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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十二个春秋-第7部分

小说: 十二个春秋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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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容忍。或者说,按照他老人家自己的意向,纠正他认为需要纠正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这样的信,他能够接受;而涉及到他认为不需要纠正的,或不想触及的问题,他就不能容忍了。一个直接的原因,北大、清华过两个单位都是他管的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联系在一块的。“文化大革命”从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开始,后来清华接着动起来。

    这件事情,使我联想到1957年反右。那时,主席联系了两个党组织。一个是中央办公厅下面的秘书室,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秘书室的事情讲起来很长,以后有机会的话专门讲。简单说,他有一句话,叫做举起黑旗,打倒左派。左派就是八个积极分子。他讲了历史上八司马的故事。唐顺宗时,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参加以王叔文为领袖的革新集团。他们要打击宦官势力、革除弊政。掌权146天,史称〃永贞革新〃。最终还是失败了。顺宗被迫让位给太子,就是唐宪宗。宪宗即位后,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先后被贬为边远八州的司马。这就是有名的所谓〃八司马〃。办公厅秘书室的事情有类似的性质,积极分子正好也是八个人。在八大二次会议的预备会上,主席又讲了这个故事。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闻题决议讲过这样一句话。邓小平同志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是得到毛主席支持的,但是,毛主席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的工作,他转的信。涉及到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主席就不能容忍了。尽管这封信本身只说到迟群、谢静宜两个人。

    在这之前,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涉及到一些方面的问题,主席恐怕已经有感觉了。过去送上去的东西,都是同意。《科学院汇报提纲》进到主席那里,则不置可否退了回来,碰了一个软钉子。

    我们当时起草文件和讲话都用这样一种办法,即用主席“文革”前的思想、理论、语录来揭批“四人帮”在“文革”期间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科学院汇报提纲》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个文件修改了好几次,在乔木的主持下,理出一个“文革”前毛泽东对科学技术的指示、观点的体系,一共有十个方而二十六条语录(没有一条是“文革”中的),归结为毛主席的科技路线。然后用这个作纲来批判科学院的帮派体系,包括“四人帮”。乔木非常满意,邓小平也非常满意。我们是不约而同,都有这样一种思想、感情,对“文革”前毛主席的指示亲切,对“文革”中“四人帮”宣传的毛主席的东西有抵触,以至也不去细细分辨哪些是毛主席的,哪些是“四人帮”的引申、发挥以至歪曲。用这种办法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是〃四人帮〃的歪曲,而其中有些并不是,而是我们把主席在〃文革〃期间有关科学技术的指示当成〃四人帮〃的歪曲去批了。从我们来讲是批〃四人帮〃,而主席会认为这是通过批〃四人帮〃来批他。从这个角度看,《科学院汇报提纲》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这可能不是理论和原则上的毛病,因为不能说主席在〃文革〃中的错误就不能批评;但在策略上,没有把〃文革〃中〃四人帮〃的谬论与〃文革〃中主席的思想划出一条界限。当时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主席却很警觉。过去邓小平送这个、送那个,都照批不误,从不耽搁,这回《汇报提纲》送上去,毛主席说,你们那里引用我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我不记得讲过这句话。邓小平还说,主席对这个提纲还有些意见。但邓没说是什么意见,是邓没有传达,还是主席也没有具体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不是主席敏感到你们是在用我的过去来批我的现在,以批评〃四人帮〃为名来批我的东西。这一点,引起了主席的警惕。

    有了对刘冰信的批示以后,接着就是组织措施。这个批示首先给邓小平看了,有没有在政治局内传阅,当时政治局开会没有,不清楚。但是,很快,国务院几个副总理就专门开会,又把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周荣鑫几个找去传达了这个批示,并且向他们打了招呼,要他们做检讨。这事胡乔木当时没有对我们说。

    过不几天,就开政治局会议,批评胡乔木他们几个。这个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胡乔木会后给我们讲了。据胡乔木讲,毛远新对胡乔木批评很尖锐,江青更厉害,训了胡乔木一通,说你胡乔木对毛主席忘恩负义!胡乔木实在接受不了。

    当然,当时政治局批划的主要对象还是邓小平。传出来的说法,会议开得非常激烈,不顾事实,上纲上线,批得邓小平都坐不住了。特别让邓小平不高兴的,是有一个列席会议的同志,系统揭发,批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很恼火,听不下去,几次跑出去上厕所。

