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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科学幻象-第3部分

小说: 科学幻象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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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部分(第四章),我换一个角度来探讨假冒科学这个问题,把一个关于美国人生活中科学的历史的问题当成一个科学的人类学问题来分析。不错,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科学由于能以其权威拔高或者贬低这种或那种商品,这种或那种争论理由,因而占据有重要地位。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以为,科学的内在价值和标准就能够对公众关于科学问题的争论产生重大影响,更不用说控制这样的争论了。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科学如何影响美国文化,而是美国文化怎样看待科学。因此,我先指明有一种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观察美国文化的方法,接着,便在那个人类学框架里,认真分析这种更大的文化怎样对待科学。我的人类学方法的核心,是查明由于有了什么样的文化环境,才使得形形色色的党派有可能把科学符号从科学的实质内容中分离出来,再通过玩弄这些符号,随心所欲地几乎能让任何一件商品、一种思想或一种行为罩上科学绝对权威的光环。

    第三部分(第五至第九章)中,就假冒科学问题讲述了美国人生活中发生的五件科学逸闻。它们是:〃勾魂术〃(氟化物案件),〃瘟疫〃(1986年加利福尼亚州关于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症/人体免疫缺损病毒艾滋病/HIV政策的公民投票,那是一出旷日持久的由科学符号和非科学意义演出的大闹剧),〃希望〃(冷聚变争论),〃混乱态〃(由现代造物主义运动杜撰的关于进化的反进化定义),以及〃罪恶〃(描写狂人科学家故事的小说及影片中的科学表象)。

    在最后第四部分(第十章),我把前面关于科学符号和文化意义的内容汇总起来,企图对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作一个总的描述。我的论点如下:在美国文化中,科学广泛地被认为具有一种绝对权威。然而,这种权威并没有真正建立在科学的价值和标准的基础之上,因为这些价值和标准过于脱离美国人生活的主流。尽管如此,科学符号却经常地被用来标榜某种商品或某种争议理由已经得到科学的担保。这就意味着,科学权威也有以外包装来吓人的冒牌货。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弄清楚科学符号究竟代表的是怎样的非科学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要弄清楚,科学为什么会被冒充,那些科学符号是以怎样的方式为那些非科学意义进行包装,亦即科学如何被冒充。

  我得承认,我的科学人类学与我所说的作为科学的智力内容的方法、知识和理论其实没有多少关系。这种人类学,只不过描述了一种现实情况:我们借用科学的一些杂七杂八的零碎来帮助我们根据存在经验了解我们生活的真谛。我想,我们关于现实,关于人类的存在,关于正确和错误,是多少知道一些的;或许真是如此。然而,我们是过于轻信了,我们居然会以为,我们自以为知道的那些事物业已经得到科学的担保,或者说得到证实。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们怎么就会有科学总站在道义一方或者说站在有存在根据一方的结论?我们为什么相信,一个政策倘若看起来有科学的支持,就要好一些?为什么一听到科学推荐某一种习惯,相应的行为似乎就要比其他行为更正当合理?请别误会,这绝非如某些人所说,是企图摧毁科学。我保证,关于后现代主义者怀疑科学真实性而提出的那些问题,我在这里一句话也没有说。头脑发热,想摧毁对方而向实证主义者挑起争端,不是我要干的事情。关于那些问题,我过去倒是思考过一阵,也写过一些,但是,我不会让那些问题来分散我的注意力。我要集中思考我们如何才能使科学成为我们普通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我的论点是:科学尽管有形而上学的地位,但它在美国人生活中的价值仍然要依它处在其中的美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而定。因此,我在本书中的论述,与其说是讲述科学,勿宁说是讲述科学周围的道德、哲学、思想意识和信仰。我要探讨的是,美国人以怎样的方式,把科学符号从科学的智力实质上剥离下来,再把那些符号贴附在其他事物上,从而把科学权威赋予上述这些价值和意义。换句话说,我要探讨我们在怎样冒充科学,装模作样。
  
  
  
  
  第二章 美国人的自然观和科学观

    符号与实质分离,在科学的情形如果说是早已有之,那么我们也应该知道,并非历来如此。在美国历史的殖民地时期和共和国早期,科学也有过其符号与其实质关系不太复杂的单纯时光。使冒充科学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是晚些时候才出现的。因此,为了弄清那些条件是怎样逐渐形成的,我们需要回顾美国人生活中科学所走过的历程。

    不过,回顾这段历程,并不像把一只只蝴蝶标本钉在玻璃柜里展示板上那样有条理,而且十分有把握。这种回顾倒像在观看一堆有着各种品种的毛虫,它们先变成蛹,然后再变成蝴蝶。它们各式各样,扭动不停,而且在变化。它们的细处,往往模糊不清。

    让我们从一个笼统的定义入手:科学是对自然界的系统研究。遵循这个总的界定,我们可以发现,在美国历史过去的200年间,对于什么是科学和自然,对于它们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相协调,存在着多种看法。这其中,有三种看法尤其重要。我把它们分别称作新教徒模型、有用知识哲学和欧洲科学研究精神。前两种看法,是冒充科学的那些条件产生以前的情况;正是第三种看法,生成了那些条件。研究自然的新教徒模型

