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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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两次北伐获胜，声望大增。但是作为结果，他对内既未能插手中枢政柄，又未能获得豫州、徐州。此后东晋政局，继续在胶着状态中发展，又经历了十余年之久。
兴宁元年（363年），桓温加都督中外诸军事，豫州之军名义上自当在其属下，因此有兴宁二年桓温命西中郎将袁真等凿杨仪道以通水运，温自率舟师次于合肥之事，见《晋书》卷八《哀帝纪》。桓温虽得偶一涉足合肥，但未能排斥袁真势力，因而也未能真正把豫州控制起来。至于徐州，对桓温进入建康的障碍更大。桓温在荆的二十余年中，先后居徐州之任者为褚裒、荀羡、郗昙、范汪、庾希、郗愔，他们都出自高门名士，各有背景，不易屈服。桓温只有徐徐寻找口实，逐个对付。升平五年，桓温以北伐出兵失期罪名，奏免范汪为庶人；太和二年，以失地罪名奏免庾希官位，以郗愔为继。《晋书》卷六七《郗愔传》：“大司马桓温以愔与徐、兖有故义，乃迁愔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郗愔为郗鉴之子，以“冲退”著名，“虽居藩镇，非其好也。”桓温以郗愔居京口，不是引为羽翼，而是利用郗氏以平抑庾氏在京口的潜在力量，然后再相机处置郗氏，夺得徐州。
在桓温第二次北伐至第三次北伐之间政局的胶着状态中，桓温步步进逼中枢。隆和元年（362年），桓温上疏言：“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此议桓温倡之多年，至此更咄咄逼人。朝廷疑惧，莫敢或异，只有孙绰冒险陈词，力言“反旧之乐赊而趋死之忧促”，见《孙绰传》。扬州刺史王述则料定桓温不过欲以虚声威朝廷。桓温的威胁很快收到实效。兴宁元年（363年），朝廷加桓温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二年又有扬州牧之命，桓温既为内录，又牧扬州，于理应当入朝。朝廷犹豫再三，既徵又止，执政的会稽王司马昱惶惑无主，举措失态。而桓温此时亦不敢贸然谒阙，于是而有兴宁二年七月桓温下驻芜湖西南之赭析，遥领扬州牧之事。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赭圻以兴宁三年被火，桓温移驻姑孰，即今当涂，距建康更近。其时距桓温下镇赭圻仅半年之久。
桓温居姑孰，扼制了建康南门，重现了当年王敦、苏峻所造成的局势，也颇似庾亮之居芜湖。不过此时朝廷还有豫、徐兵在，所以桓温仍小心翼翼，不敢造次，唯恐孤军受敌。《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引《舆地记》①曰：“赭圻下流十许里有战鸟圻，孤立江中，本名孤圻山。昔桓温驻赭圻，恒惧掩袭。此圻宿鸟所栖，中霄鸣惊。温谓官军至，一时惊溃。既定，乃群鸟惊噪，故相传谓战鸟山。①”桓温所惧官军，当指京口的徐、兖军及此时在寿春、合肥的豫州军。桓温虽有危惧之感，但既已下驻，后路荆、江二州又已委其弟桓豁、桓冲分督，他自然只能有进无退，力求解决豫、徐问题，消除进入中枢的障碍。而欲解决豫、徐问题，假北伐的名义最为堂皇。于是而有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的第三次北伐。桓温第三次北伐，是在东晋内部权力之争面临短兵相接状态的情况下进行的。
