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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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秋岳因交游广阔且长于考据掌故，故于蛰居京华期间曾在《中央时事周报》杂志上，连载了其笔记体文章《花随人圣庵摭忆》，对晚清自鸦片战争以来七十年间的诸多历史事件都有所记述，涉及祺祥政变、海防之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两宫西狩、东南自保、割台事件、洋务运动、清末新政、洪宪称帝、张勋复辟以及辛亥革命等。黄浚以其广博的学识和人脉，悉心搜集名人书札、大臣奏稿、宫廷邸报、佚文诗帖等第一手资料，相继缀写成篇。其所记无论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重大事件，抑或是对于时政轶闻、儒林风尚、社会世相、人际纠葛的叙述，皆才高识远，加之文字清妙，一时间纷传士林，深受青睐。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文名远播，年少成名的大才子却最终沦为了日本侵华势力的情报人员。据说，时任日本驻南京总领事的须磨弥吉郎乃“中国通”，为上海同文书院、东京帝大出身，深有汉学根底。为了刺探国府机密，须磨最初便以请教汉诗为名接近黄秋岳。他见黄氏以名士自居，经常出入声色之所为歌女捧场，入不敷出，乃以资助钱财加以收买，秘使其按时提供行政院会议有关情报。后来，须磨因故被调回国内，仍由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派人与黄保持联络。于是在黄秋岳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一职时，便将政治会议的决议案一一泄露给了日本大使馆。大约是做惯了名士的缘故，黄秋岳就是做间谍也脱不了散漫的习气，只是将决议案原封不动地交给日本人。这样，日本方面在公布有关国民政府政治会议决议案的消息时就总能和南京方面保持同步。这马上引起了国民政府当局的怀疑。调查发现是黄秋岳涉足其中。然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当局并未有大的动作，仅在1935年春将其调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的职位而已。反倒是两年之后，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周，才突然命令以汉奸罪处决十八人，黄秋岳的名字赫然在列，罪名则是其向日本泄露我国封锁江阴的重要军事情报，致使停泊长江各地日军舰逃走一空。其子黄晟因被指参与同谋，亦一并处决。
关于此次军事泄密的经过大致如下：1937年7月27日，国民政府海军部部长陈绍宽奉命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报告，要求有关各部队采取配合行动，实施在长江江阴段沉船以封锁航道的计划，一方面防止日本海军溯江而上攻击南京；另一方面使上海的日本舰艇孤立无援，而中国海军可以乘机狙击长江中上游的日本舰艇、商船，并将长江内日舰及沿岸各地日侨一举加以控制，以此作为与日方谈判解决“卢沟桥事变”的筹码。然而，这一命令尚未下达，汉口日侨及海军陆战队就在8月6日突奉日本政府训令紧急撤退。到了8月7日，长江沿线各地驻防租界的三千多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七十多艘舰船，以及二万九千人左右的侨民，先后疾速顺江东下，仅一夜之间，便强行通过了江阴要塞。当中国海军发动拦截时，扣住的只有两艘日本小商船“长阳丸”及“大贞丸”了。江阴“封江”计划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当下认为有人泄密，身兼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雷霆震怒，严命彻查此事，黄秋岳因此获罪。
问题在于，黄秋岳为日本人做情报工作虽是事实，但其在调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一职后已无法接触到国民党高级机密，更遑论封锁江阴的军事情报。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便曾亲口对曹聚仁先生说：“黄秋岳是不会知道军事会议的军事秘密的。”据曹聚仁在《也谈黄秋岳》中的考证，日本早在1937年8月间便已有在沿海作战的计划，拟把他们在长江的海军集中到长江下游来。日军的军舰下驶，比国军沉船封江的计划足足早了一星期，黄秋岳父子如欲通风报信，实在是得有未卜先知的神通才行。如此，黄通敌的确凿事实当发生于其尚供职于中央政治会议秘书时，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在知晓内情后未加重罚，却在两年后淞沪抗战打响之际秋后算账，其间的用心怕也谈不上多么的大义凛然，多多少少是有拿黄秋岳祭旗担罪的意思。这大概也正是陈寅恪先生写：“当年闻祸费疑猜”的缘故。
其实，“当年闻祸费疑猜”的不止是曹聚仁和陈寅恪两位先生。著名掌故学家、解放后曾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译所特约编辑以及上海市政协委员的瞿兑之对此案情的缘由也是讳莫如深，似有难言之隐，并赞誉黄秋岳“哲维瑰才照世，中道陨蹶，非所及料”。瞿兑之更于1943年将《花随人圣庵摭忆》辑录成书，计有四百二十三篇，凡四十五万言，付梓发行。四年之后的1947年春，恰逢“七七”事变十周年之际，已经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园偶读此书，想起了十年前因汉奸罪被处死的黄秋岳，遂写下了这首《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依前文所述，花随人圣庵笔记指的就是《花随人圣庵摭忆》，而游旸台山看杏花诗所指的则见载于其书中《旸台山之花事》一文。文中记述了作者游北京西山旸台山时所作的赏杏花诗，文中仅存其一联断句：“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待后游人。”陈先生所谓“荒山久绝前游盛”是喟叹此时早已无“绝艳”与“后游”，而“断句犹牵后死哀”则是对黄氏遗句的爱重叹惋之情。王蒙先生演讲时怕是对其间种种波折都当面错过了。
