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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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戏剧传统和古典戏剧传统；他经常在一出戏里安排平行交错的情节，悲剧中插入喜剧的因素，抒情性和戏剧性场面相互交叉，场景随剧情需要而更迭，时间随剧情的需要而压缩或伸延，因此莎士比亚的戏剧情节总是生动的。最后，莎士比亚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他吸收了人民语言、古代和当代文学语言的精华，在他的成熟作品中能做到得心应手，与人物当时当地的心情吻合，按人物性格和剧情需要，时而诗体，时而散文。早期语言流于华丽，后期日趋成熟，但始终生动而富于形象性。他的许多词句脍炙人口，成为英国全民语言的一部分。
与莎士比亚同时或稍后还有一大批剧作家在进行创作，他们的作品不论思想性或艺术性都不及莎士比亚。他们仍可以按照倾向大致分为两派：民主倾向和贵族倾向的作家。
本·琼生（1572…1637）是其中最主要的作家。他崇尚古希腊、罗马文学，他的喜剧和悲剧都接近后来的古典主义戏剧。他的悲剧《希杰那斯》（1603）以罗马历史为题材，借罗马皇帝的形象批判专制暴政，借大臣希杰那斯的形象批判马基雅维里式的野心家。他的悲剧虽然力图忠实于历史文献，但情节的开展仍具有一定的生动性。琼生更重要的成就是他的喜剧。他的有关喜剧创作的“气质论”要求人物具有主导的情欲或“气质”，如贪婪、好静、嫉妒等。他的著名喜剧《伏尔蓬涅》（1606）就写威尼斯一富翁的狡猾。伏尔蓬涅虽然有钱，但仍贪得无厌，和食客莫斯卡（苍蝇）串通一气，伪装将死，遗产无人继承，骗取一批贪利之徒的钱财和妻子。这出喜剧和另一出《炼金术士》（1610）都揭露了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追逐金钱的风气，喜剧性很强。
另一较有成就的剧作家是托玛斯·戴克（1572？…1632）。他曾和莎士比亚合作写戏。他继承格林的戏剧、纳施和锹罗尼的小说的传统，写市民生活，歌颂市民上层的勤劳发家和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愿望。他的代表作《鞋匠的节日》（1599）写十五世纪伦敦鞋匠西蒙·艾尔变成伦敦市长的故事，同时也写贵族青年扮成鞋匠追求前任伦敦市长的女儿，最后结了婚。
代表贵族倾向的剧作家有弗兰西斯·波门（1584？…1616）和约翰·弗莱彻（1579…1625）。后者也曾和莎士比亚合作。波门和弗莱彻合写过很多剧本，悲喜剧《菲拉斯特》（1611）写被篡夺王位的王子菲拉斯特以仁爱感化了僭主。作者不仅通过菲拉斯特的形象美化贵族，而且对剧中另一些贵族的荒淫无耻采取默许的态度。
这一时期无论是批判封建专制或为王朝服务的许多剧本，都充满了流血、恐怖的因素。这一从基德和莎士比亚开始的特点到了莎士比亚后继者的手里，更是变本加厉。这一方面反映了封建王朝的恐怖统治更趋黑暗，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家的颓废倾向。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约翰·韦伯斯特（1580？…1638？），他的代表作有《白魔鬼》（1611）和《玛尔菲公爵夫人》（1613），都是写当代意大利的情杀故事，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贵族宫廷的淫乱、险毒和残暴，后一剧虽然有争取婚姻自主、打破等级观念的一面，但和前一剧一样，充满了流血、放毒、苦刑、疯狂、情欲的描写。作者对这种道德沦丧抱着绝望的态度。
莎士比亚以后甚至同时的英国戏剧表明，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改变现实的理想遇到了危机。剧作家脱离人民，戏剧为腐朽的宫廷贵族服务。清教徒敌视戏剧，害怕戏剧中的民主成分，也反对其中的贵族成分，1642年通过议会，封闭了伦敦剧场，结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英国文艺复兴运动也随之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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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十七世纪文学
第一节 概论
文艺复兴时期，资本主义在欧洲许多国家普遍产生，并且有了一定的进展。到了十七世纪，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甚为明显。早在地理大发现时期，意大利就已经丧失了商业中心的优越地位，经济急剧衰落。它不断受到外国侵略，政治不稳定，天主教势力猖獗。德国遭受三十年战争的浩劫，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工商业凋零，整个国家长期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在这种条件下，德国资产阶级未能形成一支有效的反封建力量。西班牙自从“无敌舰队”被歼灭后，丧失了海上霸权，不再是欧洲强国，工商业一蹶不振，封建势力也极猖獗，进步力量受到宗教裁判所的严重打击。俄国长期受异族侵凌，经济上极为落后，农奴制仍然在继续发展。十七世纪后半期，农民反抗沙皇和贵族的情绪日益高涨。
在十七世纪欧洲各国中，只有英、法两国的资本主义大步向前发展。英国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深入农村，扩大海外贸易。部分贵族从封建剥削转到工商业经营，形成了“新贵族”这一阶层。资产阶级联合新贵族，打着宗教的旗帜，利用农民运动，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但他们害怕群众进一步的革命要求，很快就和封建势力妥协，导致了王权复辟。法国在十六世纪末年结束胡格诺战争，得到喘息机会，农业生产和工商业欣欣向荣。它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如英国那样快，但走在欧洲大陆国家的最前面。法国的王权保证了民族国家的统一，它的重商主义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对王权采取妥协让步的态度。但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根本矛盾依然存在，十七世纪是这两个阶级势均力敌、互相利用的时期。
