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牛顿以来的科学家--近现代科学-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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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上台后，在科学文化政策方面强化了对知识分子的对立意识和统治意识，并开始了有制度保障的大规模迫害旧知识分子而扶持新的接班人的进程。经济建设的需要又不能不依靠科学文化，因此由此产生了对科学技术的急功近利、主观盲动以及排他性的政策。被认为是能够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对国家直接有利益的研究就受到政策保护或者加大科技投入，或者盲目推广；相反的则被排斥。例如，与国防直接相关的军事科学、与农业增产直接相关的农业科学受到重视，而其他基础科学则被排斥。
同时，苏联共产党上台后，新的政权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对和歧视，苏联政府也采取了极端对抗的形式，国家被划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科学知识和社会思想也被人为地贴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签，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提出的思想就被化为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唯心主义的哲学，用意识形态了决定了科学的先进性、合理性。因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摩尔根的遗传学说、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等都被批判为唯心主义学说。
因此，李森科是在上述综合背景下完成个人历史上的飞黄腾达的。李森科的发迹与他对春化作用的研究直接相关，这项工作对于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实际价值；而他的遗传学理论则是建立在米丘林的工作基础上的，米丘林在培养良种方面也确有一定贡献。李森科正是借助于在生产中的上述两方面的某些成功业绩，而使自己在持有实用主义价值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中赢得超常的认可的。 而瓦维洛夫作为一名严肃的、真正的科学家，坚持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执拗地不承认李森科的“发现”，触怒了斯大林，给斯大林的巴不得一夜之间获得成千上万吨粮食的幻想发了冷水。结果瓦维洛夫走向了与李森科截然相反的命运之旅，被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没收了财产。
注：
1、魏承思，中国当代思潮丛书总序，见严博非编《中国当代科学思潮》，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p1。
2、很多科学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迫地、不自觉地宣布放弃自己的专业立场。例如，化学家唐敖庆写了“肃清化学构造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化学家徐光宪写了“中介共振论的批判”，数学家关肇直写了“论目前对数学者们科学的几种错误看法”。
自牛顿以来的科学家
第五篇 不同时期的科学家
第31章 “两弹一星”与中国科学家
中国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历史在世界上很引人注意，西方的物理学家对中国的物理学发展的进步本来没有什么认识，当中国制造出了原子弹后，西方的政府和物理学家们才知道中国有很杰出的物理学家。尤其使西方至今还没有弄懂的是中国发展氢弹的速度。中国远比法国发展得快，这一点给了西方政府和科学家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认识到，中国有非常优秀的人才。 ——杨振宁《基本粒子及其相互作用》
中国的“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卫星。
20世纪40…60年代在军事对抗的促进下，世界核科学、航天科学的研究达到高潮。
美国于1945年7月16日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这是一颗铀弹。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上空投放了第一颗用于战争的铀弹，3天后又在长崎投放了一颗钚弹。此后，超级大国开始了核武器的竞赛。苏联、英国和法国相继于1949年、1952年和1960年分别研制成了原子弹。
1952年10月31日，美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苏联、英国和法国也相继于1953年、1957年和1968年分别制成了氢弹。
导弹是指一种装有爆炸性弹头并能依靠控制系统的制导自动瞄准目标的火箭。德国制成的V…1飞航式导弹、V…2弹道式导弹率先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二战后，美国和苏联在导弹上的竞争十分激烈。
苏联于1957年10月4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法国和日本也相继于1958年、1965年和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新生国家，密切注视着这些与军事、政治等密切相关的国外科学技术的发展态势。
1、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科研体制特点
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形成5路科技大军：一是科学院系统的科研院所；二是国防科技工业系统的研究设计院所；三是高等院校的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四是国务院各部门（包括农业和医药卫生）的科研机构和大中型企业的设计研究所；五是地方科研院所和地方企业的科技队伍。
50年代形成的中国科技体制的基本框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当时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封锁和孤立的政策，中国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在经济上只能先效法苏联搞计划经济体制。因此，这一体制就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它也必然产生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科技体制，科技资源主要通过计划进行配置；另一个是基本上照抄照搬了苏联科技体制的内容。这种科技体制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个是能够直接体现国家意志，另一个是能够集中力量办成几件大事。在这种体制下出现的五路大军，尽管也出现过各自为政的分散化的倾向，在当时都通过人的因素加以整合而得到缓解，例如50年代末由聂荣臻任国家科委主任兼国防科委主任，70年代末方毅任国家科委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院长等。
