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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

东晋门阀政治-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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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上表可知,徐州方镇人选虽然改易频仍,但郗氏以外的人都难于在京口扎根,而郗氏家族人物不管名义如何,总是在京口拥有实权,其支配地位隐约可见。存心觊觎而又终于擅权的人是桓温。当桓温已大权在握、左右政局的时候,执政司马里还力图掌握京口以保护建康,把京口交给不附桓温亦不为桓温所容的范汪、庾希。桓温素称京口“兵可用”,必欲取得京口,因而采取了三步对策。第一步,以出军失期为名免范汪为庶人,接着又以没郡免庾希徐州职任。庾氏不但如前所述,家于晋陵之暨阳,在京口亦有府第①,其家族在这一带的潜在势力,是难于铲除尽净的。所以桓温采取了第二步措施,名正言顺地以郗愔镇京口,用来取代庾氏。《晋书》卷六七《郗愔传》:愔为辅国将军、会稽内史,“大司马桓温以惜与徐、究有故义,乃迁愔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郗愔本以“冲退”著称,与桓温无争,但终非桓温可以放心的人。所以没过多久,桓温又采取了第三步措施,于太和四年(369年)北伐过程中逼郗愔交出徐、克,由桓温并领,结束了郗氏家族支配京口的时期,也完成了桓氏对东晋上下游诸藩镇的全面控制。桓氏夺取京口,事甚曲折,当另论述。
  郗氏京口势力虽已不存,但由郗鉴开始经营的京口重镇,在东晋的建康政局中继续起着关键作用。以后,谢玄在京口,组成了关系淝水之战胜败的北府兵;王恭据京口,与荆州殷仲堪等联兵反对执政;刘牢之据京口,镇压东方农民起义军;刘裕据京口,继续镇压农民起义军,又平定桓玄之乱,最后竟以京口方镇转移晋柞。
  刘裕深知京口对建康的重要性,他得势以后,对京口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措施,而且以子弟居其任,不授异姓。《宋书》卷二《武帝纪》载,义熙十二年(416年)三月,晋安帝以宋王刘裕世子刘义符为徐、兖二州刺史。刘裕曰:“吾倡大义,首自本州,克复皇祚(案指逐桓玄、复晋祚之事),遂建勋烈,外夷勍乱,内清奸宄,皆邦人州党竭诚尽力之效。”义熙十四年,刘裕复以弟刘道怜镇京口。据《宋书》卷七八《刘延孙传》,刘裕遗诏,以“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自此以后,终刘宋之世,此诏成为定制。这样,京口在门阀政治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就逐渐淡漠不显了。

  ① 西晋时,徐州督将的军号皆以东为称,以其地居洛阳之东也。愍帝建兴(313—316年)之初,司马绍(即后来的东晋明帝)受命镇广陵,犹拜东中郎将。其时司马绍以王导从弟王舒为司马。建武元年(317年)司马睿称晋王,以王子司马裒镇广陵,军号始不称东。司马裒亦以王舒为司马。是年裒死,王舒代镇,除北中郎将监青徐二州军事。从此以后,徐州督将军号遂相沿以北为称,因而产生了北府之号。《世说新语·排调》“郗司空拜北府”条注引《南徐州记》曰:“旧徐州都督以东为称。晋氏南迁,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将,北府之号,自此起也。”此言近实。唯王舒但监青、徐军事,未尝为徐州刺史,其时徐刺实为蔡豹,治所亦不在广陵。 
  ① 晋武帝语,见《晋书》卷五二《华谭传》。 
  ②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页一六二至一六三。 
  ①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此作“并东南众军之力”,南字误,点校本《晋书》已出校。 
