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概论-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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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1955年10月，在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他又提出：大约在50年到75年的时间内，就是10个五年计划到15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到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意识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只能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当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思想；9月，在会见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毛泽东又说：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年到100年的时光。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对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建成”作了进一步的划分。他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1962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研究问题经过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毛泽东在纠正已经觉察的某些“左”的错误的时候，对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集中体现在1959年底1960年初他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坚信，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1961年，毛泽东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蒙哥马利赞扬中国再过五十年就了不起了，毛泽东则明确回答在中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需要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此后，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的这一很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对于我们此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邓小平在解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曾说，所谓“初级阶段”，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不发达阶段”。
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实现现代化，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孜孜追求的理想。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开始构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1954年9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要在中国“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 由于交通运输可以包括在工业里，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改变了这个表述，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至此，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已明确提出。1964年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庄严宣告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毛泽东为什么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就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从历史的角度看，提出这个宏伟目标，既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追赶世界现代化先进潮流的历史要求，又反映了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规律；从现实的角度看，提出这个宏伟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从未来的角度看，提出这一宏伟目标，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以及中国对人类作出的贡献。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根据毛泽东等同志的意见，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的长远规划时，又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设想：第一步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是全面实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也没有放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重申了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报告中提出的分两步走，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9页。）
我党和毛泽东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为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材料和历史经验，事实上我国现在确定的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和“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就是以此为基础而制定的。
第2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
一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1．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建设的速度、规模以及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如何协调，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问题。随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各地各部门纷纷要求提前完成原定计划指标，甚至提出“提前实现工业化”的违反科学精神的冒进情绪和行为。为了组织好生产建设，制定切实可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周恩来、刘少奇等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和反对冒进，提出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等许多有关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
周恩来在中共八大的报告中，总结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及其经验和教训，就党在领导经济建设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例如，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行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协调发展，等等。中共八大接受了周恩来报告的基本总结，并把是年5月中央会议上提出的我国经济发展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作为今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
中共八大的有关决议指出：由于我国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发挥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我们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如果对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这些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共八大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倾向。中共八大前后的反冒进，使党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保证了此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2．制定经济计划必须搞好综合平衡
搞好综合平衡是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指导思想。毛泽东、陈云等对此作过多方面的论述。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陈云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明确提出：“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只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东西都有了，还是开不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搞好综合平衡，最重要的是从全局的观点出发，从人民的需要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周恩来曾用一副对联对此作了形象说明：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1957年1月，陈云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提出了要实现物资、财政、信贷三大平衡的著名论点。物资、财政、信贷之间的平衡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中最基本的平衡关系之一。搞好这三方面的综合平衡，就能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陈云还提出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的重要论断。“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陈云说，一定要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这样做，生产就可以协调，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能够配套。相反，按长线搞平衡，就是不能平衡。按短线进行综合平衡制定计划指标后，长线怎么办？一种办法是继续生产；另一种方法是，现在需要的，或者虽然需要但不是急需的，就可以停下来，生产更急需的东西。
1957年1月，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的著名观点。他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6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