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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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建设新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建必要的大企业。搞中小企业，管理水平也提高得快。
改变管理体制，搞托拉斯，大工业市直属中央，是否如此，请各大区同志考虑，要推敲一下矛盾在哪里。文件中要讲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即投资比重问题。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要提一下干部政策。总的是又红又专，红专结合，管工业的一定要专。一个令人高兴的情况是确有一批司局长和一些副部长比较强，并且懂得业务。省、市也有一批这样的干部。要把这些人放到企业（中小企业，不一定大企业）中去当两年厂长，然后再上来当部长、副部长。这样，我们就会有一批又红又专的强的领导骨干，我们的管理水平就会大大提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前途，在组织上要采取这个政策。
总之，制定发展工业的方针和规划，要考虑农业基础，工业基础，科学技术基础，加上管理水平。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从长远看会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我考虑，在一定时期内，我们工作的重点，必须按照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适当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当然是低水平）；工业本身必须着力解决基础工业薄弱的问题。
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月）
一
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七大这十年中间处理党内问题的一点经验。
从一九三一年一月我们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到一九三四年底，差不多四年的时间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我们的革命力量曾遭受很大损失，到最后在蒋介石统治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在红军苏维埃区损失百分之九十。“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不仅完全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而且把毛泽东同志调离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一直到长征。长征的前一段，因为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挥，所以就犯错误，使红一方面军由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到了遵义，王明、博古路线不能继续下去了，怎么办？就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才开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当时，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只是提出军事路线的错误，还不提政治路线错误。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长征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当总书记。当然，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采取总结经验的方法，用整风的方法，把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搞清楚了，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得出最后的结论，并在组织上把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那时候改变了形式，不叫总书记了）。这就是说，毛泽东同志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是采取团结的态度。“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那个时候形成的。这项工作花了十年的时间，使犯错误的同志真正了解他们的错误，他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党更加团结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上争取了抗战的胜利，迎来了全国的解放。所以，处理党内的问题，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比较快比较急地解决问题，一种是耐心地花较长的时间来解决问题。当然不是说任何时候，对任何性质的问题，都一定要花上十年时间去解决，主要是看采取这个方法的效果怎么样，这个效果就是教育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使全党对于党内的是非问题、两条路线的是非问题弄得更清楚，并受到教育。简单地从组织上解决问题是不是牢靠呢？还是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牢靠。当然，我们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你们党内斗争的情况，但是这也算作是一种方法，供你们参考，因为任何一个党都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历来对兄弟党讲，制定自己的适合于本国情况的战略和策略，纲领和要求，只能由各国党自己搞。自己搞，可以取得经验，正确的是自己的，错误的也是自己的，自己去总结。错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不断地总结经验，总是能够不断地前进的。我们党对兄弟党只是介绍我们的经验，这些经验哪些可以借鉴，哪些不能借鉴，完全由各个党自己去选择。但是我们相信毛泽东同志总结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这就是每一个党都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革命实践、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才能够赢得革命的胜利。
如果要说我们的经验，那就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要作深入的了解。我们这个党，建立不久就确定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根据这个社会性质来确定我们的革命阶段、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规定反帝反封建是我们第一阶段的革命任务。但是，提出了反帝反封建这个任务就等于真正懂得什么叫反帝反封建吗？不！因为制定和执行反帝反封建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个革命阶段当中，应当如何反帝反封建，依靠什么力量，团结什么力量，打击什么力量，这些问题，我们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解决，没有搞清楚。
比如对于农民问题，我们党历来就明确，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要发动农民。从我们党成立到大革命的时候，农民运动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是不是农民运动发展了，就等于我们党了解了农民呢？没有。毛泽东同志说，他从一九二五年起，差不多用了六七年的时间，才开始真正了解农民。以后他才提出对于农民和工农联盟的正确纲领和政策，才根据中国的实际正确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在土地革命中，我们根据农村的阶级状况提出了正确的阶级政策。只有“土地归农民”这么一个口号是不够的，土地怎么分配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农村里边包括地主在内，都要同等地分配一份土地。当时在我们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他们反对这个主张，说这不是阶级路线。他们提出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说毛泽东同志是机会主义。他们说，富农是剥削阶级，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为什么要同贫农一样地分一份土地呢？地主压在农民头上好多年了，为什么还要同等地分一份土地呢？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多么的革命！他们就是不懂得农村。他们不懂得地主不分田，地主的嘴巴要不要吃饭？富农分坏田，富农的嘴巴要不要吃饭？如果地主、富农要吃饭，他们又没有田，怎么办？这实际上是把所有地主、富农逼得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农民，结果是对于贫农、中农不利，对于工农政权不利，对于生产也不利。如果给地主、富农分了田，使他们逐步由剥削者变成劳动者，就可以使用他们的劳动力嘛。我只是举个例子，这样的问题很多。在农村不做充分的调查研究，不仔细地研究农村的阶级状况，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贫农和一般农民的要求，不了解什么政策才适合于农民阶级的利益。一些形式上很革命的“左”的东西，并不适合农民的利益，所以单单一个“土地归农民”的口号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又如怎样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这是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处理不恰当，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民族资产阶级是动摇的，它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既犯过“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也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时间比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时间还长，损害还大。大革命的前一个阶段，我们党正确地对待了这个问题，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合作，实行国共合作，发展革命，也同蒋介石进行合作。在这个合作当中，如果我们只是同资产阶级打交道，那是错误的。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同盟来搞民主革命，有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在这个形式下来发展进步力量，发展工人的力量，发展农民的力量。大革命后期，我们党犯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怕同资产阶级作政治上的斗争，怕触动它，不敢发动群众，等到蒋介石一背叛就使大革命失败了。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们党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就是要打倒一切。当时主要打击的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样做的结果，把我们自己孤立起来了。城市里的许多人，包括知识分子和青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脱离我们。工人运动也搞不起来，那时不区别对象，就是罢工，而且条件也提得很高，结果工人运动也垮了。我们在城市中的力量一步步地丧失，一直到最后差不多搞光了。但是在农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地区，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当时红军保护工商业。有些工商业资本家也进行封建剥削，我们只取消他们的封建剥削部分，对他们的商店和工厂不去触动，所有的东西都不没收，而且加以保护。实行这样的政策，对于我们的根据地有很大的好处，能够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后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人到了中央苏区，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策，打击民族工商业。结果在蒋介石封锁下，根据地连盐都没得吃。就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城市工作也有“左”的错误。比如，那时候武汉有同我们党合作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左派政府，我们也在那里举行罢工，提出的经济要求甚至超过了资产阶级所能负担的程度，结果市场凋敝了，损害了政权的经济基础。所以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方面，我们党有“左”的经验也有右的经验。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是动摇的，但是要利用它的积极的一面，要有团结有斗争。什么情况下以团结为主，什么情况下以斗争为主，这是不能硬性规定的，是一个灵活运用的问题，要根据对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来确定。
我举这么两个例子，主要是为了说明，制定正确的纲领和政策，要对本国的具体实际作深入的了解。这个工作很不容易，特别是对农民问题的了解很不容易。
我再介绍一下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策略是为战略服务的。抗日战争以前，我们叫土地革命时期。那个时候，我们对于地主阶级的政策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