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德鲁克-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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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
无论什么影响问题的解决办法都要求转换。对某种不良影响的消除超过了一定的程度就会花费更多的金钱或精力、更多的资源或生命，而所得的利益则不足以补偿所花费的财物。必须在成本和利益之间做出最优平衡的决策。这通常只有一门行业内部的人才能理解，而外界人则不能理解——所以外界人提出的解决方案常常忽视转换问题。
早就存在的有关露天采煤对自然环境的威胁同地下开采改为露天开采所能挽救的生命之间怎样转换呢？地下采矿永远不可能真正安全，而且由于必须在有煤灰和污浊空气的地下进行工作，对健康总是有害的。露天采矿总是比较安全而对健康的损害较小。但是，在生命同自然美和洁净而无污染的河流之间，怎样转换呢？
而即使在露天采矿的问题上，在环境损害的代价同就业、生活水平以及由于能源稀缺和昂贵而引起的寒冷的住家对健康的损害、黑暗的街道在安全上的危险等方面的代价之间，也有个转换问题。
如果管理当局未能正视不良影响问题并思考解决转换的办法，根据美国在汽车排气控制方面的经验来说明会产生什么后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当“烟雾”这个词在洛杉矶首先成为家喻户晓的字眼时，人们就已知道必须进行汽车排气的控制。但汽车创造业却信赖其公众关系部门，而后考却说公众并不关心烟雾问题。以后，到了六十年代，公众突然恐慌起来并迫使通过了严厉的排气控制法令。这些新的控制措施是否确能减除污染，是大可怀疑的。它们只控制新车的排气，而对于已在路上行驶的、已使用两三年以上的绝大部分车子却不加控制。而且，排气控制本身肯定会造成大量新的污染。它们大大增加了驾驶车子所需的动力，因而要用更多的汽油。这就要求提炼更多的石油。而后者正是最易造成污染的一种工业活动。它们同时又使得车子和汽车服务的成本大大增加。什么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呢？我们不知道。因为汽车制造业还没有在这方面很好地进行工作。但汽车制造业和公众都将为此而付出代价并受到损失。
如果管理当局在某项影响问题成为丑闻以前就努力找出一项明智的解决办法，公众是欢迎的。经济发展委员会成立二十年来的经验就是这样的。其它一些企业和产业也是这样的。它们承担起有关不良影响的责任并使得它们最好的人员以其知识和能力来认真地对待这一问题。
绝大多数管理人员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一再地期望问题会自行消失。他们不去考虑这个问题，更谈不上采取行动了。他们至多只是口头上讲讲。而在遭受损失以后，他们才来采取补救办法。
对社会的影响的责任是管理当局的一项责任——并不是因为它是一项社会责任，而是因为它是一项企业责任。最理想的是把不良影响转化为企业的一种机会。但是，凡是在做不到这点的地方，管理当局的职责就是要在进行最优转换的基础上设计出恰当的规章——公众也要对这问题进行讨论，并促使采取最好的规章办法。
把社会问题看作是企业的机会
社会问题是社会的机能失调引起的，并且是——至少潜在地是——国家的退化弊病。它们是一些弊病，但对于各种机构、首先是企业的管理当局来说，它们也是一些挑战。它们是机会的主要来源。因为，企业——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也适用于其它主要机构——的职能就在于通过把一项社会问题转化为企业的一项机会来满足一项社会需要，同时也为本机构服务。
企业的职责就在于把变革转化为创新，即转化为新的企业。但如果认为创新只限于技术，就是一个不高明的工商业人士。从工商业历史来看，社会变革和社会创新至少同技术创新有同样的重要性。十九世纪的一些主要产业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毕竟是把新的社会环境——工业城市——转化成为企业的机会和市场的结果。照明（开始用煤气，以后用电力）、电车、各城市间的车辆、电话、报纸和百货公司都是由此而兴起的——这只是举出的几个例子。
因此，把社会问题转化为企业机会的最有意义的机会可能不在于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而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即社会创新。这种社会创新直接和间接使公司或产业得到利益和加强。
有一些得到很大成功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社会创新的结果。这里举一些美国的例子：
朱利叶斯？罗森沃德这个“城里人”创建了西尔士—罗贝克公司。他创办并多年资助“乡村农业代办处”。他认为当时的社会问题是，在本世纪初期占美国人口半数的农民处于贫困、无知和与世隔绝的状况。当时社会上已拥有能使农民生产得更多、生产出恰当的东西、从努力中获得更多收获的知识，但农民却得不到这些知识。美国农业的“生产爆炸”的主要力量正是乡村农业代办处而不是新技术、新机器或新种子。而西尔士公司发展的主要障碍正在于农民的贫困、无知和与世隔绝状况。随着农民状况的改变和收入的增加，西尔士公司也得到了发展。而西尔士公司则被农民看作是“农民的朋友”。