第三次北伐，桓温败于枯头，望实俱损，他的地位开始转折。但这只是情况的一个方面。情况的另一方面，就桓温在江左积累权力的过程看来，第三次北伐以后，桓温才取得徐、豫，扫清进入建康的障碍，控制司马昱，使东晋朝廷一度成为“政由桓氏，祭则寡人”②的朝廷。因此，桓温第三次北伐又是他在江左权力之争中取得胜利的顶点。
《世说新语·捷悟》：“郗司空（愔）在北府，桓宣武恶其居兵权。”注引《南徐州记》曰：“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又，《晋书》卷六七《郗超传》：“时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劲悍，温恒云：‘京口酒可饮，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世说新语》以此入“捷悟”类，是说郗超于桓温所道及的京口特点中，悟出桓温正筹思进取京口的策略。
京口的确出产名酒。《太平御览》卷六六引顾野王《舆地志》云：“曲阿出名酒，皆云后湖（案即练湖）水所酿”，又云湖水上承丹徒马林溪水，“水色白，味甘”。这是说曲阿名酒系京口溪水酿成。又同书同卷引《郡国志》云：“润州遏陂，有湖名龙目湖。京口出好酒，人习战，故桓温云：‘京口土瘠人窭，无可恋，唯酒可饮，兵可用耳。’”
京口箕，史亦有徵。箕，蔑制或藤制囤谷器。《方言》卷五，“箕，陈魏宋楚之间谓之箩。”《太平广记》卷三二○引《续搜神记》①“升平中，徐州刺史索逊②乘船往晋陵”条，谓“有物名甘罗，赤如百斛篅”。篅，甘罗，箩，箕，盖为一物。又，《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类“柳箕”，注：“柳箕可用，见《祥符图经》，今无之。”
至于桓温所说京口兵，即是以京口为基地的徐、兖都督所部兵，造基干郗鉴所组的以北来流民为主体的军队，素以劲悍见称。郗鉴以后，虽其刺史、都督不全出自郗氏家族，但京口兵始终处于郗氏影响之下。桓温以郗愔多“故义”，就是指此。桓温不得不以郗愔居徐、兖，又“深不欲郗愔居之”，必须处心积虑，尽速夺取。所以桓温第三次北伐时约徐兖郗愔、豫州袁真一同出师，即是承此谋略而发。
桓温第三次北伐，成为建康朝廷的一次特大事件。出师日百官皆于南州祖道，都邑尽空。此前数日，会稽王司马昱与桓温曾有会晤。《真诰》卷一八《握真辅》：“公明日当复南州，与大司马别。大司马克二十六日发也。”原注：“公是简文，为司徒也。大司马是桓温也。温在姑孰，应北伐慕容。……于时是太和四年己巳岁三月中书也。”据此可知，桓温出师预定为三月二十六日，会晤当在出师前数日。据《晋书·海西公纪》，桓温实际出师日是四月庚戌，而四月庚戌恰为朔日。可知出师之期较预定的三月二十六日晚了几天。出师之前首辅与元帅会晤，事关重大，理应书之史册，但是今本《晋书》于此事却毫无痕迹。我怀疑此次会晤是一次密晤，有重大机事商筹，而当时最敏感的重大机事，莫过于桓温欲以北伐之名，拔除朝廷所赖的徐、豫兵力。
桓温取得徐、豫的具体过程，研究晋史者是熟知的。郗愔暗于事机，得桓温相约北伐，立即覆笺“共奖王事，修复园陵”。愔子超为温参军，见愔笺毁之，另作笺“自陈老病，不堪人间，乞闲地自养。”桓温乃顺水推舟，转郗愔为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自己则兼领徐、兖二州。作梗多年的京口重镇问题，未动刀兵，戏剧性地解决了。
