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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

克莱恩-no+logo颠覆品牌全球统治-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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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纳汉举出事实数据,说明由迪斯尼成衣、耐克跑鞋、沃尔玛货架和个中要角的个人财富所架构出来的全球化经济,然后再把这些数据用统计公式加以换算,以之为利器,像木棍似的四处挥舞。举例而言:中国岳阴(Yue Yen,音译)的耐克工厂所有5万名员工,必须工作整整19年,薪水才能等同耐克一年的营销预算。沃尔玛的年销量总值比海地的全年预算高120倍;迪斯尼首席执行官艾斯纳的时薪是9783美元,而海地员工一小时只赚28美分;一个海地员工要花16年又10个月才能赚到艾斯纳一小时的收入;艾斯纳1996年用来投资股票的1。81亿美元,足够养活他的1。9万位员工加上其家属长达14年。
  典型的克纳汉做法,就是将《101只斑点狗》(101 Dalmatians)电影里大麦町优渥的生活环境,拿来与缝制迪斯尼卡通人物成衣的海地工人所居住的陋屋互相比较。他说,这些动物的〃狗窝〃有柔软的床,加热台灯,有随传随到的兽医照料,吃的是牛肉和鸡肉。然而,海地工人却住在疟疾盛行、痢疾传染的茅屋里,睡在吊床上,几乎买不起肉,也没钱看医生。靠着对比品牌生活以及生产现实,克纳汉得以施展他的营销魔术。
  劳工委员会的活动(并非一般灰暗的劳工集会)对于商标光芒可说是物尽其用。1997年10月,纽约市的游行可资证明:游行从迪斯尼超级旗舰店对面的时代广场开始,沿着第七大道,经过梅西百货(Macy's)的汤米?希尔费格橱窗,再走到巴诺书店,最后抵达史坦百货公司(Stern's)。这个〃假日良心季〃的集会一开始,就可见视觉布景为所有的歌曲及演讲助阵,那就是曼哈顿区最出名的几个商标:天边可见巨型的红色耐克飞扬符号,麦克赛尔(Maxell)老兄坐在躺椅上听〃数字音响〃,欣赏3D的百老汇《狮子王》,浑然忘我。当UNITE的领袖杰伊?梅热(Jay Mazur)大声宣告〃血汗工厂卷土重来了,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时,他的头上是高耸的小美人鱼霓虹灯所形成的光圈。另一个由劳工委员会赞助的抗议活动在1999年3月举行,参加者将一只大型的橡胶老鼠放在迪斯尼商店门口。由于克纳汉的招数不要求参与者弃绝流行文化,因此他有很多学生支持者,其中许多人参与集会,亲身投入文化反堵。高中生和大学生穿上毛茸茸的动物装,呼应狂吼文化的卡通美学:6英尺高的粉红猪举的标语牌是〃猪反对贪婪〃,点心怪兽拿的牌子是〃没有正义,就没有点心〃。
  对劳工委员会来说,商标既是目标,也是道具。这也是为何克纳汉在对群众(大学校园、劳工集会游行,或是国际会议)演讲时,他的著名购物袋里从来少不了迪斯尼服饰、凯瑟琳?李?吉福德的裤子,以及其他知名品牌的行头。他上台的时候,会把薪水单和价格标签拿出来说明,究竟工人制造产品的酬劳与消费者购买时付的钱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他去海地和萨尔瓦多加工出口区访问时,也带着购物袋,他从袋子里拿出许多东西给工人看,其中包括工人自己缝制的产品的价格标签。他在写给艾斯纳的信上,描述了工人惯常的反应:
  前往海地之前,我去长岛一家沃尔玛,买了几件在海地制造的迪斯尼衣服。我把这些衣服拿给工人看,他们一眼就认出那是出自他们之手的……我拿起一件四号的印第安公主T恤,让他们看沃尔玛的标价是10。97美元。不过,一直要等到我把钱换算成当地货币,172。26海地币,他们才突然一起发出充满震惊、不相信、生气,并且混杂了痛苦和伤心的叫声,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件印第安公主T恤看……每一天,他们都制造几百件的迪斯尼上衣。然而单件的销售价格所值竟等同于他们将近五天的工资!
