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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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在三十四岁那年，受叔父影响，开始记日记，这一记就是三十六年，直到去世。从壮年到老年，从朝廷高官到隐居家中的中风病人，那桐的日记逐年逐月逐日，从未间断。九十余万字，统一格式的三十五本小册子，封面素朴，只有“日记本”三个字和日记的起止日期。线订，脊背上是依照时间先后排列的顺序号。
翻看日记可以看出，笔迹还是有些分别的。从光绪十六年（1890年）至民国二年（1912年）7月11日，这二十三年的日记，笔迹是草书繁体，这是那桐亲自记录下来的。这一年，五十六岁的那桐不幸患中风，右肢瘫痪。此后的日记就改用那桐口述，他人记录的方式，笔迹为蝇头小楷，个别处仍可见到那桐的圈点。
《那桐日记》的内容
《那桐日记》始记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元旦，记述之前有一段说明，道出了记述初衷：“尝见吾叔父（即清廷高官铭安）逐日书写笔记，垂三十年不辍，身心功夫与年俱进，历历可考；且偶遇往事，随意批阅，如在目前。吾甚羡之。自今伊始愿效所为，既承家法兼可自励。光绪十六年庚寅元旦琴轩氏自记，时年三十有四。”
先人留下的日记本身就珍贵，况且那桐曾任高官，况且就任期间曾历经甲午中日战争、戊戌政变、庚子八国联军犯京、辛亥革命、溥仪退位等重要历史阶段。那桐被称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曾经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外逃时充任留京办事大臣；曾经随奕劻、李鸿章与联军议和；曾经在《辛丑条约》签订后，被派为专使赴日本道歉……如此，日记中自然不乏重要珍贵的史实资料。其中的记载对于了解晚清历史，研究晚清政局、满洲贵族生活和官场游戏规则都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特别是对了解晚清的外交史非常有用。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从这以后的日记可以看出，各外国使节当时对那桐这样的高官造访非常频繁。《辛丑条约》签订后，那桐曾被派为专使赴日本道歉，这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初三日日记：“今日接到五月初一日电旨，奉旨：户部右侍郎那桐著赏给头品顶戴，授为专使大臣，前往大日本国。敬谨将命。钦此。跪聆之下，阖家感谢殊恩，同道大喜。申刻板子、宗祠、祠堂、佛堂、母亲膝前、叔父座前叩头贺喜。”
1901年7月那桐东使日本，目的是赔礼道歉，时间为两个月。八月初一日的日记，对觐见“大日本国大皇帝”的礼节及东使目的都做了详细记述和交代：“……巳正二刻许，日皇出居中立，西国军服，左手扶刀持帽，相貌威严，年四十八岁，身体壮伟。桐捧国书行三鞠躬礼，陶参赞随行颂词，读毕译竣，呈递国书，日皇谕语大旨云：去岁中国变乱，我国书记生杉山彬被害，今遣汝来，我已皆知，但愿此后我两国交情日密，大皇帝回銮后，实力举行新政，保全东亚，汝回国时将此意代奏。等谕。桐答以：大皇帝圣谕，使臣钦佩之至，使臣回国时，必将此意代达。云云。旋令参随各员一一觐毕，又行三鞠躬礼退出，在便殿少坐……”
除此之外，日记中对皇上、皇太后的活动亦多有涉猎。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廿九日的日记，记录了皇上对他的赏赐：“因皇上万寿圣节，太和殿筵宴，赐桐福字一方，三镶玉如意一柄，小卷库缎袍褂料二件（天青二则龙褂料，酱色八吉祥袍料），朝珠一盘，大小荷包各一对，缨纬一匣，红瓷碗一件，蓝瓷小盘一件，共八种。圣恩稠叠，荣幸万分。当即敬呈母亲、叔父阅看，敬谨收存。”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十七日日记，记录了皇太后的活动：“皇太后乘金辇由宫还西苑，寅刻桐赴静默寺伺候，辰初驾到，跪迎，午刻归。先中宪公冥寿，祠堂上供，随母亲恭诣行礼。”
每年春天，皇帝都要上先农坛行耕耤礼，一般皇帝都是前一日到中和殿阅视农具，然后再去行礼，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十六日的日记记载：“丑初赴先农坛，皇上寅正诣坛行礼，卯初二刻行耕耤礼，桐偕同部七人在犁亭序立，卯正后礼成。”
这套日记可以说是提供了满族贵族生活的场景。那桐是内务府人，所以日记里记录的就不是一般的民俗，而是内务府特定人群的地位、习俗和活动规则。对于研究这部分特定人群的生活，这套日记可谓是丰富、丰满而又集中的记录。
日记为流水账，只是记事，少有议论，甚至有些琐碎。言简意赅，少则十几字，多则百余字。可能正是因为“琐碎”，才让今天的读者从日记中能够读出趣味，看到清朝高官日常起居的诸多生活细节。
比如，那桐作为朝廷要人，既要忙于“进署办公”，又要周全亲朋故友和同僚之间的应酬。每年新年的拜年都是重头戏，那桐一天要拜四五十家。娶亲、拜寿、吊唁、还愿是当时主要的社交活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六月廿四日的日记就记录了拜寿送礼的规格：“午刻到端邸为其福晋拜四十寿辰，送刻丝麻姑一轴、江绸一套、九件荷包一匣、玉如意一柄、宴席一桌、绍酒一坛，均受之，未刻归。”
