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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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机关，由该会议产生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以执行战时政纲，并共同负担抗战及参与一切国际会议、奠定世界和平的责任”。在军队国家化问题上，主张“彻底改组国家最高统帅部，使统帅部成为超党派的国家机构，以统一全国军事指挥，集中全国军事力量，以便配合盟军反攻，彻底消灭日寇，争取抗战胜利，并保障在民主政治基础上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原则”。
与此相呼应的是，出席国民参政会的黄炎培等以不参加讨论国民大会参政会会议的做法，间接表示反对召开国民大会的立场。青年党参政员们则直接表示反对，左舜生等人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议案，左案提出目前急需解决的绝不是召集国民大会，而是“由政府正式承认各党派之合法地位，听其公开活动”。“由国民政府从速召集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所组织之政治会议，解决一切重大问题，包括政府改组，并重订召集国民大会之时期与具体之办法”。在提案说明中，左强调召集国民大会一事“关于国家前途甚大”，必须先行实现民主措施，始可再行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左用强硬的语气宣称：若国民大会非在本年召开的话，“我们依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依于我们对国家的责任感，我们便只好采取另一步骤，保留提出另一最后声明”。
中间势力之所以反对召集国民大会，表面原因似乎是为了宪政改革理念，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自身的政治利益考虑。对中间势力来说，联合政府主张若能实现，无疑意味着长期在野的中间势力领导人第一次有机会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获取政治权力。有学者指出：“联合政府的口号一经提出，立即显示出巨大的政治吸引力。如果说宪政只是为第三方面提供了一个‘研究明午之菜肴’的前景，那么，联合政府则提供了‘眼前如何得食’的可能性。联合政府就是多党联合执政，从而最大限度地代表了第三方面的政治利益。”〔3〕而国民党召集国民大会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中间党派并不能保证在未来的国民大会选举中取得优势。权衡两种政治方案的利弊得失，中间势力当然不会再支持自己过去一直主张的召开国民大会的政见。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中间势力在这一时期忽略了对国民党内民主派的争取工作。其实，国民党内一直存在要求宪政改革的民主派，其中以立法院长孙科为代表。孙科是民主色彩浓厚的人物，曾多次指出：“如果宪政不能推行，则民权主义便无从实现，三民主义也无从实现，而所谓政治建设也只等于一句空话。”他承认，宪政时期应当允许别的政党存在，“不许他党的合法存在，便不是真正的宪政”。1944年元旦，孙科在中央广播电台讲《认识宪政与研究宪政》。他一方面批评国民党内某些人在宪政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说这些人“忽视抗战建国同时并进的最高国策，不明白宪政运动就是我们政治建设的根本”。一方面他强调宪政的实施是“人类生活和国家组织的进步”，它使“古代战斗厮杀的野蛮行动进到了近代和平礼让的文明行动”，因此必须迅速完成我们民主宪政的建设。抗战胜利后，“人民的思想和能力，不但不是民国初年的时代所能比拟，也许比现在进步得多”。他相信“三民主义的宪政必能随着这次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抗战胜利而彻底实行”，也相信“因为宪政有效，训政未竟的工作，在未来的一二年内必有更大的进展”。其他人物像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曾著有《比较宪法》，是一位知名的自由主义宪法专家。他在草拟参政会组织条例时，在参政会的职权、参政员的遴选条件、在野党派在参政中的人数与比例等问题上，均采取了较为开明的立场，并且极力主张赋予参政会立法权，使其成为民意机关。
中间势力从政的精英人物，并不是不知道国民党方面的政治目标与策略，但是作为在野的政治势力，长期以来，他们的权力目标与利益诉求一直被当局压制，一旦有机会参与政治决策，就迫不及待地希望在未来的制度设计中进行有利己方的权力安排，以增进自身的政治利益。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是符合利益原则的，但是它却忽略了严酷的政治现实，作为掌权的实力派，不仅不会同意自己在未来的制度改革中太多的利益损失，而且还希望通过制度改革增进自己的利益。一旦发现改革有损于自己的根本政治利益时，国民党政府的反应，与民国初年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反应并无不同。所以无论是“期成宪草”的立法至上，还是民盟政纲中的军队国家化主张，都不可能得到当局的积极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时期的民主派精英，与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精英相比较，似乎并无大的进步，依然延续了民初议会政治的传统。
注释：
〔1〕施雪华：《当代各国政治制度——英国》，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2〕《昆明文化界致国民参政会电文》，中国革命博物馆手稿原件。
