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恩-no+logo颠覆品牌全球统治-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幌钊挝窳炷称放聘那洳馐砸┢贰１吹伲慷┦恐鞯家幌钣捎⒐┏oots（现已改名Knoll）及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赞助的研究计划。赞助案的宿命已经明确表示，大学的使命是为公众利益做研究的，而这点往往与品牌化调查任务的利益相违背。
贝蒂？董博士的研究内容是比较Boots的甲状腺药物 Synthroid以及某个无名药品，观察到底哪一个有效。该公司希望这项研究能证明自家标价昂贵的药品比无名小卒出色，抑或至少作用大不相同这项声明若能获得信誉卓越之大学的背书，自然能提升Synthroid的销售量。但贝蒂？董博士发现结果恰好相反。这两种药物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是相同的，这表示服用名牌药品的800万美国人一年将可省下3。65亿美元，同时也意味着Boots将损失6亿美元（Synthroid带来的收入）。于是贝蒂？董博士请同事审阅自己的研究结果，预定在1995年1月25日出版的《美国医学协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发表。然而，Boots在最后一分钟成功地挡下文章的发表，指出合约中有一项条款，规定公司有权不让研究成果公之于世。学校担心昂贵的诉讼费，于是便偏袒药厂，文章就此被拦了下来。整场斗争后来被《华尔街日报》揭露，Boots终于让步了，该报告最后于1997年4月出版，比原先计划晚了两年。〃受害者是谁显而易见，就是学校。〃哈佛的科学及国际事务中心（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教员辛博格（Dorothy S。Zinberg）写道，〃大学与社会之间有不成文约定：要尽可能回避秘密主义，拒绝政府或企业的压力，保持独立自主。每次违反这个约定，都使大学的廉正操守岌岌可危。〃
1998年，类似案例也让多伦多大学及其附属儿童医院鸡飞狗跳只不过这一回，研究者发现实验的药物可能确实对病人有害。奥利维里（Nancy Olivieri）博士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地中海贫血症的权威，她与药厂巨人Apotex签了研究合约。该公司请奥利维里在罹患第一型地中海贫血症的小病人身上测试deferiprone这个药物是否有效。奥利维里发现，在某些病人身上，这种药物的副作用可能有危害生命之虞。她想警告参加实验的病人以及其他专研相同领域的医生。Apotex叫停这项研究，威胁奥利维里假如公之于世就要控告她，并指出研究合约中有条少人留意的条款，规定药厂有权在实验结束后封锁结果一年。但奥利维里仍决定在《新英格兰医药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发表文章，历史重演，她所属的大学及医院都无能捍卫为公众谋福利的学术研究殿堂。1999年1月，耻辱史上再添一笔，原本坐拥医院顶尖研究职位的奥利维里被降了级（经过漫长的公开战役，博士最后要回了她的工作）。
第42节：大学的品牌化（2）
也许，最令人寒心的例子要数罗得岛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某位副教授吧，他是该大学附属罗得岛波塔基特纪念医院（Memorial Hospital of Rhode Island in Pawtucket）的健康内科医生。大卫？克恩（David Kern）医生受当地纺织工厂委托，调查两桩他在院内经手治疗的肺病案例。他在150人的工厂里发现了六桩案例，数字相当惊人，因为此病在一般人口的发生率是一比四万。一如董博士和奥利维里医生，当克恩医生准备发表他的研究报告时，纺织公司引用合约内一项〃贸易机密〃不得出版的条款，威胁要控告他。历史再度重演，大学及医院当局表明了偏袒纺织厂，禁止克恩医生发表成果，还关闭了他做研究的诊所。
细查这三桩被腰斩的研究案例，唯一的变量就是具个人风骨的学术人，以及他们公开挑战企业〃伙伴〃与雇主的顽强韧性也因此，最后真相才由媒体披露出来。然而，仰赖个人发动圣战以保卫学术研究的廉正，并非放诸四海的安全保护罩。根据1994年的调查，放眼美国学院内的业界研究合作案，大多数的企业干预都是静悄悄地发生，无人抗议。这项研究指出，在35％的案例中，公司会保留发表研究成果的权利，同时有53％的受访学者同意〃发表可能会被延迟〃这种说法。
此外，更隐晦的干预每天都在大学内发生，这类干预在研究开始前就已存在，甚至连提案都还未写成白纸黑字呢。盖恩斯维尔（Gainesville）的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校长隆巴尔迪（John V。Lombardi）说：〃我们已经往前跃进，说：'让咱们假装自己是一家企业吧。'〃到头来，这类跃进意味的即是研究必须经过设计，好让受企业资助的研究主席完成使命，而响当当的名号也将随之而来，如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塔可钟杰出旅馆暨餐厅行政管理教授、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雅虎信息系统科技主席、麻省理工学院的乐高（Lego）学习研究教授。凯利（J。Patrick Kelly）在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担任凯玛特商场营销主席，这个职位使他赚进200万美元的捐献金，但他估算自己的研究为凯玛特省了比200万〃多上好几倍〃的钱。在西弗吉尼亚大学（West Virginia University）担任由凯玛特捐助之主席职位的教授，如今与这家零售店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他甚至必须遵照合约，每年至少花30天的时间训练经理助理。