  ① 参看本书第一四及八六页。 
  ① 司马里徙会稽王,在王导出王舒为会稽太守以为外援后不久,一王一马,反映了东晋对会稽的重视。 
  ② 《晋书》卷七六《虞潭传》。虞潭所督实为包括会稽在内的六郡,作五郡误。六郡地境除会稽一郡外,与此后五郡所督者不同。 
  ③ 何无忌为会稽内史,《建康实录》卷一○系于义熙元年三月;何无忌为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义熙二年迁都督江、荆二州军事江州刺史,见《晋书》卷八五《何无忌传》。《水经·渐江水注》:“晋司空何无忌之临郡也,起亭于山椒,极高尽眺矣。”是何无忌确有临会稽郡之事。案何无忌死赠司空。 
  ① 上述三种矛盾,本书均另有详论,分见本书一八六、二一六、二二四各页。 
  ② 会稽太守、内史,历来以门望居之,南朝亦然。 
  ① 大明三年(459年)又改扬州六郡为王畿,改东扬州为扬州,大明八年复孝建元年之旧。见《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同书卷六《孝武帝纪》。 
  ① 庱亭位置,《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等书所记大体相同。而《通鉴》东晋咸和三年六月胡注引丁度曰:“庱亭在吴兴。庱,丑升翻。”今本丁度《集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卷六则曰:“庱,丑拯切,亭名,在吴。” 
  ① 据《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唐代宗初年刘晏主东都至江南等处漕运,他“分官吏主丹阳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丹阳湖,当指练湖,可知其时练湖兼有输水济运和灌溉农田的功能。两种功能矛盾时,宁禁引溉以利河漕。 
  ① 新丰塘即新丰湖,亦在丹阳,东晋初年张阎所开,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谓“成灌溉之利”。据《宋书》此条,可知新丰塘亦兼有调剂此段运河水量的功能,与练湖类似。 
  ① 今本《三国志·吴志》无此条。 
  ② 《三国志·吴志·孙皓传》另一处,以及《三国志·吴志·张纮传》注引环济《吴纪》、《初学记》卷二四引环济《吴纪》均有岑昏事,《吴纪》亦涉功作。 
  ① 案此当出顾野王《舆地志》。顾野王死于开皇元年(581年),叙事不得至隋平陈之时。“自隋平陈”以下文字当为顾祖禹之言。 
  ① 东军指自曲阿来者。 
  ① 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北堂书钞》孔广陶校注本,“方九十四尺”,原注谓 陈、俞本“方九十”三字作“万九千”,则颇具规模。 
  ② 《晋书》卷六九《刁协传》咸康中蔡谟与庾冰书,谓“刁氏今贫”。刁氏 “固吝山泽”,见同卷《刁逵传》。 
  ① 《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① 郗鉴于王敦乱平后受命出镇广陵,其留驻合肥的流民部曲可能重归于他, 但无确证。除此不论以外,广陵、京口尚有新来旧到的更多流民。 
  ① 京口城址已发掘出土,见《考古》一九八六年第五期镇江博物馆《镇江市东晋晋陵罗城的调查和试掘》及刘建国《晋陵罗城初探》二文。据出土城砖文字,知“晋陵罗城”是该城自名,“花山”为该城城址所在。城夯筑,里外敷砖。城周长约十里,因山为垒,缘江为境。晋陵罗城是三国时孙韶所缮京城(城在今铁瓮山)的外城,或者说东晋晋陵罗城以孙吴的京城为子城。义熙九年(413年)晋陵郡治徙武进(今常州),晋陵罗城名废,但称京口或京城。郗鉴“遂城京口”,当即修建晋陵罗城。后来王恭又有所修作。郗鉴修晋陵罗城的直接目的,是防备海寇抄略。 