〔3〕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8页。
萨米亚特：见证自由的文学
？ 景凯旋
有位捷克出版界人士曾说，当代捷克文学包含三个方面：官方文学、流亡文学和“萨米亚特”文学。他说这番话是在1989年6月布拉格的一次出版会议上，在座的人全都热烈鼓掌，因为终于有人替他们说出了早已存在的事实。“萨米亚特”是一个俄语词，最早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俄国诗人用来称自己打字装订的诗集，后来成为七八十年代波兰、匈牙利、捷克等东欧国家地下出版物的代称。按照牛津俄英词典的定义，“萨米亚特”是指那些“非正式出版的手稿复制品”。但此定义却忽略了一点，即文化的创造自古以来都是采取“非正式”的形式，人类失去这个自由也只是近代的事，因此它很难反映二十世纪这样一个重要现象，当一个政权禁止人民提出任何质疑，毫不在乎他们的内心信念，竭力把他们降低到只能接受假话的水平时，自制的文本便成了作家的表达媒介，被那些渴望得到精神资源的人们看作唯一的安慰。
举世闻名的布拉格之春是由捷克作家为其先导的。在此之前，捷克作家一直处于社会上层，享有各种特权，但付出的代价就是必须按照政治配方，生产“拖拉机文学”。这种耻辱直到昆德拉的《玩笑》和瓦楚利克的《斧子》出版后，才开始得到洗刷。在1967年6月作协四次大会上，作家们纷纷提出创作自由的问题，他们要求除了受刑法制约外，写作应不受任何其他限制。昆德拉认为，当代社会摈弃了人道主义美德，捷克文学正在丧失欧洲的特征。克里玛发言说，检查制度必然会变质为官僚机构，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瓦楚利克则指出，艺术不可能放弃它对政府的批评，二者之间应制定出“客客气气的交往规则”。作家们的言论引发了社会上对改革的公开诉求。一年以后，当捷克改革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时，瓦楚利克又应一批科学家的请求，发表了一篇题为《两千字》的宣言，要求加速改革步伐，彻底去斯大林化。作家们的言行使苏联领导层大为震怒，以致勃列日涅夫在与捷克领导人谈判时，竟冲他们吼道：“你们的政策竟让所谓自由作家们来发号施令，这简直是发疯！”因此，当苏联军队入侵捷克后，全副武装的士兵首先包围的国家机关之一便是作家协会。
此后，在“遗忘总统”胡萨克的统治下，开始了所谓“正常化”时期。许多作家失去工作，其作品也遭到禁止，仅在1982年七七宪章开列的名单中，被禁止发表作品的捷克作家就有二百三十一名！官方的目的很清楚，将他们与社会隔绝开来，让他们被读者遗忘。一些作家（如昆德拉）离开了捷克，另一些作家留在国内，但只能为抽屉写作。七十年代初，一个被禁作家的小圈子开始每月一次在克里玛家里聚会，互相朗读他们的作品。他们中有捷克文学的重要作家哈维尔、瓦楚利克、格鲁萨、科赫特、克莱门特和乌德等人。后来，瓦楚利克在《施瓦森堡的挂锁》中描述了“萨米亚特”文学的产生，他们先是在朋友间互相传阅手稿，然后发展成请人把这些手稿打出来，编上号码，再按照纸张、打字和装订的成本价，出售给作者本人和那些感兴趣的读者。瓦楚利克还给这种未经许可的书取了个隐喻的名字：“挂锁的书”。他们甚至还请国营工人来装订成册，配上被禁画家的插图，使它显得像真书一样。
为了避免被抓住和被没收的危险，这些作品都是在夜幕下的小房子里打印出来，藏在阁楼、天花板和花棚里，但作者、打字员和装订者仍时时面临警察的搜查、审问和监禁。七十年代中期，“萨米亚特”作品开始流传到国外，于是官方加紧了控制，并且软硬兼施，许诺说只要放弃“萨米亚特”写作，作家们就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当然，大多数作家没有顺从。在他们看来，出版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精神生产是人间的法律无权干预的。瓦楚利克回忆到，有一次，国外的一个出版家协会奖给他一万马克（后来证明是误传），警察很快就知道了，询问他是否成立了一个出版社，他争辩说，“萨米亚特”不是一个出版社，而是沉默作家的一个维权行为。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行为，就像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的，“随他们去吧，但我绝不保持沉默，绝不！”
沉默的墙毕竟被打破了，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萨米亚特”，有的人还主动跟作者联系，要求被允许复制这些未经许可的东西，一些读者甚至预先付钱来订购。写作依赖于读者的阅读反应，而这种秘密的阅读才真正显示出作者与读者之间两颗心灵的交流。后来，一些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加入进来。到八十年代末，这类书已经出到三百多种，从文学发展到宗教、政治、历史、经济学、哲学和艺术等各个方面。对于捷克作家，这种行动不仅是他们用以战胜审查制度的方法，而且是一种文化和共同体生存的象征。他们再不用担心市场的需求，不用考虑到要发表而自我审查，更不用操心能否得到官方的文学奖项，这使他们得以独立于市场和审查制度，回复到自由的元写作状态。
官方极力宣扬爱国主义，并用各种福利去换取表面上的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买房子，购小车，出国旅游，但剥夺人尊严的结果，却使整个社会处于压抑、沮丧、顺从和冷漠之中，甚至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建立在这种恐惧和自利之上。大多数人出于无望，变得玩世不恭，即使那些曾被斥为反人性的东西又公开复活，也很快就熟视无睹。在官方文学中，则是一种平庸的美学，一种爱国主义和田园生活的抒情和满足。从那些制造出来的盛世狂欢话语中，透出某种恐怖的东西，用哈维尔的话说，这是一种“奇特的几乎是神秘的恐怖，一切都是夸张的、热情的、抒情的、悲惨的或者过于严肃的”。这种主要是由谎言造成的恐怖，促成了捷克“萨米亚特”作品中强烈的道德感。
从十九世纪捷克文学的启蒙时期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