桓温处置豫州袁真的办法，却不相同。袁真得桓温命，未达其旨，遂率师逾淮，攻克谯梁。桓温败于枋头之后，委过于袁真，奏免为庶人，而以桓温世子桓熙代为豫州刺史。袁真不受代而反叛，旋死，子袁瑾继，被桓温消灭于寿春地区。《太平御览》卷六五四引《世说新语》①曰：“桓宣武之诛袁真也，未当其罪，世以为冤焉。袁在寿春，尝与宣武一妾妊焉，生元（玄）。既篡，亦覆桓族，识者以为天理之所至。”此事不经，又贯串佛家果报思想，有无勿须置论。但其中说袁真“未当其罪，世以为冤”，是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
徐、豫二州在桓温第三次北伐中统统落入桓温之手，桓温掌握了进入建康的锁钥。据《晋书》卷六九《刘波传》，波为桓氏部将，桓温西征袁瑾时以刘波领五千人镇石头城，可见从军事上看来，建康实际上已入桓温掌握。桓温虽大败于枋头，却大胜于江左。他独揽朝政的军事障碍，已不复存在了。
对于桓温的事业说来，败干枋头，导致他望实俱损；胜于江左，导致他控制中枢。这同时发生的事情，对桓温起着相反相成的作用。桓温尽管控制了中枢，却由于望实俱损，无力断然篡代。中枢是不稳定的，反抗的力量仍然存在。不过，反抗不是来自军队，因为可能反抗的主要力量即豫、徐方镇武装，已被桓温消灭或控制起来①。反抗来自在朝的王、谢大族，他们以非武装的政治斗争，在关键时刻给桓温掣时，使桓温穷于应付。王、谢非武装的政治斗争居然能够抑制桓温，这又是由于桓温有枋头之败，望实俱损的缘故。王夫之曰：“桓温有枋头之败，故王、谢得持之以从容。”②看来这一议论是有道理的。
① 桓温实际上并无意以其实力投入北伐战争。据《晋书》卷三七《司马勋传》、卷八《穆帝纪》及《通鉴》永和五年条，后赵雍州豪杰约东晋梁州刺史司马勋率众入关。九月，司马勋出骆谷，壁于悬钧，去长安二百里，三辅豪杰多杀守令应之。十月，勋退还梁州。《通鉴》胡注曰：“使桓温于是时攻关中，关中可取也。”这隐寓对桓温不支持司马勋北伐的责备。
① 《廿二史考异》卷一八永和“七年八月，冉闵豫州牧张遇以许昌来降。案是时洛阳亦入于晋，故九月即有修复山陵之使也。洛阳晋之故都，准之史法，其得与失皆当大书于本纪。乃晋史于永和七年、太元九年收复洛阳，皆略而不书，失轻重之宜矣。”案钱氏之论甚当。
① 当即顾野王《舆地志》。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载此事，谓“桓温于赭圻讨贼，屯兵山下，夜中众鸟鸣，贼谓官军己至，一时惊溃。”案桓温在赭圻不闻有“讨贼”之事。且 《元和志》较《舆地志》晚出，不取。
② 《晋书》卷九《孝武帝纪》史臣语。
① 亦见今本《搜神后记》卷六。
② 案升平间徐州刺史无索逊者。索逊之名不见《晋书》，疑索邈之讹。但索邈事迹在桓玄败后，去升平甚远。或者刺史二字有误。
① 《世说新语》佚文，不见今本。
① 武装反抗并非完全没有。咸安二年（372年）六月，颖川庾氏庾希、庾邈 兄弟反于京口，诈称受海西公密旨诛桓温。十月，道教徒彭城卢悚率众自 京口进攻建康宫廷，诈称海西公还。但这些乍起乍落的暴动并不是藩镇武 装反抗。
② 《读通鉴论》卷一○。
五 简文帝遗诏问题
东晋门阀政治中，某一士族秉权而能久于其任者，一般都是昆弟众多而且名重一时，分居内外，彼呼此应，以维持家族势力于不衰。于琅邪王氏，敦总征讨，导专机政，群从子弟，各居显要；于颖川庾氏，亮入相出将，冰、翼等亦内外相维；于陈郡谢氏，尚、奕、万诸昆弟久戍豫州，安则凭借诸兄遗泽和豫州势力，得居相位，然后以侄谢玄据京口而建北府兵。只有谯郡龙亢桓氏由于族单势孤，虽温居上游分陕二十余年，兄弟中仍无一人得居朝廷显职。兴宁二年（364年）桓温讽议迁洛，以胁朝廷，朝廷不得不诏徵桓温辅政而又深惧桓温入都。桓温虽志在入都，亦不敢贸然脱离自己所依靠的上游军事力量。于是而有桓温移驻赭圻、姑孰之事。会稽王司马昱与桓温有过数次会晤，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