    在18世纪和进入19世纪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许许多多信新教的美国人以一种神学的态度来看待对自然界的系统研究。他们认为,上帝通过两种途径向我们启示自己:一则通过圣经,二则通过自然界。从〃两种启示〃思想自然便引出这样一种观点:一个人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只要向其中灌输了成为他阅读圣经动机的那同一种虔诚,便会是基督教徒的一种优秀品德。虽然研究自然界和读圣经方法不同,但最终结果必定一样:一位基督教徒因为在上帝的创造物中看见了上帝存在的证据,精神上会变得富有。例如,生物适应它所生活的环境,这正表明了上帝的精心设计;而自然界的丰富多样性,则正好体现了上帝的慷慨。所以,研究自然界有助于一个人〃领会上帝的谋略〃。

    这种新教徒模型远非看起来那样高尚。它为了让对自然界的认识与新教徒阅读圣经保持一致,内中包含有一种三重认识论。这种模型把这两门学问都裁剪得只剩下一些可以感觉到的、经验能够接受的浅显知识。真理,无论来自自然界还是来自圣经,全都简单得非常容易掌握。这样一种想法,当然又会认为理论和假说毫无意义地过于费解,反而会妨碍掌握真理。这最后一个特点,是为了保护新教徒模型那只承认简单的经验主义精髓不会受到艰深智力活动的批判,因为凡是削弱上帝存在的批判证据,全都被摒除在外。

    新教徒模型有三个认识论基础,它们是苏格兰常识哲学、培根主义的经验主义和普林斯顿神学。这第一个基础,是在18世纪诞生于苏格兰的那些文科大学,反对把知识专业化。当时,英国和大陆的许多知识分子都赞同把知识恰当地划分为各种专业,因为真理有许多侧面,而大多数侧面都难以认识。这种英国和大陆的思潮还假定,不是专家的那些人需要专家们在那里冥思苦想,以掌握特定的知识。这时突然有常识哲学冒出来,否定那种假定。常识哲学认为,值得认识的事物不会特别难以理解。相反,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圣经中,事物就是它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样子,一个具有普通智力的人可以清楚地认识本来就是如此的事物。感性认识是可以信赖的,而可靠的感性认识全是常识这就是常识哲学名字的由来。

    这种常识哲学在应用于自然界和圣经时,它把证明的难题推给主张真理的复杂性从而人的认知需要加以专业化的对手。常识哲学占据了这样一种地位当然强大有力,因为专家们绝对承担不了说服不是专家的人相信只有专家才能够掌握真理这样的重负。退一步说,即使专家的论点是真理,不是专家的人也不可能接受,因为按照真理的定义,他们听不懂专家们在说些什么。这样一来,常识哲学不战而胜,不仅让主张知识专业化的那些知识分子名誉扫地,也让他们当中一些人希望在圣经课程之外另设立自然课程的想法落空。

    培根主义的经验主义,同样,也认为真理不仅不复杂,而且不证自明。按照这种观点,科学便十分简单,不过是观察和收集自然界的事实,将它们分分类而已。理论、形而上学的思考以及其他艰深复杂的智力活动,全无用处。它们不仅无用,倘按照清教徒对培根主义的阐释,甚至比无用更坏,因为它们正可以成为一种邪恶态度的口实。观察、收集和分类这些简单的劳作,只要是出自虔诚的自发磨练,便是对〃通过勤勉求主宽恕清教徒伦理〃的身体力行。然而理论工作却是无益的消遣,逃避有益的艰苦劳动。因此,理论不过是内心虚弱的流露,是该死的懒惰。虔诚本份的人应该勤勤恳恳忙着收集和整理各种各样的植物、动物、昆虫和岩石标本,只有懒人才会安坐在扶手椅上浪费时间,冥思苦想那自然界,沉缅于种种怪念头来排遣他(她)的闲极无聊。由此可见,培根主义的经验主义对苏格兰常识哲学作了补充,为后者再加上了一条苛刻的道德标准。

    最后,我要说说普林斯顿神学(有如此称呼,是因为它由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神学院提出来),它是把常识哲学和培根主义的经验主义直接应用于解读圣经。依照培根主义的原理,这种神学断言,圣经同自然界一样,也包含有一大批并不复杂的事实。按照常识哲学的精神,它则认定,〃就连一个微不足道的基督教徒,也能够靠自己懂得《圣经 》的要旨。〃由此可见,普林斯顿神学是新教徒模型的顶梁柱,因为它要求圣经的知识满足自然界知识遵循的同样标准,即必须符合培根主义的经验主义和常识哲学。

    在19世纪末叶以前,新教徒模型一直被受过教育的人用作评价对自然界的系统研究的参考系。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建立起第一批免费的公立学校。这个国家的大多数文科学院也是他们以及其他新教徒设立的。即使各州立大学,那里的教师,也多半在某一所新教徒的学院里受过培训。各级课程的设置,全都要符合新教徒模型的价值标准,甚至对自然界的系统研究也是如此。这种研究在当时叫做〃自然神学〃,有关课程被划分为〃自然史〃(即生物学和地质学)和〃自然哲学〃(数学、物理和化学)两大部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便自然与众多百姓的新教信仰保持了一致。那些研究自然界的人(当时叫做〃博物学家〃,在19世纪初叶,还没有〃科学家〃这个称呼),不难在他们的工作中体现自身的价值和找到精神寄托。新英格兰的一位传教士兼地质学家爱德华·希区柯克(Edward Hitchcock)有一句话,生动地表达了把圣经与自然界统一起来的那种新教徒精神:〃通常是一手拿地质学家的小镐,一手拿《圣经》。〃

    倘若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不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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