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概论-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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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设三线的战略决策，在总体上是正确的。这是一个把国防战备工作和国家经济建设规划科学地相结合，以国防建设带动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具有综合性开发的长期战略。但也必须看到当时对战争威胁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建设工作过急，在国防工厂布局上也存在失误和浪费等问题。

2．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理论

在实行国防战略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国防建设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指导国防建设的思想；国防建设要着眼于“积极防御”的思想；国防建设要与国家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思想，自力更生建立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体系的思想；建立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思想；以人民战争经验进行国防动员的思想，等等。特别是建设现代化国防，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与国防工业，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思想，至今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设现代化国防、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与国防工业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坚持积极防御的方针指导现代化国防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一个国家没有坚强的国防，必然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的血的教训，必须加强国防，巩固国防。明确提出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毛泽东还提出我们的国防建设应着眼于“积极防御”，并强调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打到底。

第二，建设现代化国防必须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1952年，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训词中分析我军走过的25年历史时指出：人民解放军在获得全国胜利前，受客观条件限制，军队建设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有游击性。全国解放后，客观情况起了变化，我军已进入掌握现代技术的高级阶段。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并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的“五统一”要求。1954年他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讲话中又进　一步指出：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的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建立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第三，建设现代化国防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与国防工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争取外援，但决不依赖它，这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观点，在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与国防工业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了这一思想。

第四，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毛泽东认为，搞好经济建设是搞好国防建设的基础，国防建设必须立足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1956年，他针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军政费用占国家财政预算30％的实际情况，指出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低到20％左右。他幽默地说：“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是真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5页。）毛泽东还指出：“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况，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849页。）在毛泽东看来，增强综合国力，不仅包括增强经济力和军事力，而且包括增强中华民族的组织力，凝聚力。要团结海内外一切爱国人士，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中国人民的大团结”，才会有真正强大的国防。

　

二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1．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一直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分裂的主张。早在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提出“划江而治”主张时，毛泽东就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决不在中国搞“南北朝”，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

新中国的建立，使祖国大陆重新实现了统一，但台、港、澳地区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成为有待解决的遗留问题。对此，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始终不渝地以祖国统一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不断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在台湾问题上，我党和毛泽东提出了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

主张。

在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确定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一是因当时中国共产党把台湾看做是全国解放战争未完成的任务；二是因为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同时，公开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三是因为台湾当局与美国政府秘密谈判，策划所谓“共同安全双边条约”，并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因此，我们当时的对台政策基本上是武力解决，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20世纪50年代，在国际紧张对峙的局面有所缓和，祖国建设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在台湾问题因美国武装干涉而复杂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对台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和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建议。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阐明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时指出：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式，包括不排除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明确表示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曾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方式：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首次表示愿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4月，毛泽东又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毛泽东还托人向蒋介石传话，希望他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实现与祖国大陆的统一。

至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初步设想，并通过各种渠道转达给台湾当局。其基本精神是：台湾只要断绝同美国的关系，与祖国大陆和平统一，“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可派特务来大陆破坏，我们也不派人去破坏，双方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实际上是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就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这是不可动摇的重要的前提。“四目”就是：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介石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俟条件成熟后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然而由于外国势力干预等原因，和平统一台湾的主张未能付诸实践。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毛泽东同尼克松这次改变中美关系的历史性会谈中，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台湾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1974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里会见英国首相希思时，不无遗憾地对希思说：中国统一这件事情，我恐怕看不到了。他指着一旁的邓小平说：这是他们的事了。毛泽东未能看到祖国统一，他把实现这愿望的任务交给了邓小平。

2．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基本主张

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我党和毛泽东提出了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以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主张。

香港、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1860年和1898年，英国先后三次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夺取了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地区。其中，前两地为割占，新界地区为租借，租期为99年，1997年6月30日期满。对于这三个不平等条约，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历届政府均采取不承认的立场。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借口晾晒被水浸的货物用欺骗的手法取得了在澳门的居住权。1887年，葡萄牙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葡友好通商条约》，取得了对澳门的管理权。1928年，中国政府曾通知葡萄牙政府，决定中止这一不平等条约，但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无法收回澳门。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拟定建国后的大政方针时就已经确定：在原则立场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在实施步骤上，要按问题的性质和具体情况分别处理，以对我有利为主；在方针政策上，必须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战略上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政府曾发表多次声明，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香港、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将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毛泽东从东西方斗争的战略需要出发，为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不搞四面出击，主张对香港、澳门暂不收回，维持现状，不使香港成为远东地区的另一个热点，保持与英国的对话关系，保留香港这条与西方国家联系的通道，突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毛泽东认为，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对大局有利。正是从这一战略考虑，中国人民解放军奉中央军委命令，于1949年10月在粤港边防止步，以实际行动向世人表明，新中国政府无意用武力改变香港现状。这是富有远见的重大战略决策。

1957年，周恩来曾提出对香港、澳门问题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1963年，毛泽东针对外国人责难我国的香港、澳门政策，曾明确表示：英国在香港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十分容易，但香港大部分是租借的，根据条约还有34年到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对于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