和政治经济相同，十七世纪欧洲各国文化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继续宣传科学，反对天主教的神秘主义和教会僧侣，受到反动统治的迫害。康帕内拉被关在狱中达二十七年；伽利略被宗教裁判所判处徒刑，出狱后仍受严密监视。意大利逐渐丧失了它在欧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文学趋于衰落，“马里诺派”诗歌泛滥一时，这是一种堆砌典故、雕琢词藻的贵族形式主义作品。在德国，文化也受到摧残，没有产生具有全欧意义的作品，值得注意的只是格里美尔斯豪森的流浪汉小说《痴儿西木传》。在西班牙，人民的精神世界遭到耶稣会和宗教裁判所的严密控制，产生于贵族集团中的“冈果拉派”作家得到统治阶级的鼓励。西班牙文学急剧衰落，只有卡尔德隆在戏剧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俄国文化在十七世纪仍处于落后状态，但也产生了历史歌谣、讽刺故事等民间文学，戏剧第一次出现了。彼得一世改革后，俄国文学开始发生变化，但总的说来，这个时期没有产生优秀的作品。
英、法两国和其他国家不同，它们的资产阶级不仅在工商业上有很大的进展，而且逐渐形成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体系。霍布士是十七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他肯定君主集权制，代表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弥尔顿在他的政论文章里提出人生来是自由平等的革命思想，认为执政者的权力是人民所赋予，人民有权推翻甚至杀死暴君。霍布土对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有很大影响。十七世纪法国产生了两个重要哲学家：伽桑狄和笛卡儿。伽桑狄在认识方面是感觉论者，他肯定感觉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他的社会观点是“自然权利”的观点，他说国家只是一种分工，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的。笛卡儿是法国唯理主义的奠基人，他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理性，这显然是唯心论。但他主张用理性代替盲目信仰，反对宗教权威，则是进步的。他的思想适应十七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需要，对法国文学起的作用比伽桑狄大得多。
英、法两国文学在十七世纪得到发展和繁荣。英国文学和资产阶级革命有血肉联系，产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诗人弥尔顿，总的说来，他的创作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情绪。他在革命年代里写的宗教和政治的论战文章，表现出他对革命的热情和信心。1660年复辟后，他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战斗情绪，写出三部优秀诗篇，都是采用《圣经》题材，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斗争和宗教斗争是密切结合的，资产阶级清教徒革命家为了掩盖本阶级的狭隘利益，从《圣经》借来响亮的口号，用以激励人民起来革命。在复辟前后进行创作的作家中，德莱顿等人在戏剧、诗歌方面也作出一些成绩，但他们极力讴歌复辟王朝和天主教教会。
法国文学在十七世纪达到全欧的最高水平，产生了古典主义潮流。这一潮流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它在创作实践和理论上都以古希腊、罗马为典范，因而有“古典主义”的名称。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历史、文学在文艺复兴时期早已为人文主义者所推崇，他们掀起向古代学习的高潮，主要是从中吸取热爱生活、肯定人的力量的思想，用以反对天主教的禁欲主义。但在十五世纪，意大利也出现一批学者，着重研究亚理斯多德和贺拉斯的文艺理论，并初步提出悲剧创作中的三一律问题。到了十六世纪后半期，有的作家像法国的龙沙、英国的琼生等，在创作实践上，有意识地学习古代的艺术方法，或多或少地采用古代文学的体裁和题材，同时三一律问题也从意大利传到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并在法国引起热烈的讨论。这样，诗人、作家向古代寻找文学创作典范和理论根据的倾向逐渐加强了。这倾向在十七世纪的法国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资产阶级对专制王权的妥协让步，为它提供了政治基础，笛卡儿的唯理主义又为它提供了哲学基础，古典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流派很快就形成了。
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以戏剧成就最为突出，产生过三个卓越作家：悲剧家高乃依和拉辛，喜剧家莫里哀。在别的方面，古典主义作家也作出了优异的成绩，像拉封丹的寓言诗、波瓦洛的理论著作等。
在古典主义作家中，虽然各人采用的体裁不尽相同，各人气质也有差别，但他们在政治立场、哲学思想和文学观点上有共同之处。
古典主义者在政治上拥护王权，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他们宣传个人利益服从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主张自我克制。这是资产阶级对王权迁就让步的表现。但他们对封建君主并不一味颂扬。高乃依要求国王以仁政治理国家；拉辛谴责专制暴政，揭露贵族荒淫无耻；莫里哀反对宗教欺骗和封建黑暗势力，并且进一步暴露资产阶级的缺点。古典主义具有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这也表现为对凡尔赛文学趣味的尊重，对民间文学的轻视。只有莫里哀和拉封丹，有时向民间文学吸取营养。
古典主义文学是崇尚理性的文学。高乃依的悲剧描写理性和感情的剧烈冲突，通过悲剧英雄的坚强意志克制了个人感情，理性得到最后胜利。拉辛的悲剧谴责那些情欲横流、丧失理性的贵族人物。莫里哀的喜剧对一切不合理性的封建思想道德和风俗礼教加以嘲笑。波瓦洛从这些诗人的成就总结出一套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时，把理性作为文学创作和评论的最高标准。恩格斯指出，“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