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电子版 2010年第6期-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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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担心，毕竟虚拟强奸只是个人行为，限于两人之间，如果网络犯罪升级，比如在SL上有人为了争夺土地和房屋而发动几百人甚至上万人的战争呢？那由谁来控制这种趋势的蔓延？——呃，这好像有点杞人忧天。
“第二人生”曾经的辉煌
“第二人生”是林登实验室（Linden Lab）于2003年7月推出的一款3D模拟现实网络游戏，也是一个虚拟社会。在这个虚拟社会里，每个人可以设定自己的化身（Avadar），买房买地、结婚生子乃至开疆拓土，建立虚拟的“第二人生”。所有的法则都由用户定义。SL目前拥有超过600万用户，影响力在2006、2007年达到顶峰。“钟安社”（真实身份是德籍女华人爱林格雷夫）是SL造就的首个百万富翁，她靠在SL买卖虚拟土地致富，还登上了美国《商业周刊》封面。SL虚拟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了微软、IBM、英特尔、Sun、阿迪达斯、可口可乐、丰田等公司的入驻。路透社于2006年10月在这里设立分支机构。马尔代夫成为第一个在这里设立大使馆的国家。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也在在这里设立虚拟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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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张元试镜北漂
说出你的故事——张元有约！
但导演张元并不认同这种说法：“这与电视访谈有所不同。”从1月26几到28日，张元在北京798尤伦斯艺术中心为他的新电影《有种》招募演员，条件只有一个：不靠谱青年。
“他们每个人讲的故事对我而言都是一个震惊。”张元这样形容那三天的试镜。情形像是北京不靠谱青年大出动，填表、坐下、面对镜头、自我介绍，然后被要求讲出故事。在这样一个预设的场景中。日常生活被剥离了，试镜者的“倾诉欲望”被打开。其中的一位坦承：“如果说我有缺憾，就是我现在还没做过爱，没谈过恋爱，没爱上过别人也没被别人爱上。”
每天100名试镜者面对镜头讲述他们的故事，3天一共300名，最后挑选出10名演员出演《有种》的主角。张元说这项工作既疲惫又令人兴奋。
他说：“电影《有种》与摄影展“有种”会有很大的不同，电影所讲的故事与摄影所讲的故事并不是一回事。”
80后比前辈更难
《有种》显然是导演张元对《北京杂种》的一次精神沿续。换句话说，1993年上演的《北京杂种》经过17年的时代嬗变后，已经成为“美好的过去”。张元最近是在国外一个电影节上回顾了这部影片：“那个时代还是那么吸引人。”而现在的年轻人又是什么状态呢？
“我听说北京聚集了—万支乐队。”张元纳闷，“他们靠什么生活呢？”但这次，《有种》不想如《北京杂种》那样关注摇滚青年，而是将其扩展到80后、不在体制内生活的群体——如今，几乎是青年人漂浮在北京的共同面貌。
第一位试镜者描述说：“大厅里没几个人，突然发现一个满头卷发留着小胡子体型较胖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他就是张元。”这位名叫陈卓的落选者在慌乱中完成了试镜，但他并未沮丧，而是称：“虽突破不了现实给生活的无奈，仍期待无拘无束地向理想进军。”
与其说3天的试镜是工作需要，倒不如说是张元在“闻味”。通过“大剂量”地接触80后，张元找到了对80后的感觉。张元曾猜想，现在年轻人会不会比我们当年容易得多，生活不是那么艰难，毕竟物质条件比起以前好很多。但在接触过程中，张元发现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他的结论是：“并非如此，他们的艰难程度更大。”
与《北京杂种》中当年的崔健、窦唯等摇滚青年一样，今天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一方面，惊人的相似，“而在情感生活和表达上面，则更加剧烈”。
有一个普遍现象令张元无比惊讶，这些来自全国各地聚集在北京的试镜者中，“一半以上都出身于破裂家庭。每个人都有小说般的故事和离奇的情节”。这一点，可能是这一代人比较大的变化。
张元要干什么？
有人怀疑试镜者讲述故事的真实性。张元对此表示：“真实不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讲故事的能力。”事实上，以影像纪录的方式来展现群体或个人的悲欢命运和精神境遇，是张元的拿手好戏。在上个世纪拍摄的纪录片《金星小姐》、《疯狂英语》中都有体现。去年最新拍摄的故事片《达达》中，张元也试图讲述叛逆、狂野、边缘状态下的青年人的情感状态。
必须去表达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那些极端事件，这是张元的“电影玄学”，他总是选择处于尖锐、对抗、激烈之中的人物或故事，从而展示内心的冲突以及与现实之间的不安。
试镜者覃钰柯打电话给他：“我在整容医院，样子很难看，你要不要来拍？”这是大年三十，在北京的一家整容医院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病人”。张元二话没说，退了机票，冲进病房，在病房门口看到覃钰柯的那一眼，令他终生难忘：“他的眼神像可怜的猫一样。”
