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兴到覆亡:晚明七十年 作者:十年砍柴-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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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十年四月，王氏被晋封为恭妃，四个月后，皇长子出生。——我去乌鲁木齐出差时，看到当地有一个地名叫“一炮成功”，不知为什么就想到了这个典故。
王氏尽管意外生子，但万历帝并不喜欢她，万历帝宠爱的是郑妃。郑妃小万历四岁，长相漂亮自不用说，但这不是她受宠最主要的原因。皇帝富有四海，光靠美色是拴不住皇帝的心，何况再美丽的容貌也有年长色衰的一年。皇帝是天子，在宫内有绝对的主宰权，大多数嫔妃对他战战兢兢，生怕龙颜大怒。站在巅峰上的皇帝每天面对这样的嫔妃、宫女和太监，难免寂寞孤独。而郑妃不一样，她活泼而善解人意，而且能陪着皇帝一起读书，敢和皇帝开玩笑。孤独的皇帝需要精神上的慰籍，宫内的女人除了郑妃，别人不能提供这些。其他女性只是仰望皇帝的性工具，而郑妃有点皇帝红颜知己的意思。因此万历帝终其一生，都宠爱郑妃。
万历十四年二月，郑妃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其得君专宠的地位自然更巩固了。但满朝文臣，特别是申时行、王锡爵登大学士，看到的不止是这些，他们洞察了皇帝的内心，看到了皇位继承的变数。——这当然是帝制时代最大的政治问题。
“国本论”始起
所谓“国本”，就是国家的根本大事。在帝制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就是谁继承皇位。
前文说道，皇长子朱常洛是万历帝和宫女“一夜情”意外所生，他并不很喜欢。对这点，老辣的首辅申时行洞若观火，就在皇帝所宠爱的郑贵妃怀上孩子还没分娩时，害怕夜长梦多的申时行上疏皇上，请册立东宫。如果此时册立东宫，只能是皇长子。
万历帝心中另有算盘，说皇长子还太小，此事不用着急。当时皇长子已经五岁，万历帝大概忘记了，自己也是在五岁时，被父亲隆庆帝册立为东宫的。所谓年幼只是托辞，压根儿他就不喜欢这位大儿子。
十四年（1586）二月，皇帝宠爱的郑妃刚生下皇三子常洵，就立马被册封为皇贵妃。这太不寻常了，因为皇贵妃地位在后宫仅次于皇后，而王氏生育了皇长子已经五年了，还是恭妃，地位在皇贵妃之下，按理说为皇帝生育长子的功劳最大。皇帝如此行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显失公平。
由母亲的待遇，大臣们就自然联想到他们的儿子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大家为皇长子担忧。今天看来皇帝让谁当皇帝是家事，但在当时是最大的国事，因为绕过长子把皇位传给其他的儿子，那是对祖宗成法最大的破坏，以捍卫礼制为己任的文臣们当然不能坐视。他们要防患于未然，给皇帝一点压力，使皇帝不能大胆妄为。
户部给事中姜应麟（字泰符，浙江慈溪人）上疏指出皇帝偏心。他说：“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皇帝的第三子却列在后宫第二位，恭妃诞育元嗣，反而让她位居贵妃之下。如此以伦理论之则不顺，用人心来度之则不安，流传到天下万世则名不正。请收回成命，先封恭妃，然后再封郑妃。这样做既不违反礼法也不伤害感情。”而且进一步发挥道：“陛下如果真的想定名分，避嫌疑，分主次，莫若听从阁臣的请求，册立长子为东宫储君，以定天下的根本，那么臣民得到了慰籍，宗社之福也就长久了。”显然，姜应麟的奏疏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真的为恭妃抱不平，而是直指皇位继承这第一大事。