日记中有些篇章颇具文采，如民国五年（1916年）十月初三日，“旧疾较前稍愈”后，远游泰山观日出的记载：“卯初起，到浴日养云室观日出。是时天气清朗，约卯正东望，霞光四流，云现五色，一轮皎日缓缓而出，三起三伏，殆所谓三浴者耶。俄间晓日渐高，万山毕露，观日之景大备矣。辰初在山门外冲寒瞻眺，见四面云山奔来，脚下寺内露泰山极顶巨石数方，登此远眺，众山罗列，若拜若伏。巳初饭毕，乘筍舆游后石邬，道路崎岖，较前尤险。至天空寺，沿路怪石奇松为前山所无。寺中小坐，仰观后山壁立千仞，使人望之悚然。仍由南天门下山，路过五大夫松至云步桥、酌泉亭、对红桥观瀑布。当此佳景，欢畅举杯，虽神仙无此乐也。”
日记九十万字，可谓洋洋大观，但读起来并不让人感到乏味，从字里行间可略见当时一些大事和社会风土人情面貌之一斑。称其为研究晚清历史的“活态文化”、“百科全书”，丝毫不为过。
《那桐日记》的留存和捐赠
那桐生前的起居场所主要集中在京津两地，位于北京金鱼胡同内的“那家花园”一直是京城有名的宅邸，解放后改为和平宾馆。民国之初，那桐患病，又在天津英租界内购地建宅，率眷迁入，但春夏期间仍回北京居住。1925年他病逝于北京金鱼胡同的寓所，所以那家后代也主要集中在京津两市。
《那桐日记》传到第三代时，手稿存于天津的长孙张寿崑的宅邸。“文革”期间，张寿崑住宅被抄，日记自然也随同其他东西被没收。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落实政策，这套日记才又重新回到主人手中。但主人发现，归还的日记少了其中的第二十册，而这一册记录的年代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4月23日至宣统元年（1909年）5月13日，正是慈禧、光绪去世，辛亥革命前夕的重要历史鼎革阶段，让人扼腕叹息。
那桐的第三个孙子叫张寿崇，上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北大国文系，他对先祖这套日记格外钟爱，于是从天津的兄长家里将日记带回北京，开始逐日抄录那桐亲自记录的前二十三年的日记，并进行适当点校、注释，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出版。
虽然是那桐后代，注释工作却并不容易，由于张氏兄弟都出生于民国十年前后，对日记中涉及的长亲前辈，大多只闻其名未见其面，有的甚至是读过日记以后才知道的。所以点校过程中，除了参考《光绪朝东华录》、《宣统政纪》等有关资料外，张寿崇还特意走访了亲属中熟娴掌故的前辈长者。
2000年底，日记抄录完毕，隶属于北京市档案馆的《北京档案史料》编辑部与张寿崇先生进行了接触。老人很高兴也很爽快，答应授权《北京档案史料》编辑部点校整理，待日记出版后，原稿全部捐赠北京市档案馆保存。这虽然只是口头协议，却给了编辑们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对于当时平均年龄只有三十一岁的编辑们来说，点校这样一本晚清留下来的草书繁体又没有标点的日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桐是清廷高官，日记里涉及了不少当时的高官名人，他们不仅有名，还有字有号有别称，加上清代官职复杂，单是要分清这些人物都不容易。而那桐又是内务府人，有自己独特的一套书写方式和习惯，比如“鹤”字，他书写时只写左半部分。还有一些满族贵族特殊的礼仪习俗，特别是他出使日本那段时期的日记又涉及了一些日本的人名、地名和职官、礼俗，这都给点校工作带来了困难。
从2001年第一期开始，《北京档案史料》连续两年八期连载了日记。编辑们有一次在与张先生的闲聊中意外得知，这套日记还有下半部口述部分，因张先生觉得史料价值较前一部分小得多，故没打算出版。这些史料既然历经沧桑留存下来了，何不出版一套完整的《那桐日记》呢？于是编辑们又开始着手日记第二部分的整理。
点校工作基本上纳入正轨，意外的事情发生了。2002年4月，张先生突然病逝。编辑们随又与张先生的女儿张瑗女士联系，张女士当时已经开始对日记的后半部分进行抄录了。
全部日记终于在2006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张家后代不仅将日记捐赠给了档案馆，而且将家族珍藏的《那桐亲书履历本》、《那桐奏折存稿》、《呈进物件、召见日期、御赐物件、具奏折件》和《那桐挽联》等资料也一并捐赠。美中不足的是，日记的第二十册至今仍没有下落。
（《那桐日记》上下册，北京市档案馆编，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180．00元）
前尘旧梦燕自知
——重读《燕知草》
？ 金文兵
二序一跋《燕知草》
俞平伯与西湖的最早关系，自然是缘起于他的曾祖俞樾以及那幢联结着两个世纪荣悴的俞楼。在“他处处在写杭州，而所着眼的处处不是杭州”的《燕知草》中，俞楼固然不可不提，但说及更多更见情愫的还是同游的人。这层机关，写序的朱自清早就说破——“你看这书里所写的，几乎只是和平伯有着几重亲的H君的一家人——平伯夫人也在内；就这几个人，给他一种温暖浓郁的氛围气。他依恋杭州的根源在此，他写这本书的感兴，其实也在此。就是那《塔砖歌》与《陀罗尼经歌》，虽像在发挥着‘历史癖与考据癖’，也还是以Ｈ君为中心的。”这话出自挚友之口，自然是不会错的。然而检读全书，有一点还是值得旧话重提的。那就是于“温暖浓郁的氛围气”之外，文字里其实更多怅惘与幻灭的气象。朱先生也说过，“‘杭州城里’，在我们看，除了吴山，竟没有一毫可留恋的地方。像清河坊、城站，终日是喧闻的市声，想起来只会头晕罢了；居然也能引出平伯的那样怅惘的文字来，乍看真有些不可思议似的”。那么，这种弥漫在文字里的“独立小桥风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