整个2月份也就是春节前后，是张元疯狂工作的一个月。“我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为此，他在微博中向助手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春节仍在坚持工作。除了将工作室改造成摄影棚之外，为完成3月13日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幕的张元新作摄影展“有种”，他还必须对选定的人物跟拍。
“每一组人物，都不是静止的画而，而是在画面背后蕴藏着故事。”张元说，在不断摁快门的时候，角色的内在有一种让他为之震惊的美。“我对美有彻底的追求。”
张元说：“我喜欢摄影师张海儿、吕楠的作品。荣荣也帮我拍过电影照片，我也喜欢他的作品。”这次他使用的相机是玛米亚RZ67，“我尽量用单一光源，不PS”。
有时候，他需要花三四天时间去捕捉到一张满意的图片，在拍为实现自己音乐理想而在北京的流浪僧人释道心时，释道心不经意地做了个鬼脸，使得端庄俊美的脸发生了变化，“除了被佛笼罩之外，他尚有自己的个性”。
这次摄影展同样可以看作张元对“影像透视中国”摄影展的一个沿续，有人说他跨界，从拍电影到截图片再到拍图片，张元笑笑：“艺术都是相通的。”
“有种”者说
覃钰柯出生于1978年，巴黎大学艺术硕士。目前正在进行一项重要的自我改造过程。我在想，可能爱情故事是最好听的，但是如果我要说我的爱情故事，可能你会非常的失望。因为三十年，爱情这回事在我身上就没有发生过，我也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没有一个人来跟我谈恋爱。我又在想，可能很多人对自己的人生都不是那么的满意，他们可能也会做一些事情来改变他们的生活，我现在也在做一件事情来改变我特别不值得一提的生活，这个事情就是整容。
释道心出生于1982年，被网友评为中国北漂中最帅的和尚。
出家十年的经历，点点滴滴分享给我的网友，包括我的歌迷、女粉丝。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喜爱我的，包括我的形象和我做的事情，包括我的音乐，因为我带给他们的是一种真实和快乐，并不是一些虚假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应该是值得去做的，值得去创新一把或者是怎么讲呢？活出一个自我。
王云峰出生于1982年，北京老爷们。从事摩托车、汽车改装，最喜欢打抱不平。我结婚的时候，当天去了四五十辆的跨子摩托车，我找的那个头车，中国就三辆，是一个红旗的敞篷加长那种红色的，然后我跟我媳妇就跟阅兵似的，站在车上冲人招手，然后前边十多个跑车，然后开始跟马路上画八字，瞎骑，我媳妇她们家住禄米仓胡同，然后住那儿，到最后就全堵了，最后有人报警了，那天还上报纸了。
赵颖出生于1985年，在海边长大，喜欢画画，习惯每天拿着相机到处拍。
毕业那年，曾经考虑过留在杭州，但是最后觉得还是不行，还是要跑到北京来，到北京来以后，我打了一个电话给艾未未：“艾老师，我去看看你。”然后我就去他家了。后来我说：“我就在您这儿工作得了。”他说：“好啊。”接下来，因为我很喜欢画画，在他那儿有很多作品，我做了一点艺术装置的事情。葛荟缱出生于1987年，时尚模特。职业不定，非常喜欢摇滚乐。未婚，有一个女儿。也没有好好做模特，没有好好上学，就一直在玩网络游戏，当时可能就会开始抽烟，不睡觉，会一直熬夜，就会耽误白天的工作。离开夜场是因为当时有一男的，看我喝多了，然后他想把我带到他家，然后上了他的车，带到了他家，要跟我那个、那个。然后反抗了以后，他从枕头底下抽出一把匕首，架在我脖子上，自那次以后就没有再去过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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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邮票吊起来卖
虎年前夕，香港柏宁酒店的宴会厅里有近200名宾客，有的紧紧将手机贴在耳边，生怕遗漏了电话那头大佬的交代，错过点头竞拍的好时机；有的将笔记本电脑用手托着，不停发送电子邮件确认下拍的情况……场面犹如股票交易市场，但窃窃私语者多，喧哗者少。他们正在经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国邮票拍卖会。
互联网时代，邮票这个看似老套的手绘＋套模＋印刷而成的方寸艺术品，会成为新富们继普洱、兰花、当代艺术之后新的追踪目标吗？
感情第一，艺术第二
佳士得和苏富比在香港已停拍邮票10年以上。1979年6月，中国邮票公司和邮票发行局成立，中国邮市趋于稳定，邮票发行量越来越大。刚开始收藏还热过好一阵，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很多新邮票跌破面值，大部分玩家只是爱好而非投资。这次，Interasia Auctions Ltd拍卖公司突然主办大规模的邮票拍卖，竞拍者多，围观者更多。
这次拍卖的焦点拍卖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俗称“全面胜利”）邮票属于“文五珍”系列，这套带厂铭的四方连最终以667万港元成交，刷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单一邮珍的世界纪录。而发行于1897年的“红印花加盖暂作小字当壹圆”邮票（俗称“小壹圆”），成交价高达552万港元。
被收回与被销毁的故事
“文”字号邮票最著名的当属“全国山河一片红”错票，它的前身便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图案为毛泽东身着中山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致意，林彪手持《毛主席语录》跟在身后。这套邮票在“文革”期间未能发行，石家庄邮局当年曾少量流出，带厂铭的四方连存世只有一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