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凤凰-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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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启承转合自有它不可人知的神秘妙道。曹景行的妻子与女儿当时已移民到了香港。曹景行得到了一个去香港的机会。
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前一周，42岁的曹景行移民香港。他给自己的理由是，“有机会到香港，我为什么不试试呢？况且，我本来就一无所有。”曹景行自觉自己从农村到上海，再到香港，起码可以拥有两种不同的人生。遍地拾金的香港正在出现变局，不安的香港人正在紧张地等待八年后的回归。他一脚跨进了另一种制度和世界。生活让他开始体验资本体制下的新式人生。
两进两出《亚洲周刊》
◎ 他接受香港人选择职业的方式：跳槽，数易其职
香港与上海是对奇异的城市。
时局与世事变化改变着这两个城市的关系。香港在早年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殖民者云居之地。1930年之际的国际化中心在上海，香港不过是陪衬，更多的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向往的东方明珠在黄浦江畔。但很快，两次战争改变了这个城市。日本攻陷上海，香港似乎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上海人开始搬到香港。张爱玲以及更多的电影明星们开始来到这里。文化是由人创造的，那些象征着上海的名人们，随着老上海的旗袍，半遮半掩地搬到了这个曾被他们忽略的殖民地。这次文化转移只是一个开始。1949年上海解放，上海一半以上的资本与行业巨富们，“拿着他们的财富与脑袋到了香港”。
1950年的《时代》描述这次迁移“改变了那里语言的成分。越来越强势的吴越软语正在分割着这里的势力。那些做派洋化的女士与先生们成为这里新的移民贵族。银行巨头与老板们拿着财富在这个城市里重新打算未来。电影界的明星与导演开始重新拍戏。甚至青红帮的头子也在这里忍气吞声。左派与右派的文化明星与学者占据报刊阵地。据称，仅这一年，就有近20万上海人拥入香港。他们很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并拥有这个城市”。
对于具有多年国际化洗礼经验的上海人，似乎很喜欢这个城市。他们也愿意在这个与自己背景相近的城市，寻找到新的命运。香港人的势利可以显示出上海人在这个城市的尊严。香港人统一叫大陆人为北佬，20世纪80年代修改的称呼叫阿灿。这个阿灿是香港一部电视剧里的喜剧化的人物，其蔑视心态与瞧不起的感觉较上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香港人对上海人则另眼相看。
香港百年历史表明，这里只不过是个舞台，演戏的全是外来的人。经济、文化亦如此，这里出头的本土人很少，即使权力也掌在英国人手里。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这个城市甚至没有香港人的概念。曹聚仁来到这个城市时，在周围人的眼里，只不过是个北佬外江人。此时，香港人的概念还没有成型，香港基本上处于一个自由状态下的外地人占主导地位的竞争格局，上海人则成为了这股势力的最重要的来源，上海人的文化与香港的广式性格组合成了真正的香港人概念。曹景行来到香港时，面对的已是一个基本成型的香港主流社会。这个社会，又恰恰处在一个变化的不稳定的时代。他所经历的不过是香港社会的重新组合，变化，包括即将回归的“末世心态”。
第四章：向前进……（5）
曹景行到达香港，生活的压力陡然上升，找工作，找房子，给孩子找学校等一大堆现实的问题立刻摆在眼前。曹景行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找到工作。亲友与父亲好友的帮助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他开始放弃这条许多大陆人移民香港的初始生存模式。他想试试自己的实力，能否在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找到位置。他与香港的对接是在寻找工作之始时开始的。再一个就是找房子。找房子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他从来就没有过这方面的经历，一切都重新开始，有时候甚至会怀念大陆公有体制的优越。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他的学历在这里失去了效用，因为香港根本就不承认大陆的学历。他想，至少承认经历吧。只用了一周时间，曹景行就得到了第一份工作。他从报纸的招聘广告上，看到中文《亚洲周刊》招聘国际电讯的翻译与撰述员。他投出应聘简历，参加了面试，改写了两篇稿子，然后回家等消息。一周后，《亚洲周刊》编辑部增加了一名42岁的WRITER（即撰述员）。他到周刊上班时，连身份证都还没有办下来。他第一个月的薪水是9000港元，三个月后，就升到了13000港元。这份工作对他在香港能够活下去是一个重要的心理保证。
《亚洲周刊》由新西兰人麦克·奥尼尔于1987年创办，与姐妹刊物英文《ASIA WEEK》同属于美国《时代》公司。全盘照搬美国《时代》周刊的所有运作模式，在中文的新闻周刊里还是第一家。采编方面，外面有记者，编辑部里的工作是撰述员初步整理记者的文稿，然后由编辑定稿，另外还有研究员为每篇文章收集资料、核对事实。广告经营方面走的也是跨国跨地区的办法。曹景行体验了这种纯美式模式，受益匪浅。同时也感到外国人办中文杂志把握不住华人读者的口味，营运成本高，结果是连年亏损。