在这种体制下，从60年代到70年代初，中国科技战线曾经取得许多重大成果，都是和上述的优势有直接的联系的。例如，1964年原子弹爆炸，1967年氢弹爆炸，1970年“长征一号”火箭发射成功，1971年人造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工农业生产中许多重大技术问题的突破，基础研究中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都是这种体制的直接产物。
2、 两弹一星研制过程简介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举，面对国际上严峻的核讹诈形势和军备竞赛的发展趋势，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毅然作出发展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1956年，研制导弹、原子弹被列入中国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国于50年代初创建核工业，1954年9月18日通过铀矿普查探明中国有丰富的铀矿资源，可为核工业提供基本原料。1957年10月，中国、前苏联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前苏联同意在核技术方面给予中国援助，但1959年6月，前苏联毁约停援，撤走了专家，于是中国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1960年初，从全国各有关部门调集百余名高中级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人员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在对“枪法”和“内爆法”进行分析比较后，以“596”作为代号＇1＇的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确定采用较先进的“内爆法”。到1962年底，基本掌握了以高浓铀为主要核装料的原子弹的物理规律，完成了物理设计和爆轰物理、核弹飞行弹道、引爆控制系统台架等三大关键试验。
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新疆罗布泊沙漠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威力为2。2万吨TNT当量，核装置重1550千克，试验在102米高的铁塔上进行。1965年5月14日又成功地进行一颗核炸弹空投爆炸试验，威力为3。5万吨TNT当量。当时在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一批科学家在张爱萍将军率领下跋涉在戈壁沙漠，他们风餐露宿，夜以继日，终于以中华民族的骨气研制出原子弹。山呼海啸的巨响震撼大地，云蒸霞蔚的蘑菇云升起在大漠上。从此，中国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为核武器的发展树立了第一个里程碑。
原子弹爆炸两年后的1966年10月27日，中国首次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1967年6月17日凌晨，中国第一颗氢弹又在罗布泊试验靶场上空爆炸成功。这是中国核武器的一个飞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了。这颗卫星的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从此之后，中国的国防科技和航天科技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先后掌握了中子弹设计技术和核武器小型化技术，研制和发射了各种型号的战略战术导弹和运载火箭，潜艇水下发射成功，发射多颗返回式卫星、地球同步轨道及太阳同步轨道卫星。
3、两弹一星成功的国家经验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1926－）、王大珩（1915－）、王希季（1921－）、朱光亚（1924－）、孙家栋（1929－）、任新民（1915－）、吴自良（1917－）、陈芳允（1916－）、陈能宽（1923－）、杨嘉墀（1919－）、周光召（1929－）、钱学森（1911－）、屠守锷（1926－）、黄纬禄（1919－）、程开甲（1918－）、彭桓武（1915－）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1907－1998）、邓稼先（1924－1986）、赵九章（1907－1968）、姚桐斌（1922－1968）、钱骥（1917－1983）、钱三强（1913－1992）、郭永怀（1909－1968）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江泽民表彰会上讲话，认为中国在物质技术基础十分薄弱的条件下，成功地研制出“两弹一星”，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主要由5条经验：
第一，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毛泽东同志曾多次亲自主持会议，成立了以周恩来同志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经过缜密研究，中央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和政策措施。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集中攻关。26个部委、20多个省区市、1000多家单位的精兵强将和优势力量大力协同，表现了社会主义中国攻克尖端科技难关的伟大创造力量。实践证明，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重大经济、科技建设项目，必须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必须根据国家发展的现实要求和长远目标，结合中国物质技术的实际条件，科学论证，不失时机地做出决策，而目标和任务一经确定，又必须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一抓到底，务求必胜。
第二，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在当时的国际条件下，“两弹一星”事业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进行。广大研制工作者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