去是不成问题的。一切筹备就绪，不久，南通有关方面的请柬寄来，只有一份。一看，上面写着：“戈宝权先生、卞之琳女士。”错把两位胡子当作一对伉俪了。我如何能送去。这时本单位有事催我回去，我只得撒手。张绪武似乎也没有续办。
此事有头无尾，我也怕再上门了。卞老去世前不久，南通的严晓星去京顺便去看他，说到我的一本书。卞老说：“带个信给他，他为什么不给我—本？”此信带到，颇使我惶恐。赶忙写信致歉。书，当然同时寄出。后来听说，信到了卞老的手上，但书到时老人已归道山。无疾而终，我想是太疲劳了吧，为让莎士比亚更本色地到中国来，为此撒手人寰是有价值的。我得自这位前辈的教益不少，最后却以不礼告终的。现在遵嘱写这篇东西，所知不深，冒昧下笔，难免瞎三话四，就更感歉疚了。
斯大林是怎样“伟大”起来的？
——媒介形象与媒介策略札记
？ 赵 维
（一）
我是从《列宁在1918》、《宣誓》、《攻克柏林》……这些前苏联的影片中获得关于斯大林形象的具体感知的。我相信，在我的同龄人中，和我一样，很多人是从一系列的斯大林形象中懂得“伟大”的涵义的。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肖洛霍夫说：“是独裁，但也真是个人物。”
但我一直在想，我们见到的“伟大”的斯大林可否是他真正的形象？
被认为是俄罗斯音乐巨人的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见过斯大林，也和他谈过话。我没尿过裤子。也没见他有什么魔力。他是个貌不惊人的普通人，又矮又胖，头发略带红色，满脸的麻子，右手明显地比左手瘦小，他总是藏着右手。他的相貌同无数画像上的样子一点也不像”〔1〕。
肖斯塔科维奇和许多在斯大林时代受过迫害的文化人一样，一提起斯大林，仇恨之情就溢于言表。我们不能把他的这段对斯大林形象的描述当做“纯写实”相信。那嘲讽、轻视的语气，愤懑的感情色彩，提醒我们不应该拿这做为斯大林实际形象的样本。
1935年6月，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应高尔基邀请，访问苏联。从1935年6月28日下午4点10分开始，罗曼·罗兰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这是罗兰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在当天的日记中，罗兰写道：“斯大林不像自己在画像上的形象。无论怎么想像，他既不是个高个子，也不是矮胖子。相对说来身材矮小，而且很瘦。他的粗硬的头发已经开始发白。”〔2〕
罗兰的描写使用的是中性语言。他说出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他亲眼见到的斯大林实际形象，是有别于“画像”这种平面传播媒介上的斯大林形象的。
不但罗曼·罗兰这样的外国人是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认识斯大林的，就是苏联人也很难一睹斯大林的天颜。赫鲁晓夫的女婿、曾担任过苏联《消息报》总编辑的阿·阿朱别依在1949年12月21日晚上，“惟一的一次相当近地看到斯大林”，那是为斯大林七十寿辰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当时就坐在斯大林旁边。赫鲁晓夫作为莫斯科市委书记主持晚会（如果不是这个关系，阿朱别依大概也不会有“这惟一的一次”）。斯大林退场时，站在斯大林身后鼓掌的阿朱别依“吃惊地看到他头顶上有一块圆圆的秃顶。画家在画像上仔细描绘的，修版师在照片上认真加工的，他那人所共知的斑白的发型，原来是个毛发稀疏的秃顶。我什么也没对拉达（阿朱别依的妻子）说，可能是我为发现了这个超级机密而惊呆了。斯大林缓缓地走下主席台，没有停步也没有同恭敬地让路的人搭话，他把弯曲的右臂紧紧地贴在腰上，据说，他的这只手臂已经变得干瘪而缩短了。他本能地弯着胳膊，使人不特别注意这一点”〔3〕。
从银幕、画像、书籍、报刊获得的“领袖的固定形象破灭了”。发呆的阿朱别依说：“当时，一股奇怪的怜悯心使我感到痛心。他（斯大林）在刹那间变成了和我们大家一样的普通人”。
阿朱别依见到斯大林的时间比罗曼·罗兰晚了近十五年。“世间公道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我们看到，斯大林形象上的岁月痕迹是相当明显的，但这十五年间，正是斯大林被神化，他的各种媒介形象被创造、接受、固化的时期。
在阿朱别依“一股奇怪的怜悯心使我感痛心”的三年后，1953年2月底的一天，苏联克格勃高级情报人员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被叫去“马上去见上级”。到了斯大林办公室，他才知道“上级”原来是斯大林。“我所见到的人简直令我吃惊。那是一个老态龙钟、显得疲惫不堪的老人”。“他的头发快要掉光了，尽管他说话总是慢条斯理，但现在明显地感觉他说话已经很吃力，且词与词之间的间歇拖得很长”〔4〕。
1953年3月2日夜，斯大林在自己的办公室突发脑溢血。3月5日晚9时50分，斯大林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在1953年2月底看到的斯大林，实际上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人。
尽管这是一些近距离观察到的斯大林形象，但还是有一种距离感，不过是对于伟人长时间仰视过程中的偶尔一瞥，真切，但匆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