这些话句句戳痛了万历帝的心窝，申时行册立长子为东宫的建议虽然令他不愉快，但人家好歹是内阁首辅，不便发作，现在一个小小的七品言官也来指责自己。于是勃然大怒，把奏疏扔到地上，召见大太监，用手拍着桌子大叫：“册立贵妃，并不是为册立东宫做准备，科道官为什么要诋毁朕？！”吓得太监捣蒜似地请皇帝息怒，皇帝过后一想，人家说的有道理，不能太把这个硬骨头谏官怎样，只好降旨为自己辩解：“贵妃事奉朕恭敬勤劳，故特别加封。立皇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到边远地区担任杂职。”
疑君卖直、讪君沽名是皇帝指责科道官最常用的词。到了明朝中期后，敢直白地骂皇帝，确实很容易成为海瑞那样的英雄人物。
于是，姜应麟被贬到大同府广昌县做典史。知县是正七品，往下是正八品的县丞，再往下是正九品的主簿。典史在主簿之下，不入流。
但贬官吓不住文臣们，大明朝多的是不怕贬官甚至廷杖、杀头的一根筋官员，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继续上疏说这事儿，被惩罚。北、南两京数十人为两人求情，皇帝都不理睬，此后上书争论这事的蜂拥而至。
但这只是国本之争的开始，热闹还在后面。
万历帝开始消极怠工
明朝的文臣上疏谏君，摆出的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言必称孔孟，称祖制，说江山社稷，理由一个比一个充分。皇帝自然辨不过他们，利用皇权硬生生处罚他们，舆论上自己处于劣势，而且满朝有的是不怕处罚的人。你皇帝怎么办？换一拨人他们还是这样。
可以说，明朝虽然也有严嵩那样的一味奉承皇帝的佞臣，但通过成熟的文官制度，已经培养了一个有着相同价值观的职业共同体。大多数文臣只有行事方法的差别，在核心价值观上是一致的，比如申时行，有人指责他柔媚事君，那是和王家屏等人比较而言，在立储君的原则性问题上他同样不向皇帝让步，而是想办法斡旋。
因此，万历帝很痛苦。他明明知道让自己喜欢的皇三子继承皇位，是冒天下大不韪，没法向祖宗和臣民交待，但又不愿意痛痛快快地立皇长子为储君。而这件事还不像他爷爷嘉靖帝在位的“大礼议”。嘉靖尊本生父亲为皇帝，生母为太后，尽管惹起朝野非议。但毕竟有张璁、桂萼这样的文臣，从另一个角度帮皇帝解释。比如说为人君者不能将母亲当成臣子对待，因此还活着的生母应当有太后的名号，否则“臣母”同样违背礼法人伦。也就是说嘉靖帝那样做还能找到理论根据，哪怕有些牵强。而万历帝如果想将皇位给第三子，一丁点理论根据都找不到，因为这样，所以满朝文臣，没有一个敢明确奉承皇帝，提议立皇三子为皇储。
万历帝感到空前的孤独无助，而文臣们还在不依不饶地争国本。于是，他突然厌烦了这些让满口正义自己无法反驳的文臣。
惹不起你们朕还躲不起你们？曾有过短暂励精图治的万历帝突然开始躲进深宫，消极怠工。
究竟万历帝从哪一天开始变懒，史无明载。但应该是郑妃生了皇三子，众臣催促皇帝尽快册立长子为东宫后，万历帝懒得继续和众臣解释、周旋，开始了怠工。《明通鉴》记载，礼部主事卢洪春在十四年十月，上疏劝皇帝勤政被廷杖。那么可以断定，万历帝最晚在十四年四月已经开始怠工。张居正是十年六月去世的，也就是说当了四十八年皇帝的万历，真正自己勤政的日子只有四年。可见，明实亡于万历这句话不是平白无故说的。
万历开始还找理由，说自己身体虚弱，头晕目眩，免掉了上朝、日讲和祭祖。卢洪春上疏说：“礼仪莫重于祭祀，疾病莫甚于虚弱，陛下春秋鼎盛，怎么可能得这样的疾病？臣下所闻，有些不一样。先前二十六日传旨免朝，说是骑马伤了额头，然后托病而讳言受伤。若真如此，陛下因为一时的驰骋之乐而忽略爱惜身体；如果像圣谕所说的虚弱原因，那就是陛下贪图之床笫欢而不爱惜身体，危害更深。请陛下明示廷臣：若真有疾病，则当以祖宗社稷为重，不要贪图享乐埋下祸患；若不是因为疾病，就当下旨说明，不要矫饰引起猜疑。”
