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5-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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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采用心理学的名词，说他的意识极新，下意识极旧，意识是西洋的物质主义者，下意识却是纯粹中国的儒者。”（华184）
我有点觉得奇怪，看人文版《鲁迅全集》，在《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的注释里，大量引用了《现代评论》中的材料，不知道为什么却把这一条放过去了。
陈源有一篇《致志摩》，是专门攻击鲁迅的，其中有这样几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做总长，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免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⑶231—232）。人文版《全集》作注，指出“代表无耻的彭允彝”一语，“是当时北大教授胡适抨击他的话（见《努力》周报第三十九期）。”（⑶240）这样注是不错的。胡适在《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一文中说了：“教育界攻击彭允彝，并不是攻击他本身，乃是攻击他所代表的东西。第一，彭允彝代表‘无耻’。”（华203）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人文版的注文就用这样几句来对付了：“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反对章士钊为教育总长，也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在北大十七教授《致本校同事公函》中，曾说章士钊‘是彭允彝一样的无耻政客’，所以陈西滢在这里有‘代表无耻的章士钊’这样的反语。”（⑶240）这里用的是推论而不是直接资料，以为“代表无耻的章士钊”这话是陈西滢模仿“代表无耻的彭允彝”一语创作出来的，这就不对了。我重写的这条注中引用了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京报副刊》所载何曾亮（即周作人）的一篇文章，其中说“章（士钊）、刘（百昭）这些东西本是代表无耻者”。（华203）算是找到了陈源这句引语的来历。
《〈竖琴〉前记》说到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人文版《全集》是这样注的：
新经济政策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苏联实行的经济政策，区别于从前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它的原则是列宁制定的，主要措施是取消余粮收集制而实行粮食税，发展商业，以租让及租赁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实行的结果，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巩固了工农联盟，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⑷437）
这条注文所说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大体上是可以的，但将其时限定在1921—1935年，却大错了。我即将它改为：“苏联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八年实施的经济政策。”并指出：“一九二九年开始的集体农庄运动，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三356）
《谁在没落？》一文中有这样几句：
“苏俄的象征主义的没落，在十月革命时，以后便崛起了构成主义，而此后又渐为写实主义所排去。”（⑸488）
人文版《全集》是这样注的：
构成主义 也叫结构主义，现代西方形式主义艺术流派之一。它排斥艺术的思想性、形象性和民族传统，凭长方形、圆形和直线等构成抽象的造型。十月革命后不久，它曾以“革新”面貌一度出现于苏联。（⑸488—489）
这条注文只是解释了构成主义即结构主义的意思。结语“一度出现于苏联”，不过是顺着正文说的一句想像之辞，并没有交代它在苏俄没落的情形。我查找了一些资料，另注如下：
构成主义 苏联一些艺术家的主张，代表人物有谢尔文斯基、泽林斯基、英贝尔等。他们崇拜技术，突出人对大自然的斗争，对社会矛盾则有所忽视。他们在一九二四年组织了一个“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到一九三○年，这个“中心”解体，反映了构成主义的没落。（伪433）
这就把构成主义在苏联的兴起和没落都作了交代，也就同鲁迅的原文衔接起来了。
不算改错，而是改善，例如把旧注不够具体之处说具体一些，使它更准确，这就更多些了。这里举一点例。
义和团被称为拳匪，人文版《全集》是这样注的：“他们采取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法，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称为‘拳民’，当时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则诬称他们为‘拳匪’。”（⑻85）我将这一条注文改为：
拳匪 指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1900年6月13日）的上谕称他们为“拳匪”，在这以前的上谕只称为“义和拳会”。（上155）
“义和团”以前注过多次，不必细说，此处只要指出“拳匪”指“义和团”就够了。我这样注，反映出了清廷对义和团的政策由利用到镇压的转变，并且明确反映出了这一转变发生的时间。
