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牛顿以来的科学家--近现代科学-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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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观点是科学与伦理方面的两难困境是不可调和的。科技活动的主体是科学家,科技活动和科技成果运用的伦理问题总是与科学家员紧密联系的。既然科技本身蕴含着价值与伦理特征,那么,科学家就不应游离于道德规范之外了,而应受一定规范的制约,由此必然会引出科技人员的社会伦理责任问题。 但是,当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社会活动时,当科技的立项研究、科技产品的开发生产均是由政府、集团或企业投资并实施控制时,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便失去了独立性和自主性而成为了受雇于人的工具。当政府、集团或企业的局部的、眼前的、直接的、暂时的利益,与人类根本的、长远的、社会…自然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服务于某个部门或企业的科学家,个人已经无法应对由此产生的价值与伦理的二难困境。
第四种观点是科学的伦理后果的客观不可预测论。对一个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来说,要他能预见到他所选择的课题会带来什么样的道德上的后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不管他是多么努力地试图做到这一点。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不可能预制一个基础理论的发现将来可能产生的一切影响。既然不可预测,如果给科学研究过早地带上伦理道德的枷锁,只能导致放弃一切科学活动。不管会出现什么样的伦理后果,科学研究活动都是必然要进行的。
当遇到科学与伦理发生冲突时,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有多种态度,或者是进行拒绝直接接触这类研究的行动,或者以科学家的专业知识来进行说明科学研究后果的启蒙教育活动。在政府的力量或者组织的力量很强的地方,个别科学家的反抗往往是无能为力的,此时大多数人的选择是,当自己对这个研究项目感兴趣而且有足够的经费来源时,就不会考虑这些研究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了,最多只是给出他们的警告。
3、不同领域涉及的科技伦理
1)核与生化武器伦理。核武器与生化武器的伦理问题主要是它们与战争的关联。核武器包括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以及由它们组合起来的各种战略导弹。普通炸弹的威力主要是高温灼伤和弹片击伤, 而原子弹能产生5种杀伤力:光辐射、冲击波、早期核辐射、电磁脉冲以及放射性污染。这些因素都具有极强的杀伤力,而且范围可到达30公里以外。氢弹是利用轻原子核聚变反应所放出的巨大能量起杀伤破坏作用的爆炸性武器,比原子弹的威力大得多。中子弹是以核爆炸时所放出大量高能中子作为主要杀伤因素的一种新型战术核武器。中子弹破坏建筑物、运输工具和作战装备的能力较小,主要以强大的中子流杀伤在建筑物、运输工具和作战装备内的人员。生物武器是一种特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由生物战剂及其施放装置组成。生物战剂是战争中用来杀伤人员、牲畜和毁坏农作物的致病微生物细菌毒素,而且有传染性,具有污染范围广、危害时间长、传播途径多、不容易侦察等特点。化学武器主要是化学毒剂,包括神经性毒剂、糜烂性毒剂、全身中毒性毒剂、失能性毒剂、窒息性和刺激性毒剂等,它们通过爆炸法、加热蒸发法、播撒法等散布方式,形成气溶胶状、蒸汽状、液滴状和微粉状物质,对人畜起着巨大的伤害作用。无论是核武器还是生化武器,对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破坏作用都是难以估量的,尽管人们在众多的场合中都呼吁反对以任何形式使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但是它们似乎是不可避免地总是出现在战场上。
2)计算机与网络伦理。首先是对个人隐私的挑战。人的姓名、性别、身体状况、家庭状况、财产状况、社会生活背景资料在网络的空间中将会是一连串的符号。网络本身的开放性与这些符号的通用性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是一个挑战。保护个人隐私是一项社会基本的伦理要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网络交往活动中,人们如何切实保护合法的个人隐私、如何防止把个人隐私作为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将成为人类社会在网络时代首当其冲的伦理难题。其次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网络经济的出现使知识产权的保护面临种种困惑。法律要保障知识首创者或所有者的权利,但知识产权的保护存在一个公平的道德问题。如果在网络上人们非法复制、使用有知识产权的软件是一种不道德行为,那么社会性的、公开性的知识由个人垄断而导致妨碍社会进步同样是一种不公平、不道德的行为。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政府或社会处理好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网络资源的共享、合理利用两者相互矛盾的难题。第三是网民的道德人格。随着网络经济、网络社会的不断扩展,所谓“因特网综合症”也在一些网民(尤其是一些“网虫”)身上发生了。在发达国家的一些“网虫”,可以没有家庭、可以辞去满意的工作,可以抛弃身边的亲人,但他们决不能没有网络,不能没有网络经济和网络社会的支撑,导致家庭及社会价值观的改变。