人吃五谷杂粮，都可能生病。万历帝也许是以生病为托词，但臣子这样说也太伤自尊了，不是说皇帝装病就是说皇帝贪图女色危害身体，简直就是父母教训一个装病不去上学的小孩一样。皇上焉能不怒，下诏为自己辩护说是真的病了，将卢洪春廷杖六十削职为民。
这一折腾，更坚定了万历躲避群臣的决心。
女真青年努尔哈赤峥嵘初露
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英语名原为《无关紧要的1587年》。说这一年无关紧要，当然是以当时人的眼光看，此年无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以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看这一年，这一年在历史的因缘和演进中至关重要，否则黄先生不会从这一年切入来分析大明的政治运转。
这一年是万历由勤变懒的关键一年，也是大明由强变弱的关键一年。还有一个当时无人关注的女真青年，正在白山黑水间初露峥嵘。
这个人叫努尔哈赤，后来被统一中国的清朝尊为开国太祖。
明朝长期镇守辽东的是内附大明的朝鲜人李成梁，在中原王朝建立赫赫战功的朝鲜族将军，唐有高仙芝，明有李成梁父子。对辽东的女真各部，李成梁一直奉行的是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乐见他们之间互相攻伐，消耗力量。可对于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步伐，李成梁不但没有阻挡，反而助其一臂之力。
万历十一年（1583），归顺明朝的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在战乱中被明军误杀，努尔哈赤和弟弟舒尔哈齐也被俘虏。年轻的努尔哈赤长得仪表堂堂，颇有女人缘，李成梁的妻子“奇其貌，阴纵之归。”回到部落的努尔哈赤把尾巴夹得紧紧的，百般恭顺地对待李成梁，将自己的侄女嫁给成梁的儿子如柏做小妾，自称“奴儿”，把李成梁当成干爹供起来。而另一方面，厉兵秣马征服其他部落。十一年五月，偷袭尼堪外兰部落的图仑城得手，打响了建国的第一仗，满清称为“图仑兴兵”。尼堪外兰是当时建州女真中最强大的，一直臣服于明朝，丢掉图仑城后，首领带领部众逃到靠近明朝边关的鄂勒珲城，以为有了靠山，不惧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马不停蹄，一个个拔钉子似的，先攻下邻近的克栋鄂部的翁鄂洛城，浑河部的界藩城、栋嘉城、萨尔浒城，万历十四年又攻克了瓜尔佳城、贝珲城、托摩河城。兵强马壮的努尔哈赤于是在这年年底剑指尼堪外兰的鄂勒珲城。如果按照平衡女真各部力量的原则，明朝应该支援尼堪外兰，遏制羽翼渐丰的努尔哈赤，但明朝在辽东的最高统帅、宁远伯李成梁已经被灌了迷魂汤，明军反过来擒获尼堪外兰的部众，送给努尔哈赤。万历十五年新年来临之际，灭了尼堪外兰的努尔哈赤已经成为建州女真无可争议的领袖，但此时他还没有实力和明朝摊牌，明朝也把他当成寻常的“夷酋”，继续让努尔哈赤袭父亲“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的封号，并赐予岁币羁縻之。
对东北边境一个女真青年展露头角，北京城里的皇帝也许根本不注意，帝国周边蛮夷之间互相打打杀杀太平常了，比起谁继承皇位这个天下第一号大课题，一个骁勇的夷酋算得上什么呢？他们忘了，女真人从来就是中原王朝的克星，当年金人俘虏宋朝徽、钦二帝的故事史书上可写得清清楚楚了。等到万历四十七年，万历帝崩驾的前一年，努尔哈赤终于在沈阳告庙，控诉对明朝的“七大恨”，公开向明朝宣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