一开始时，曹景行面临语言障碍，周刊的“官方语言”是广东话和英语。同事听不懂他的普通话，他只能用自己并不流利的英语去与大家沟通。他的适应能力显得非常强，在最短的时间里，他学会了听，再用几个月时间，他已可以用半生不熟的广东话与同事讨论文稿了。改变还在继续。1993年，香港媒体已开始电子化运营。从来没有经过电脑训练的曹景行，自学了几周后，已能用电脑撰写文章。他用了最短时间，试图与香港同事同步，了解他们的行为与思考方式，包括他们的价值观。因为他必须尝试用香港人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
他的学识储备在《亚洲周刊》这份杂志上得到施展。他的分析能力与文笔，得到了认可。一年后他升为编辑。不到一年又成为独当一面的资深编辑。
到香港三年后，母亲在上海去世，他才把女儿接到身边。给女儿寻找学校的过程，让他对香港社会对移民的态度有了切肤认识。香港多数学校对大陆来的孩子看不起，英文名校干脆不接受。曹景行历尽周折，才在周刊同事帮忙下，让女儿在一所非常有名的中文学校培正中学就学。
《亚洲周刊》的经历对曹景行来说至关重要。在这里，他接触到全新的新闻理念，也曾兼任周刊评论的主笔。1993年时，曹景行内心中的不安再次使他做出选择。他希望改变，让自己不再局限于编辑部、办公室里，于是提出辞职，改做特约记者，就是与公司不再是雇佣关系，而是作为这本杂志的特约记者，采访供稿。四年后的上海正处在重新的开放初始，活力正在涌现。曹景行站在另外一个角度重新打量故乡，用半个月时间采访，撰写了《上海陆空巨变——市场经济大潮中动力澎湃》的封面文章，刊载了近30页的篇幅。上海方面更是对此给予关注。
曹景行很喜欢自由记者的身份与感觉，辛苦但却自由。1994年3月份，《亚洲周刊》转手给金庸先生创办的《明报》。《明报》新老板于品海企图以此打造一个全新的倡导华人声音的平台，请曹景行就任副总编。曹参与了杂志其后几年的转型，精减架构层次，降低成本。《亚洲周刊》为了集中资源，压缩撰述员和研究员，加大编辑和记者力量。在题材方面，《亚洲周刊》的焦点由国际转向了内地、港台，增加了评论的内容，代表华人立场与声音的风格开始成型。
第四章：向前进……（6）
曹景行在就任副总后，仍没有放弃采访的机会。他觉得只有实地观察，才能真正地感受到那里的情况，同时也可藉机建立自己的人脉关系。台湾进行县市长选举的时候，他和同事开着一部车，跑遍了全台湾，遍交各界媒体人士。在有内地背景去台湾采访的记者中，他可能是较幸运的一位。
通过每天大量的阅读，曹景行对香港与台湾的媒体非常熟悉，他知道哪些新闻在哪些版
面，知道不同杂志的不同特色与不同立场，消息来源的可靠与否，不同媒体的内部运作方式，甚至知道哪个记者跑哪条线，哪个主笔水平如何。
1996年年底，他50岁。他回顾自己来香港后的这八年时间，感到在《亚洲周刊》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已不多。这本杂志由于资源与格局的约束，很难再有巨大的突破。
他选择了第二次辞职。他学会了香港人选择职业的方式：跳槽。
离开《亚洲周刊》后，他进入于品海创办的电视台CTN（传讯电视）就任中天新闻频道的总编辑。这是曹景行接触电视的开始。这份工作的挑战性在于他从来没有做过电视，一个外行做电视的快感可能在于你对这份职业的陌生。他觉得自己惟一的优势，就是拥有平面媒体的经验。
在这个电视台，他虽然待了只有四个月，却参与了两件大事。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全球所有媒体中他们最先报道出来，引起世界的震动。于品海与他拍板于凌晨1时在电视新闻中发布这一消息，同时请来在《快报》做主笔的杨锦麟先生做现场评论。为表扬自己的这一胜利，他们拍了一个专题，来记述这个过程。他们用了一个略有些傲慢的名字“我们唤醒了世界”来总结这次新闻报道。
但紧接着发生的围绕收购与反收购的事件，又使曹景行提前结束了与电视的机缘。台湾辜振甫家族“敌意”收购了这家电视台，这个过程对于一直参与经济研究的曹景行，大开眼界。这个电视台后来又几度易手，现在转到了《中国时报》手里，差不多六年换了四个老板，由最初的梦想成为华语CNN，最后只不过为台湾多加了一个亏损累累的本土频道。
其后差不多有九个多月的时间，曹景行以专栏作家的身份，给《亚洲周刊》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章写新闻评论分析。自由状态使他用另外的身份切近大事。1997年香港回归时，他帮助日本的TBS做现场评论。回归前一个月与回归后一个月，他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报》上开了一个专栏，接连发表了62篇记述香港回归全程的评论。
杨澜的电视顾问，《锵锵三人行》的嘉宾
◎ 51岁的时候成为凤凰卫视年龄最大的财经节目主持人
50岁之前的曹景行是前电视时代的人。至少在到达香港前，他的电视知识仅止于中央电视台所传达的信息与经验。曹景行人生中的许多地方，都充满相当多的偶然。这一切，在到达香港之后，变得似乎更加顺理成章。许多看似与自己无关的事，影响了他，并且成就了他。如同在去香港前，他不懂得使用信用卡，不知道操作电脑，电视对他来说只是一件必需品。除了开关与选台，从来没有感觉到电视会与自己的命运人生有什么关联。智慧的默多克曾说过：认识什么人，就会带给你什么样的人生、机遇与命运。曹景行重新进入电视行业最早也是从认识一个人开始的。1996年凤凰卫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