  海地迪斯尼工人不可置信的惊叫模样,被克纳汉的同事用摄影机拍摄下来,并剪辑到劳工委员会制作的纪录片《米老鼠到海地》(Mickey Mouse Goes to Haiti)里。这个纪录片在北美和欧洲的几百个学校及社区中心放映过,许多年轻的运动分子都说,这个镜头是促使他们参加全球反血汗工厂运动的关键因素。
第62节:另一种商标交流

  另一种商标交流
  得知工资和零售价之间的差距,这对工厂员工来说很具震撼力;一如我在甲米地所见,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生产的商品价值多少。举例而言,在甲米地出口加工区的全亚(All Asia)工厂,老板通常将Sassoon裙子的价格标签亮给员工看52块美金,他们说,〃标价就放在纽扣边,当我们经过包装区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价钱,〃女裁缝工告诉我,〃于是我们就把价钱换算成披索,然后工人不禁问起:'既然工厂卖的是这种价格,那我们为什么拿到这么少的薪水呢?'〃管理阶层听闻这些公开讨论之后,全亚工厂里就再也看不到价格标签了。
  事实上我发现,即使想找出哪些品牌是由甲米地区上锁大门后的工厂制造的,这也得花上相当的侦探功夫这也就是区外的工人协助中心(Workers'Assistance Center)花的功夫。该中心的一面墙壁被看起来极像罗洛?乔?富的商标补丁布所覆盖。整个广告牌上钉满了服饰的商标:丽诗卡邦、艾迪堡(Eddie Bauer)、Izod、Guess、盖普、爱伦瑞丝(Ellen Tracy)、沙宣、老海军。板上每一个商标的旁边都写着其制造工厂的名称:V。T。Fashion、全亚、Du Young。工人协助中心的发起人相信,将品牌连上其制造工厂,这对激励工人挺身捍卫自己的权益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因为工厂的老板总是哭穷。如果工人知道自己缝制的老海军牛仔裤在美国售价是50美元,他们就会更勇于争取加班费,甚至投资方承诺已久的健康补助。很多工人也盼望能得到这项信息,因此他们会冒险从工厂挟带服饰的价格标签出来;他们趁工作时把标签藏在口袋,祈祷在门口执行安全检查的警卫不会发现这些纸片,然后再将之带回工人协助中心。中心的下一个任务就是找出这些品牌背后是哪一个企业这工作并不怎么容易,因为许多厂牌根本不在菲律宾销售,而会在当地销售的品牌也只有在昂贵的马尼拉游客购物中心才买得到。
  然而,过去几年以来,要搜寻这些资料变得容易多了,部分因为运动人士之间的全球交流显然愈来愈活络。有了资金稳定的非政府机构及工会的旅游赞助,位于罗萨里奥的小小劳工协助中心也能派代表前往亚洲各地、德国及比利时参加研讨会。我首次见到协助中心的干部图伊科是在甲米地,隔了两个月之后,1997年11月我又在温哥华的亚太经合组织的人民高峰会(People's Summit on Apec)上见到她。该会议有数千位各国的运动分子前来参加,时间特意安排与18个亚太经济团体领袖(包括克林顿与江泽民)的会议相同,当周他们在温哥华开会。
  高峰会的最后一天,图伊科和我离开研讨会,花了一个下午在繁忙的罗布森街(Robson St。)上闲逛,在贩卖甲米地制造的商品的连锁店内外穿梭,我们一发现标签上写着〃菲律宾制造〃的字样,就赶紧拿笔记下型号和价格。她回到甲米地后,会将价格换算成披索(并且将母国贬值中的货币汇率纳入考虑),小心翼翼将之贴在协助中心办公室之告示板上的标签旁边。只要有劳工因为不满非法解雇、薪水缩减或连续加班的情事来到中心,她和同事就会指着板上的数字给他看。他们一起计算加工区的女裁缝工要花几个礼拜才买得起一件盖普儿童睡衣给自己的小孩穿;而员工回到拥挤的宿舍后,或者在闷热的工厂午餐时间,就会口耳相传这项惊人的数据。于是,消息像野火一般蔓延开来。