3)生命与医学伦理。生命与医学领域的伦理问题比比皆是,克隆人问题、基因工程问题、基因组遗传信息的应用和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基因诊断与基因治疗问题、转基因食品与转基因农作物问题、遗传资源和多样性保护问题,以及基因武器问题等等,不一而足。例如,基因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帮助的同时,也对人类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威胁;一方面会延长人类的寿命,另一方面也会影响生命的质量。
4)生态与环境伦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自人类出现就已经存在,到近代开始成为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近代工业以来,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废水、废气和废渣等的任意排放,使生态环境严重污染,正常的生物链遭到破坏,大量的动物、植物面临灭绝,使得生态与环境领域的科学伦理表现得尤为突出。人类正是从现代的生态环境的危机(包括资源枯竭、人口膨胀、大气和水的严重污染、酸雨、干旱、沙漠化等等)不但给现代人带来灾难,而且会危及后代来探讨环境问题的。探讨环境方面的科技伦理学认为,要制止这种破坏,恢复或重建人类的美好家园,不但要控制人口增长,要植树造林、治理沙漠等等,更要从根本上认识生态环境危机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不但要调整现代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而且要搞好可持续发展,维护子孙后代的利益,给他们留下一个美好的生存空间。
5)工程伦理。主要指工程技术人员在大型工程的设计、实施中的伦理问题。工程对社会和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从而要求工程师对公众和自然切实负起伦理义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一项工程既涉及到工程业主的利益,也涉及到社会公众的利益,还涉及到自然环境的利益,因此工程师也要肩负这3方面的伦理义务。工程伦理有4项道德规范:一是责任规范,包括决策者的责任、设计人员的责任、工程承包者的责任、每个人都应有的责任;二是公平规范,即利益分配应该是公平的;三是安全规范,包括工程设计安全和生态安全;四是风险规范,即充分考虑到工程建设带来的种种风险,并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并强调应把生态伦理的思想贯穿到工程建设中去。
6)宇宙伦理。宇宙伦理涉及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宇航技术应用于人类的和平利益,而不是在这个领域的军事竞赛;空间资源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如何共平等地分配宇航利益;如何妥善处理太空垃圾。
4、科学家与军事研究
军事研究是涉及伦理问题的重要领域。在古代,科学家像普通社会公民一样参与战争,参与战争的动力来源于对民族、对国家的义务和感情。从近代开始,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战争中逐渐取代了宗教和道义的作用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最有力的武器。特别是在一次世界大战化学武器和二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的使用,战争对科学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对峙把军事研究提到了相当的高度。现代科学家参与军事研究多少有些无奈,因为在科学技术高度综合化的今天,要在研究的民用与军事之间划出一道明显的界限,并让科学家安心于民用研究而不越雷池一步,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为重要的是,从基础研究到成果应用的速度特别快,应用的途径特别多,有的时候一个科学家来没有来得及思考他的发现的后果,该发现就已经进入了实际应用中。还有,科学中充满竞争,很多科学家在进行同一项研究,因此某个科学发现已经不能有少数几个科学家控制。1938年哈恩(O。Hahn;1879…1968)、迈特纳(C。Meintner;1878…1968)等人发现核裂变,1939年约里奥·居里夫妇(Irene Joliot…Curie; Frederic Joliot…Curie)发现辐射过程可以产生链式反应,1942年费米(E。Fermi;1901…1954)等建成第一座核反应堆,1945年原子弹爆炸,这样的后果毫无疑问出乎哈恩等人的意外。
从现代军事技术史看,每一个重大的变革无一例外是由科学家做出而后被应用于军事。核武器的发明、战略导弹的改进以及太空向军事化武器化的过渡,无疑不显示出科学家的思想轨迹。实际上这种轨迹与科学通过民用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没有什么两样。科学家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军事和政治控制。
控制论提出者维纳(N。Wiener;1894…1964)是一个极端反对进行军事研究的科学家。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家都应该对自己的活动结果负责。他说:“参加设计原子弹的科学家的经验证明,在这方面任何一种发明都会使无限威力的工具落到科学家们不信任的那些人手里。同样也很清楚,在我们的文明情况下,传播有关武器的情报实际上就意味着促进这种武器的应用。即使我不直接参加去轰炸或毒杀手无寸铁的居民,但我还要和那些从这里得到科学知识的人一样地负全部责任。”'3'
组织过曼哈顿工程的奥本海默(J。R。Oppen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