第43节：反对声浪何在？
反对声浪何在？
许多人在听闻这些高阶的品牌化教育后，都想知道这项转变酝酿之际，大学的教师、中小学教师、学校董事会以及父母亲跑到哪里去了。以小学及中学来说，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特别是很难找到其他积极称颂广告进入校园的人，除了广告商以外。这十年来，北美的所有大型教师协会都在大声疾呼商业化对教育独立造成的威胁，许多关心的家长也组成了拉夫？奈得（Ralph Nader）商业警戒（mercial Alert）之类的团体，好传达自己的反对声音。可是，尽管如此，从来没有出现哪个大议题，可让家长及教育学者在课堂商业化的政策战场上携手奋战并在可能的未来里迎接胜利。
不同于学校里祷告以及赤裸裸性教育这类议题，会促使两造公开表明立场，推动广告进入校园，并非某个势不可挡的决策所致，而是数千个小决策。往往是个别案例，各校互异。通常无辩论、无预警，也无公众监督可言，因为广告经纪公司为了钻学校董事会官方规定的漏洞，校园促销都做得极为小心。
然而，当第一频道及青春新闻网想把广告直接送上课堂时，是有一些人提出异议的：学校董事会进行了真诚、热切的讨论，而大多数加拿大的董事会都决定将青春新闻网封杀出局。尽管第一频道比较成功（特别是在较贫穷的地区），也必须承受被某些董事会打回票的命运。
不过，还有一项更根深蒂固的文化因素在帮助品牌深入校园，这点与品牌化本身的强大效力息息相关。很多父母亲和教育学者看不出一味的抗拒究竟能得到什么，今天的小孩本就饱受品牌轰炸，因此，保卫教育空间不受商业化侵扰，似乎比不上新赞助资源的直接利润来得重要。校园广告的掮客也不遗余力向父母亲及教育工作者散播这种徒劳无功的感觉。正如〃轰炸我！〃网络系统总管弗吉尔（Frank Vigil）所言：〃美国年轻人生活的许多层面都笼罩在广告之下。我们相信学生有能力分辨教育内容及营销素材之间的不同。〃于是，许多无能捍卫原先属于公共空间的父母及老师安慰自己，就算学生在课堂上或校园里看不到广告，他们自然也会在地下铁、网络上，抑或回家后在电视上看到，借此将自己的无能合理化。在这群信息灵通的小孩生活里再多加一则广告会怎么呢？然后，呃……再多加一则如何？
虽然这个理由也许可以解释品牌是如何侵入高中校园的，但依然没有解释这个过程是如何在大学校园里落地生根的。为何大学教授会保持沉默，被动地任凭他们的企业〃伙伴〃践踏求知论理的自由原则？这难道不是学术圈公认的核心价值吗？说得更明确些，我们的校园不是应该充斥着酷爱兴风作浪的、作风激进的终身制教授吗？终身制的制度保障人一辈子工作无忧，其设计难道不就是让学术人能不畏后果、坚守激进的立场吗？这群人难道不是借用学术圈内更通用的术语反霸权的吗？
约克大学社会学教授纽森（Janice Newson）曾就这项议题发表多篇文章，她表示：〃表面上，要解释与企业挂钩的大学数量为何激增，比解释为何鲜少见人抵抗要容易多了。〃纽森曾经大声疾呼，要众人注意企业对学术自由构成的威胁已超过十年，她写道她曾（错误地）认为：
学术社群的成员就算不抗拒，也会积极关切这种方向的转变。毕竟，在这段相当短的时间内，制度变动的模式就算并非彻头彻尾，至少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些变化与大学的思想及作为形成强烈的对比，大多数现存的学术圈人士都看得出这点。
纽森的评语很适合延伸到学生运动分子身上；一直到90年代中期为止，这些人在企业私有化的〃非辩论〃（non…debate）中一直是神秘的失踪者。令人悲哀的是，校园缺乏动员力的原因之一，就是简单明白的利己主义。直到90年代中期为止，似乎，企业对教育及研究的影响力全集中在工程学系、管理学院以及科学实验室。校园激进人士总是很自然地将这些科系视为无药可救、擅长妥协的右翼堡垒而加以唾弃：谁在乎校园这一侧发生的事呢？只要传统上更为先进的领域（文学、文化研究、政治科学、历史以及艺术）仍是一片净土就好了。当艺术人文学科的教授、学生对这项校园文化及重心的根本转变仍然漠不关心时，他们就能够自由地探索其他的兴趣而且，确实有多种可任君选择。举例来说，有好几位享有终身制的激进教授，他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后现代认知中，断定真实本身即为建构（construct）。这种认知使许多学术人士无法参与政治辩论，这样做会使得某种学习模式（公众）〃高于〃另一种（企业）。而既然事实是相对的，谁敢说柏拉图的对话录比福克斯公司的〃真假公主〃更有〃权威〃？
然而，学术风尚只解释了缺乏行动的部分原因。许多其他的校园激进分子仍然摩拳擦掌准备打一场美好的政治战，但在企业入侵校园的关键年代里，他们被别的战役绑住了手脚，亦即，所谓政治正确的战争，耗人精力的性别及种族争论。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所见，假如学生允许自己变成试售的对象，有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心系在其他事情上。他们忙着挑战自己的教授，争论典范的好处为何、是否需要更严格的校园性骚扰处理政策。而假如教授没去阻止自由的学术论述原则被出卖以赚取快钱，那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忙着向〃麦卡锡主义〃的学生捍卫自己。于是，当所有人都在为妇女研究及最新的反动书籍奋战不休时，却浑然不知脚下的校园已被卖出。一直要到个人再现（personal representation）的政治也被品牌化吸收进去，学生及教授才开始把自己的纷争丢在一�
![[吴岩] 哈尔·克莱门特及其sf著作封面](http://www.9wshu.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