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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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本1964 年版）第187—188、190 页。
② 关于健讼者，见贺长龄：《经世文编》（1898 年版），卷46 第9 页；卷94 第5 — 6 页。十九世纪五十
年代的湖南巡抚骆秉章使用了：“刁衿劣监”一词，并且估计一个县就有几十个这样的人。骆秉章：《骆
文忠公奏议》，第1451 页。
① 王云五编：《道咸同光四朝奏议》，第1 册第62—64 页 （1822 年一位御史的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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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庇护制与社会晋升之路
明清两代的主要晋升道路是通过教育和文官考试制度。明代的多数教育
机构都是私人办的，在清代它们逐渐受国家官员的控制。雍正时代，一系列
②
省一级书院受政府之命建立起来，由国家给予津贴。后来的乾隆时代是以宫
廷用敢作敢为的方式关心学术活动著称，这种关注既采取了慷慨庇护制的形
式，也采取了大兴文字狱的形式。虽然国家还没有直接控制省一级书院课程，
但政府创办这些书院的一个公开的目的 （用雍正帝的话说）是“黜浮崇实”
③
和杜绝考试制度中的“流弊”。乾隆时代文字狱的重点在于贬斥有关北方和
④
西北边境问题以及关于陆海军事防务问题的学术著作。虽然文字狱时期的种
种限制在1800年以后已迅速减弱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但自十九世纪以来，很
大数量的书院在政府控制和检查制度的双重压力下已蜕化成为专门教授科场
文字的技术学校了。当时批评这一点的人举出了许多的理由，其中一种理由
是，由于靠个人推荐和靠行贿以获取教职起了重要作用，致使教学质量下降；
一种理由是指过分重视了考试的及第与否。⑤
考试性质的变化也是求职的竞争日趋激烈的反映。一方面，受教育机会
越来越增加，也越来越规范化。其次，地方书院网建立以后，学生可以离开
本乡本土求学，这无疑在更多的人口中培养了希求上进发迹的愿望。在中国
新开发的地区，升迁的机会更是有增无已。但就总的趋势来说，特别是在富
饶而人口稠密的东南地区，上升的机遇则是每况愈下的。①
在十九世纪社会中取得成就的合法道路上的这些滞碍，即教育和文官制
度中的问题，促使人们诉诸非法途径，从而提高了非法途径的重要性，特别
在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们中更是如此。这些滞碍也鼓励那些当权人物力图因人
设事以用于收容一个朋友或报答一件恩宠，从而扩大了候补官员的队伍，他
们麇集在水陆交通要道等候着不可能兑现的任命；同时这也在考核合格的谋
求官职者中增加了荐举的重要性。②
对社会升迁现存渠道的压力，无疑地促成了清代中国政治行为的特殊型
式—一即庇护制网络结构——的形成，在这个结构中，在庇护者与被庇护者
的关系中负担的义务比他们在政府工作中通常承担的要多一些。庇护网结构
有它传统的社会关系的根源。这种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亲属关系和同乡关
系。共同的家庭纽带或者共同的乡里关系是与陌生人交往时应用的第一原
则。它被用来确定社会的亲疏距离和等级制度，也被用来办理公务和确定相
互间的义务。在没有这种纽带的情况下，通常就制造假亲属关系来代替它。
② 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第155—156 页。
③ 1733 年上谕，载同上书，第132 页。
④ 傅路特：《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纽约1966 年重印版），第47—49 、61 页。
⑤ 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第217—219 页。关于当时人的观点，例如可看阮葵生：《茶余客话》，卷
2 第61 页；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第18 卷。
① 何炳棣：《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第242 页。关于书院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见孟森：《清史讲义》，
第390—391 页。
② 关于任命制度，见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51—55 页。关于荐举制度，见吕元聪：《清代初
年的翰林院》， （伦敦大学博士论文，1968 年），第206—207、212—213 页。要得到荐举有时得付钱；
梅茨格： 《清代官僚政治的内部组织》，第323—3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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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是非正式社会交往的基础，也是常设性社会组织——从诗社到秘密
会社到商业行会——的支柱。在学界和官场上，教育和考试制度也维系着同
样的庇护人—被庇护人的关系，在这里上级就是先生 （“老师”），下级就