  ① 坦传此处语气似有不足。《通鉴》咸和三年六月条,谓“王舒、虞潭等数与峻兵战,不利。孔坦曰:‘本不须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云云。可知孔坦之议是针对郗鉴自广陵过江后西行,离开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职守,使王舒、虞潭的东军失去节度而失利,遂有“东门无限”之语。诸书皆不言郗鉴过江后为什么要西行与陶侃会。观孔坦语,知郗鉴盖应陶侃召也。 
  ① 《至顺镇江志》卷一二“墓”:“晋郗鉴、郗愔墓在郡城东。”《南史》卷六五《陈始兴王伯茂传》:陈时“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大获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又,《太平御览》卷一八○引《京口记》:“糖颓山……山南隔路得郗鉴故宅五十余亩。” 
  ② 《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其《山居赋》,注谓郗氏、蔡氏、陈氏、谢氏与昙济道人,各自拥有始宁五奥之一。《晋书》卷六七《郗愔传》:愔“筑室章安,有终焉之志”,是章安亦有郗氏宅业。始宁,今浙江嵊县北;章安,今浙江黄岩南。 
  ① 《晋书》卷八五《刘毅传》、《宋书》卷五二《庾悦传》。由于庾氏在京口有潜在势力,所以咸安二年庾希、庾邈得于京口起兵反对桓温。 


  五  余   论

  本文论郗鉴,意在探索东晋初年内乱迭起的政局,怎样在郗鉴斡旋处置之下逐渐安定下来,对东晋政局的发展有些什么影响。我认为,江左草创之时,司马氏为了应付江南士族的挑战并和辑南来的侨姓士族,主要依靠琅邪王氏,于是而有“王与马共天下”,司马氏政权与侨姓士族都得以在江左立定脚跟,逐步形成门阀政治的格局。从此以后,挑战主要来自侨姓士族内部。门阀士族之间的角逐,一是以争据朝廷势要的形式出现,目的是控制皇权,藉以发号施令,压倒对手;一是以竞据形胜方镇的形式出现,目的是以外制内,凌驾建康。如果某一士族在这两种形式的角逐中都占有压倒优势,那就会出现严重的局面,而这是门阀政治所不能允许的。应付这种挑战而获得重要成就的人,首推郗鉴。郗鉴的努力,使士族诸门户间的权力平衡状态得以维持,使门阀政治得以延续,也使东晋政权得以存在较长的时间。
  如前所论,东晋门阀政治格局形成的原因,是士族专兵和皇权不振。士族专兵而又不允许一族独占兵权,皇权不振而又不允许任何其它士族取代司马氏的地位,这就需要一些人物的调处经营。郗鉴对付的办法,一是维护司马氏皇权的存在使之成为维持稳定局面的因素,一是抑制过分强大的士族门户以绝觊觎。郗鉴在江左完成的几件大事,都是属于这类性质。
  在一一探究郗鉴的几件大事时,我发现胡三省在《通鉴》注中对此都有所评论。其一,郗鉴建议用流民帅的兵力以平王敦之叛问题,《通鉴》大宁二年(324年)胡注曰:“夫理顺者难恃,势弱则不支。以〔王〕敦、〔钱〕凤同恶相济,率大众以犯阙。虽诸公忠赤,若只以台中见兵拒之,是复周〔〕、戴〔渊〕石头之事。微郗鉴建请而召刘遐、苏峻,殆矣。”其二,郗鉴协调当权门户王氏、陶氏、庾氏关系问题,《通鉴》咸康四年(338年)胡注曰:“庾亮之谋(案指庾亮废王导之谋),微郗鉴拒之于外,孙盛谏之于内,必再乱天下矣。”①其三,郗鉴经营京口,控制东道问题,《通鉴》咸和三年(328年)胡注曰:“晋都建康,粮运皆仰给三吴,故欲先断东道。王敦、苏峻之乱,匡复之谋,郗鉴为多。”②本文所论郗鉴数事,都暗合胡三省之所见。当然,把这些事放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并联系起来探寻其本质,是胡三省为其史观所限所不能做到的。正是由于这类原因,今人研究历史,必须汲取前人成果,而又不能圃于前人成果。
  郗鉴名义上虽居朝廷三事之列,但从未入主中枢。他的所作所为,主要属于战略性的奇谋异策之类。《世说新语·排调》“郗司空拜北府”条王徽之已讥其“应变将略非其所长”③。所以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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