    在开政治局会议批判的同时,又把毛主席对刘冰等信的批示让吴德到清华去传达,在清华大学开展丁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是11月的事。12月1日,《红旗》杂志就发表了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写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通过它向全国发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信号。接着又写了一个报告:《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12月14日,中央发文件把这个报告转发到全国大、中、小学的党支部,要求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这就不但在上层而且在基层把问题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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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二 传达“打招呼”会议情况

    从11月初起,一方面,在政治局内批评邓小平,范围逐渐扩大,由四人到八人到十七人;①另一方面,在清华大学传达批示,开展所谓〃大辩论〃。这样搞了一段时间,毛主席就指示要向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打招呼〃。这个〃打招呼〃会是11月24日开的。会后,中央印发了一个23号文件:《关于转发的通知》。

    这次“打招呼”会,政研室去了三个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会后,就在我们七个负责人的范围里进行了传达,实际就是宣读23号文件。

    我问开会的情况。他们讲了一些细节。据他们说,到会的有130人。坐定以后,政治局的同志出场。第一个出来的是小平同志,其他人跟在后面。会议也是邓小平主持的,他还作了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就是会上发的稿子,还是另外说了些什么,他们没有多说。邓小平讲完以后,点着名字问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你们还有什么意见,都说没有了。邓小平说:以文件为本传达学习,散会。我所以要问这些细节,因为关心邓小平的领导地位。听下来,觉得邓小平的领导地位没有动摇。批了,作了检讨,就过去了,还是继续主持工作。

    23号文件是11月26号下发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是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的。讲话要点有三段话。第一段,讲刘冰等人8月、10月两次给毛主席的信和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并讲了清华开展大辩论的情况,〃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师生中进行辩论。〃第二段,引了毛主席批评刘冰等人来信的那段话以后,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第三段,讲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下面一段话:〃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听传达后的当天晚上,我整夜没有睡好觉,心情非常复杂,用一句成语来说,是悲喜交集。感到难过的是,用总理病很重,没有希望了;毛主席身体也越来越不好。这样重大的事情他们不能亲自出场,预示着这两大历史人物要从政治舞台上退出了。我回想到见到他们、同他们交谈的一些往事。想起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在什么地方,讲了一些什么话。现在见不到他们了,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想到这些,黯然神伤。觉得高兴的是,从这次会上的情况看,邓小平继续管事,还是他接班。犯了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工作还是他主持。认为邓受到主席批评,在政治局内,在主席面前,作了自我批评,过关了。我这个人,往往有点盲目乐观。当时虽然也有点担心,事情是不是就这样过去了,但总的觉得这事就是这样了结了吧。讲话要点中方针说得很明确,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嘛,三个正确对待嘛。小平同志过关,我们这里也应如此。尽管主席、总理两位老人不行了,有邓小平在,中国党还是有希望,中国的事情还是有希望。全国的经济形势上半年很好,七八月也很好,是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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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胡乔木挨批

    传达打招呼会议以后,我们七个人先后开了几次批评、自我批评的会。我们几个人开完会后,在政研室传达,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印象深的是,这时批评胡乔木很厉害。最厉害的就是李鑫。其他几个都跟着李鑫的调子说。他们在西四院的争论,有些事我不知道。有一次,李鑫在会上大发脾气,说康生叫你来编毛选,说是协助我的,结果变成你为主了。还说胡乔木对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一窍不通,甚至骂胡乔木“是个什么玩艺儿”。批得胡乔木都坐不下去了。在西四院的几位,受李鑫的影响吧,也都批得比较厉害。会上责成胡乔木认真交代,认真揭发,给他一段时间。在这种会上,我没有讲什么话。有时说一点要心平气和啊这一类他们不爱听的话。总之,我们几个负责人在对胡乔木的问题上明显是两种态度,西四院是只批不保,武臣殿是一批二保。

    在这一段紧张的时间里,有一次,别人都走了,只剩我和胡乔木。胡乔木对我说,想不到啊,过去多年的挚友,遇到现在这种局面,就不讲朋友了。从此以后,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收场,胡乔木有什么苦都向我诉,在我这里寻找一点同情。他的情绪很坏,身体也不好,有时竟不想活了。我总是劝他,安慰他。我这个人,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总要帮人家一下。这时我下了一个决心,同我有关的事情,不要给朋友找麻烦,我能担起来的都担起来,给朋友减轻一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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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周总理逝世的日子里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我们研究室同全国人民一样,同声哀悼。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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