是学生（“门生”）。“老师”不仅包括学校中的教师，也包括政府官员，
即乡试和会试中的主考官，以及各省的提学。
在非私人的制度中搀进些私人关系，这一趋势在社会交往中的各个方面
都有所表现。这种趋势在行政和公务中至少都被认为是发挥效率的潜在障
碍，而从最坏的方面说它被视为腐化的根源。这样结合起来的私利能够破坏
行政中的公益或者商业企业中的集体利益。招权纳贿、任人唯亲、裙带关系
以及所有馈赠和小恩小惠，是中国官场的通病，而这种事实是被接受，甚至
在某些情况下是被体谅的。所以问题不在于消灭这些陋习，而是如何把它们
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这种妥协需要比政府力所能及的更细心的平衡。通常的办法是由官方禁
止一切行贿、馈赠和徇私枉法之举，因为假定：凡是继续偷偷摸摸地干的事，
就能够把它们保持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因此，新皇帝登极时总是布告天下
禁阻这种种弊端和搞这些活动的派系。那些被认为是国家官吏之间搞结党营
私的行为，要受到弹劾和惩治。凡是这些政策被严格执行的时候，不论在任
何情况下，即不论在社会上和官场上，都不可能又要讨好上官而又不冒遭到
批评的危险。一纸便条、一句话、一次访晤，都可能使这一行动的主、客体
双方招致疑虑。
自然，由于社会交际从来不会禁绝，甚至严厉的禁令也不能阻止形成政
府所反对的那种私人的政治和社会联盟。因此，测量官场腐败到什么程度的
好方法是看私人的派系纽带在某一时期公开表现，甚至夸耀到了什么程度。
这反映在和氽⊥饷娴母哨苏呙磐ト羰姓庖怀笪派希卜从吃谝晃还僭钡摹�
言论中，他在赞誉另一位显宦的品质时说，他的门内没有私人干谒者。官场
和学界中庇护人…被庇护人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吏治混浊时代的 变本
加厉，对庇护人和被庇护人来说都变成了一个负担。许多官员拒绝当提学，
因为这个差事有过多的政治义务。许多及第的士子没有得官，因为他们忽视，
或者更糟糕的是拒绝了向有权势的官员表表例行的“敬意”。
据说，中国的黄金时代是师即吏而吏即师的时代。十九世纪是教育腐败
的时代，这正是因为它与官场风气联系太紧之故。由于老师是庇护人，而门
生是被庇护人，也就明显地包含有政治义务在内。当然，政治关系的确立可
以通过向要得到其恩宠的人送礼，并自称为他的学“门生”。用这种方式，
虽然不光采，但可以变成权势人物的“门生”，即使前者年岁较轻和学识较
浅也在所不计。①
①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6 第6 页；徐珂编：《清稗类钞》，卷7 （《师友录》）第65 号第8—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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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的改革
嘉庆帝认为，掐断了和谋踊ぶ仆缃峁沟幕ǘ洌母瓯慊嶙匀弧�
枯萎。他逐步地撤换并贬斥了和诟魇≌裰械囊淮笈腥ㄊ频淖匪嬲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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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他从前的师傅朱珪、军机大臣董诰和前都御史刘墉。他号召公开批评政
府中的问题，命令官员们可以直接和秘密地给他上奏议，不须求助于曾经成
②
为和跋斓闹行牡木ΑＳ氪送保骨康鳎龆ㄒ畛Φ摹�
③
私人阴谋活动，派了一位御史来监管军机处的科室。但是，上层行政的改革
不能医治十九世纪官僚制度中根深蒂固的弊病。省级行政是如此腐化，致使
嘉庆帝在掌权六年之后尚未恢复乡村的秩序，尽管他下狠心要根除秕政。
嘉庆帝把他们的改革集中在两方面：撤换官员和节约开支。和贝蟆�
部分省一级高官都已被撤换。1799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个身居要职的官吏
中，六个被迅速撤换：他们是驻南京的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
督和云贵总督，以及漕运总督。次年又撤换了河道总督二人。①
这些改革是把和睦吓笥鸦怀闪嗽捶炊怨娜耍谛矶嗲榭鱿拢�
他们曾因和墓叵凳艿焦嶷亍＠纾〈鞍参阕芏降奈庑芄猓�
经因和�1797年用了计谋而未能保持军机处的职务。1799年弹劾和摹�
一位副都御史之兄高书麟，因与和逋欢槐嵬鞑勘呓厍沃啊：瞳｜
死后，高书麟当上了云贵总督。其他官员都由朱珪荐举到各省任职：王秉韬
被任命为河南的河道总督，荆道乾被任命为安徽省的新巡抚，阮元则被任命
为浙江省的巡抚。②
在这次改革中下台的这些省级官员，都受到御史们为响应皇帝重新广开
③
“言路”——对政府进行批评的传统渠道——而上呈的弹劾奏章的指控。
但是，皇帝左右的一位满族亲王却认为，嘉庆帝早在这时以前就已经听信了
忠言，并且在消除和诺男卸星俣蓝系刈鞒隽司龆ā＂堋�
根据最近的考察，嘉庆时代开始了汉族官员在清朝省一级政务中占支配
地位的局面，而这种种族比例的变化原来被人们认为开始于太平天国叛乱的
⑤
时期。因此应该注意到，许多满族御史是属于1799年响应改革的号召和提
①
出弹劾的人。这个时期的任命中是否考虑了种族界限，这还是一个尚待研究
的问题。至今尚远远没有证据表明，嘉庆初年的改革是执行了一条种族主义
的路线。
1799年迅速接连发布的新任命在事实上是否预告省一级行政在进行一
次真正的改革，这一点还不太清楚。所有新的被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