  几个月后,我收到图伊科的电子邮件,继而再度想起我们的〃血汗工厂〃之旅(根据《国家》 'The Nation' 的作家普雷斯 'Eyal Press' 的形容)。她告诉我,劳工协助中心终于成功让区内两家成衣制造厂成立工会。标签上的商标是什么呢?盖普、Arizona Jeans、Izod、J。C。Penny以及丽诗卡邦。
第63节:全球行动

  全球行动
  70年代初,就一直不断有女性敦促姊妹们,不要仅止于讨论时尚美容业对西方消费者的压迫,更要体察全球无数位挥汗让西方女性穿着入时之女性的苦难。二三十年代,埃玛?戈德曼与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Ladies'Garment Workers'Union)用血汗工厂工人之名发动女性运动,但是近几十年来,这些联系似乎已跟不上时代的脚步。虽然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不断试着在政治上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但是这种跨国的努力成效一直不如同工同酬、堕胎合法化的议题明显。不知何故,70年代的口号〃个人即政治〃,似乎更适用于讨论时尚如何影响女人对自己的感觉,而非全球化机制如何使成衣工业驱策别的女人工作。
  1983年,美国学者辛西娅?安罗(Cynthia Enloe)成为旷野中少见的呼声。〃香港制造〃及〃印度尼西亚制造〃的标签出现在她衣服上的频率日渐增高;她认为这对想要了解复杂的全球化经济的女性而言,这是具体的开始。〃我们更能讨论、理解所谓'国际资本'和'国际劳工性别划分'这种'抽象名词'的意义为何。这两个概念长久以来属于男性理论家的智慧财产(其中大部分人根本从来没问过是谁在织布、谁在裁缝),但实际上,其抽象的程度就跟我们衣柜里的牛仔裤和抽屉里的内衣没什么两样。〃她写道。
  当时由于警觉心的缺乏、文化藩篱,再加上第一世界的褊狭主义,很少人关心这个问题。但是今天很多人开始聆听了。这种转变可能仍是品牌变得无所不在之后的意外副产品。如今,企业已经构筑了一道延伸全球的商标/标签的彩虹,这个架构对于想达成真正国际团结的人来说,是随意可见、可供利用的。也许商标网络的原初目的是要扩大消费、减少产品成本,但一般民众现在却能变成〃蜘蛛〃,在网络上轻易穿梭来去,一如织网的企业。因特网也许最先是五角大厦架设的,但是很快就变成了运动人士和黑客的游乐场。
  所以说,虽然文化单一化(每个人都在汉堡王用餐,穿耐克的球鞋)可能造成全球封闭症,但是却也提供了有效的全球沟通基础。感谢品牌化网络,全世界麦当劳的员工都可在网络上交换为麦当劳工作的故事;在伦敦、柏林和特拉维夫(Tel Aviv)参加游行的孩子可以在网上为企业入侵狂吼运动同声哀鸣;北美的记者可以和印度尼西亚贫穷乡村的工人谈论迈克尔?乔丹拍摄耐克广告的价码是多少。这面商标网络具有无比的力量,能结合每天在厕所惨遭广告轰炸的学生、制作广告上产品的血汗工厂工人,以及贩卖产品的气馁麦当劳店员。他们讲的或许不是同一种语言,但是,现在他们有了能够展开讨论的共同基础。收复街道组织的某位领袖就用谐拟贝纳通的广告词,形容这种新的全球网络为〃联合色彩的抗议〃(United Colors of Resistance)。
  由贝纳通的口号、耐克的血汗工厂以及麦当劳的工作所联结的世界,也许并非每个人向往的理想地球村,但是其光纤网络和共同的文化指涉,却是第一波真正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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