其实陈寅恪先生在作完此诗后意犹未尽，曾复题短跋于其后：“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明明白白地交代了此诗的本意。而此跋随诗都已被收录入《陈寅恪诗存》，倘若稍有留意，当不会看朱成碧。其实此诗直抒胸臆，并无晦涩难解之处。首联先是提及黄秋岳“骤被独柳之祸”后遭处决，之后则说读完《花随人圣庵摭忆》又深赏其才华。颔联惋惜黄氏大好才华奈何做贼，所幸残帙遗文还能流传于后。颈联则感叹黄秋岳写杏花诗时的“前游”不在，空留下一联断句牵动后人哀思。至于尾联，发的则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喟叹。全诗起承转合间法度井然，大致上并无多少可以合理“误读”的空间。本来诗无达诂，硬要说陈先生是借他人杯酒感慨时事，是表达“陈寅恪在大变动的那种六神无主和悲哀”也并无不可，但引用此诗时不提原作者亲手所写的短跋未免太过粗疏了。
此外，《花随人圣庵摭忆》也不算僻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3年曾加以整理影印，台湾联经出版社也曾出版过此书。世纪出版集团在2000年曾出版过一套《民国史料笔记丛刊》，其中也收录了这本《花随人圣庵摭忆》，大概算是最新的一个版本了吧。
从与李泽厚的聚谈说开去
？ 刘绪源
去年盛夏，移居美国的李泽厚先生曾回国小住，中间也曾到上海讲学。乘讲学间隙，我们陪他看望了因眼疾住院的王元化先生，后又同他进行了一场小范围的聚谈。李先生快人快语，风度不减当年，针砭时弊，月旦人物，真称得上口无遮拦。我们同他谈到周作人与张爱玲。和过去一样，这两个人，李先生都“不喜欢”。尤其对周作人，他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有的还是艺术上属上乘的至文，都写于敌伪时期，这让我觉得不可理解，甚至不可谅解。对张爱玲的不喜欢，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是出于同一原因。我不很同意他的观点，便举知堂那篇广受诟病的《野草的俗名》为例。此文按文末标注，完稿时是“廿六年八月七日在北平”。文章虽只三千余字，但写得十分结实，引文极多极杂，文字的行进相当缓慢，看来并非一二日所能完成的。而“廿六年八月七日”，即1937年8月7日，也就是“七七事变”后整一个月，当时北平城中之紧张混乱可想而知。周作人在这样的时候埋头写这样的文章，当然容易为人所不能理解。但真的想一想，他是否就是心安理得，甚至心境愉快地在写这样的文字？只要把他早年所写的、题材与之相类似的《故乡的野菜》拿来一比，前者的轻盈平和与后者的沉滞苦涩，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野草的俗名》最后写道：“中国方言亟待调查，声韵转变的研究固然是重要，名物训诂方面也不可闲却，这样才与民俗学有关系，只怕少有人感兴趣。不单是在这时候没有工夫来理会这些事也。”这也曲折地透露了写作时不寻常的外界气氛。我觉得，那些日子，他与普通北平市民一样，也是处于惶惑与焦虑中的，只是他以自己多年形成的方式，强使自己沉入到学问与研究中去，让心灵逃遁喧嚣的尘世，获得一种暂时的宁静。他这种内心苦涩，藏得很深，一般人难以读解出来，而冲锋陷阵的将士更是不屑于顾及其间的微意。这正如鲁迅在谈到《知堂五十自寿诗》时所言：“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还是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者所不憭……”（《致杨霁云信》）李泽厚先生听后，沉吟片刻，说：“我不喜欢还是不喜欢，没办法。我也曾找了一些他的书来看，但看后还是不喜欢。艺术上的喜好与否，有时就是一种偏爱，说不出多少道理。要承认这种偏爱。”作为一位资深的美学家，我想他说得是有道理的。
在上海期间，李先生讲得比较多的，还是他近十几年来所集中思考的“历史本体论”和“乐感文化”等。在他离去后，我重新捧读他的《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却有了一点异样的发现。此书中多次写到，海德格尔的“未知死，焉知生”与孔老夫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正可形成一个对照——
依据Heidegger，只有排除“活在世上”“与他人共在”而专注于“前行到那无可避免的死亡”而敞开的多种可能性中的自觉选择和自我决断，才有真正的在……面向死亡的个体情感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这种“未知死焉知生”的死亡哲学，给予人的并不是怯懦、消极或悲观，而是勇敢、悲情、奋发、冲力……Heidegger的“未知死焉知生”的反理性哲学，正是以极度抽象的理性凝聚鄙弃日常生活和生存以制造激情的崇高，从而也使这种感情可以引向某种深沉的狂热。
……恰好相反，“未知生焉知死”强调的是，以普通日常生活为本根实在，以细致、丰富、多样的人世冷暖为“本真本己”，以“活在世上”的个体与他人的你、我、他（她）的“共在”关系，来代替个体与Being（刘注：在，存在）或上帝的单向却孤独的“圣洁”关系。“未知生焉知死”将“神圣”建立在这个平凡、世俗、具体的现实生活之中。这就是“道在伦常日用之中”，就是“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明张岱书信），就在此平凡世俗中去窥探生存的本体、存在的奥秘……我曾一再征引纳兰性德“当时只道是寻常”：你的日常世俗生活中的种种滋味，其实并不寻常。一部《红楼梦》之所以为中国人百读不厌，也就因为它让你在那些极端琐细的衣食住行和人情世故中，在种种交往活动、人际关系、人情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