有人造谣攻击陈独秀，说陈“每到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人文版《鲁迅全集》作了一条注，在详细引述了这谣言的内容之后，加了一句：“陈独秀当时曾声明没有说过这类话。”（⑴395）我即将最末这一句改为：“陈独秀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广东群报》上发表《辟谣》一文，指出这纯系谣言。”（坟333）
再说一条与陈独秀有关的。《马上支日记》中提到吴佩孚说的“蚩尤即赤化之祖”，人文版《全集》的注释中引用了当时媒体对吴氏此说的报道，注明：“（据《向导》周报第一六一期‘寸铁’栏）。”（⑶337）我将括号中的文字改为：“见《向导》周报第一六一期‘寸铁’栏所载陈独秀（署名实）作《赤化过激都是国粹》一文。”）（华276）
《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说，“虽是公子而可以名为黑臀”（⑴244），人文版《全集》注“黑臀”，引《国语·周语》，指出这是春秋时晋成公的名字（⑴252）。我改定的注文则指出：“黑臀 春秋时有用作人名的。”表示不只一人。在保留旧注所说的晋成公之外，又引《史记·赵世家》：“赵穿弑灵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为成公。”（坟209）附带说一句，这晋成公、赵成公都做了国君，原文说他是公子，身份还说低了一点。
鲁迅文章里自己弄错的地方，我以为应该作注指出，这是符合他本人的意思的，像《阿Q正传》中写错了《博徒别传》的作者，《风波》里算错了补碗的钉子数目，他都主张加注指出。可是，我发现的一些他写错的地方，不论是人文版《全集》，还是这一回送请我修改的校样，都没有注出，我就不得不给注出来。这里也举一点例。
在《〈狭的笼〉译者附记》中，鲁迅说：“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⑽200）。
人文版《全集》的两条注文是这样的：
“撒提” 印度旧时的一种封建习俗：丈夫死后，妻子即随同丈夫的尸体自焚。撒提（Sati梵文）的原义为“贞节的妇女”。
泰戈尔（R。Tagore；1861—1941） 印度诗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描写英帝国主义统治下印度人民的悲惨生活，但又具有泛神论者的神秘色彩和宗教气氛。一九一三年他以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奖金。著有《新月》、《园丁》、《飞鸟》等诗集及《戈拉》、《沉船》等小说。（⑽200）
我在修改校样的时候，在“撒提”一注后面添上了两句话：“莫卧儿帝国皇帝胡马雍和他的儿子阿克巴曾着手取缔这种习俗，最终在一九二九年被英属印度政府废除。”在泰戈尔一注后面，添上了这样几句：“《吉檀迦利》是一部宗教抒情诗集，写的是对神的挚爱，其中并没有赞美‘撒提’的内容。相反，他在不少小说作品中表示了对‘撒提’制度杀害的妇女的深切同情。鲁迅此说是误会他了。”（上209）
在《女人未必多说谎》一文中提到杨妃，说：“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⑸425）人文版《全集》作注时对所引两句杜诗只作了这样的解释：“语见唐代杜甫《北征》诗。旧史传说夏桀宠幸妃子妹喜，殷纣宠幸妃子妲己，周幽王宠幸妃子褒姒，招致了三朝的灭亡。杜甫在此处合用了这些传说。”（⑸426—427）却没有指出，这里，鲁迅误解了杜甫的这两句诗。这注文我改为：“语出杜甫《北征》诗。两句包含三个典故：夏桀宠幸妃子妹喜，殷纣宠幸妃子妲己，周幽王宠幸妃子褒姒，因为没有主动除掉她们，导致三朝灭亡。杜甫这诗赞颂了处死杨妃的措施，并没有为杨妃辩白的意思。”（伪380）
《买〈小学大全〉记》中的“《小学大全》虽不过‘疏辑’”（⑹56）这一句是有语病的。“疏辑”是两件事：“疏”指疏解，“辑”指编辑。按照现代标点符号用法，中间应加顿号。而《清代文字狱档》未用现代标点符号，鲁迅就把“疏辑”当作一个词看了。人文版《全集》在此处设注，说：“在当时的军机处‘应行销毁尹嘉铨书籍单’中，《小学大全》一书下注有‘尹嘉铨疏辑，亦应销毁’。”（⑹60）这就更发展了正文中的错误。我将这一条注文改写如下：
乾隆皇帝《通行查禁尹嘉铨自著各书谕》：“此内如〈小学〉等书，本系前人著述，原可毋庸销毁；惟其中有经该犯疏解、编辑，及有序跋者，即当一体销毁。”军机处在《应行销毁尹嘉铨书籍单》中将《小学大全》列入，并在奏折中说明理由：“《小学》等书，虽系前人著述，原可毋庸销毁，惟其中有该犯疏解评注者，难以撤出，应一并全毁。”按：这个书单在“以上三种，系尹嘉铨疏、辑，亦应销毁”这一项中，将所列三种分别注明了销毁理由，《仪礼探本》是“尹嘉铨疏”，《共学约》是“尹会一撰，尹嘉铨疏”，《小学大全》是“尹嘉铨辑”。可知文中“《小学大全》虽不过‘疏辑’”一语欠妥。因为“疏、辑”分别指两种不同的情况。“疏”指前二种，《小学大全》仅仅是“辑”而已。（且46）
除了改正误注，改善有缺点的注文以外，我还增补了不少新注。凡是人文版《全集》未注，拿给我看校样也没有注，而我认为应注的，就给它补注上去。像《忽然想到》（八）写到的张国淦、张嘉淦（⑶62），原来无注，我即补上（华48）。《纪念刘和珍君》提到了她的爱人（⑶277），他是谁呢？原来无注，我即补上（华238）。《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提到了亚东图书馆（⑶303），对这个历史上颇有影响的出版社，原来无注，我即补上（华259）。《关于〈三藏取经记〉等》提到了《四部丛刊》（⑶388），对这丛书原来无注，我即补上（华333）。《反“漫谈”》中，鲁迅说他在教育部“目睹一打以上总长”（⑶464），同一篇里，鲁迅说：“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司法、海军部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⑶464）这两条原来也无注，我查明注出了（华395）。只有原来也没有注的“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⑶464）这一句，我也想加注，查了些材料，还是没有注出来，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
有一些，原注太简略，等于未注的，也给补上了不少。如张其锽，原来只注“吴佩孚的秘书长”七个字（⑶320），我于是将他的生卒年、籍贯、别字、经历、著作等等一一补注出来（华272）。
《〈一天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