把社会问题转化为企业的一个机会在福特汽车公司早年的迅速发展中也起着巨大的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不久的年代是美国劳工处于极不稳定的年代，工人的困苦日益增加而失业率很高。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工人的每小时工资可能低达一角五分。福特公司正是在这种背景中于1913年末宣布它保证付给其每一个职工五美元一天——是当时标准的二到三倍。詹姆斯？卡鲁斯（James Couzens）是当时公司的总经理。他迫使他那个不愿意的合伙人接受他的这一决定。亨利？福特完全知道他那公司的工资总额会在一夜之间几乎增加到三倍，但他还是被说服了，由于当时工人的痛苦很大，只有采取重大而明显的行动才能取得效果。卡鲁斯还期望，福特公司的工资率虽然增加到三倍，但其实际的人工成本却会降下来——而事态的发展不久就证明他是正确的。福特公司的这一声明改变了美国的整个劳动经济。在此以前，福特汽车公司职工的离职率很高，以致在1912年为了保持一万个工人，必须雇用六万个工人。在实行新工资率以后，离职率几乎趋于零。它所节约下来的金额是如此之大，以致在以后几年中，虽然所有的材料成本都急剧上升，福特公司还是能以较低的价格制销T型汽车， 而从每一部汽车获得更多的利润。正是由于急剧提高工资使得人工成本节省，福特公司才能在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福特公司的这一行动还改造了美国的工业社会。它使得美国工人基本上成为中产阶级。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正视并解决了一项社会问题。该公司在大萧条年代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并不引人注意。因此，它的行动不象二十年前福特公司每天付给五元工资所引起的影响那样大。但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向职工提供职业保障，并付给固定的薪水而不是按小时计工资（见第二十章），其行动如同福特公司以前的行动一样的勇敢而富有创新精神。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行动也是针对着当时的一个主要社会问题，即美国工人由于衰退而引起的恐惧、不安全感和尊严的丧失。它也把一种社会弊病转化为企业的一种机会。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迅速发展的人力潜力，以及十年以后向全新的电子计算机技术进军的人力潜力，首先是由于这一行动才产生的。
下面是一个欧洲的例子。
奥利维梯公司能够发展成为世界上领先的办公设备制造公司是由于已故去的艾德里亚诺？奥利维梯（Adriano Olivetti）的两项远见。他于二十年代在意大利北部的小城伊维里亚继承了一家不出名的、仅能维持的小家族公司。他看出可以通过良好的设计使他的公司和产品有杰出的表现。他的设计在十年中就获得了市场的承认。他还看出，意大利的带腐蚀性的阶级仇恨也是一种机会。他在伊维里亚努力把管理当局和职工融合成为一个团体。这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产品质量很好，劳动力愿意接受新技术和变革——因而其竞争能力和利润率大为提高。
在现在的社会中有一个可以把严重的社会问题转化为一种机会的领域可能是中年知识工作者的疲倦、烦恼、“筋疲力尽”及对第二职业的需要 。中年知识工作者——管理人员和知识专业人员——“出工不出力”、失去了兴趣、只是照章行事。他们所造成的看不见的损失可能比福特公司在1913年由于工人离职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同时，这些男女人员的烦恼和无声的绝望对社会所造成的社会危险可能同过去体力工人的穷困、痛苦和绝望所造成的社会危险一样大。再没有比从成功转为挫折更带腐蚀性了。能把这个问题既作为一种社会问题又作为一种企业机会加以解决的第一家公司收到的利益可能同六十年以前的福特公司和四十年前的奥利维梯公司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收到的利益一样的大。
通过把社会弊病转化为做出贡献和成就的机会来治理弊病，决不只是对工商企业的一种挑战，也是我们这个多组织社会中所有其它机构的职责。
目前有关大学危机的谈论很多，这种危机也的确是存在的。但在有些地方却把这种危机抓住转化为一种机会。英国有一种开放式大学，它利用电视为每一个希望获得大学教育的人进行教育。在加利福尼亚的斯托克顿地方的很少为人所知的中等规模的太平洋大学正在建成为一所新型的大学。它利用年青人学习的愿望来使之学习，同时又使这些年青人成为他们学习的认真负责的参与者。
罗森沃德、福特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沃森和奥利维梯在开始时都被嘲笑为幻想家。人们对他们讲，他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是没有人能够解决的。而十年或十五年以后，他们的解决办法又被认为是“显然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所有正确的解决办法在事后来看都是显然的。重要的是这些人及其公司看出了一项重大的社会问题并提出，“怎样才能把它转化为企业的一项机会？”
任何一个企业，事实上任何一个机构都必须组织起创新力量来把社会问题转化为做出成就和贡献的机会。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人们已普遍进行有组织的技术研究工作。但社会创新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碰机会，由个别企业家在无意中去碰机会。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多组织的社会中，每一个机构必须充分地组织其力量从事社会和团体方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