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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部分

佛经全集-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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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之书。这种分类,不够确切,故后世多不取。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它是专记怪诞的神话故事的。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赞》中说。“《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首先指出其书的志怪性质。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进一步论道:“《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现代学者中也有主张它是记神话传说的。如《大荒西经》中的女锅,《大荒北经》中的夸父追回,《北山经》中的精卫填海,此外还有许多山神、海神、河神、水神、火神、风神、雨神、旱神,以及日月之神等等。

  另一种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它是一部巫术之书、记祭祀的礼书和方土之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山海经》……盖古之巫书也”。巫在古代是宗教领相,是沟通人和神的,一切祈祷鬼神的活动都由他来管理。《山海经》中记方位、山川、道里,是因为祭祀神灵的需要。其中《海外西经》还记:“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大荒西经》又记:“灵山。……十巫从此升降”。至于《海经》中所记海外殊方异域、神人所居、怪物所在,则是秦汉间鼓吹神仙之术的方土的奇谈。

  自东汉明帝引见水利专家王景,“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后汉书·王景传》),此后不少人就认为它是一部实用的地理书。隋唐史书的各种《经籍志》、《艺文志》,都把它列入“ 地理类”。近世的许多学者,也都相信它是一部既有科学内容、又杂有巫术迷信成分的地理志,它记述了各个地区的山脉、河流,以及草木、鸟兽、矿藏等特产。

  然而清代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把《山海经》又归入“子部小说类异闻之属”。他们在《提要》中认为,’此书“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此说一出,又引起不少人反对,因为它毕竟不是小说作品。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山海经》原是根据图画所作的说明。南宋朱熹指出:“《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疑本依图画而述之”。其后,胡应麟、杨慎、毕沅等学者都从其说。观书中有些文字,如“叔均方耕”、“长臂人两手各操一鱼”,确实是依图述说。不过,现在所见的《山海经图》都是后人根据经文绘制的。那末,原先的古图究竟有那些?是否整部书都有古图?它所据的古图来自何方?流传至何时散失?现在尚不得而知。

  至于《山海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也说法纷纭。西汉刘歆校定时称其“出于唐、虞之际”,为禹、益所著。东汉时赵晔、王充都信从之。但书中有许多禹以后的事迹,以及秦汉时的郡县名。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山经》的成书较早,约在战国初期;而《海经》的写作则要晚至秦或汉初。它可能是综合各种口头传说材料,陆续编成。

  是志怪的神话,还是实用的地理书?是巫祝所记的祭礼,还是奇土所编的小说?《山海经》的原图有多少,流传的来龙去脉如何?它的作者又是什么人,成书于什么时代?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去认真探讨。

  古怪离奇的《山海经》

  《山海经》是有名的传世古籍,据说是4000多年以前,尧舜时代治水的大禹和伯益把他们遍游四方、耳闻目睹的事情记录下来所成。传说不足为信,何况学术界至今对它的说法不一,没有个统一的评价。

  最早把《山海经》整理成文,并且公诸于世的是西汉时的刘向、刘歆父子,他们是把此文作为禹、益治水的记载来看的。甚至到了东汉时的王充,仍然这样认为。但是,现在看来这实在是出入太大。书中分别记载了禹、益之后的很多事,还有称“禹父”、引“禹言”的地方,甚至提到了一些秦、汉时期的郡、县名,也提到了战国后期才出现的铁。对此,隋朝时有人解释为:都是由后人搀入了自己的文字所致。虽然不知此说是否准确,但起码可以说《山海经》不只是禹、益所作。现在学术界认为《山海经》的材料来源可能比禹、益时代更早。开始是口耳相传,在流传中不断增加演变,最终在西汉时写成文字。由此说来,可被称为此书作者的可能会有几个人或10多人。

  现在人们看到的《山海经)的突出特点是“怪”。书中记载的都是古代的一些怪事和怪物。古怪离奇之至,连最早把它的名字载人史册的司马迁都认为它荒诞不经,难登大雅之堂,“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说的就是由于它的文字不守规矩和不雅,所以那些做过官的,或者其他的有教养的人都难于启口提到它。可能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在提到《山海经》的《史记·大宛列传》中,再没有什么详细的说明。

  而对《山海经》一书的定性,则古往今来差距很大,分歧更多。最早给它分类并划定归属的当属汉代班固作的《汉书·艺文志》,它在该书中被划在数术略中的那种根据地域、人、物等形状判断其吉凶贵贱的“形法类”书籍之首。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却被看作是经典地理书。东汉王景治水,明帝赐给他的地理书籍中《山海经》就赫然有名,而经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等分类检索古籍的史书的登载,《山海经》是地理书似乎已成定论。

  只是到了明、清时期,各种新异之见才被提出来。明朝时虽然还没有谁确切地重新给《山海经》定性,不过已有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一文中说:“《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到了清代学者编修《四库全书》时,《山海经》已被定作小说,并说它是“小说之最古者”。当然,这里提到的“小说”并非今日狭义的小说,而是指中国古代的广义的小说。

  与此同时,道教徒们又一直把《山海经》看作神仙方士之言,并把它收入《道藏》。进入20世纪以后,接受新的思想方法的学者们开始用新的眼光来考察《山海经》。

  茅盾认为《山海经》是“一部杂乱无章的神话总集”。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神话与传说》篇中则干脆把《山海经》列作“盖古之巫书也”。这种观点影。晰艮大,被许多学者所接受,于是,形成今日对《山海经》看法迥异的两大派别之一。他们认为《山海经》虽然记述了山川、异域,但是,大多是传闻之辞,很难得以实证;它并不是以讲述地理为目的,不能把它看作实用的地理书。同时,它虽然对后世志怪小说影响很大,但其本身不能算是小说。因而,只能认定它是一部巫觋、方术之书,是古人施行巫术的参考书。另一派学者则坚持传统观点,把《山海经》看作是地理书,甚至有人断言《山海经》是“第一部有科学价值的地理书”。

  也有人兼顾两派观点指出:《山海经》“是一部巫术性的地理书”。

  《山海经》除了在作者、创作年代和创作意图上存在着难解之谜外,它的最初形式也裹在迷雾之中。早在南宋时,儒学大家朱熹就指出:“《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疑本依图画而述之。” 即推断出《山海经》的文字之前是图画形式,它是根据图画记述而成书的。而明代的胡应麟、杨慎,清代的毕沆也都认为《山诲经)是(山海经图》的文字说明。这种说法,至今还没有被考古所证实,今天所见的《山海经图》都是《山海经》成书以后所绘制的插图。不过古书记载中,确实时不时可见有关《山海经图》的线索,似乎古代曾有过一部《山海经图》,但是,现在人们既无法确定这部《山海经图》所属的年代,更无法确认它是否真实存在。

  不过,这部离奇古怪的《山海经}确实浸透着谜。朋友们,你有兴趣去解开它的谜底吗?有时间读一读这部古籍,你可能会获益匪浅的。

  山海经的来龙去脉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九州大地社会激荡、思想迸发、文化沉浮,其壮丽诡秘之场景在华夏文明史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记,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饶有趣味而又难解之谜;其中有三大千古文化之谜,它们分别是无价文化之宝周室图书档案典籍失踪之谜、大思想家《道德经》作者老子辞周退隐之谜、世界奇书《山海经》作者或编辑者之谜。种种迹象表明,这三大文化之谜是有着内在联系的,让我们从《山海经》谈起吧。

  《山海经》是一部记录远古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专著,它记述着中华民族文明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以及这种生存与发展所凭依的自然生态环境。自古相传《山海经》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大禹是治服水土的一代圣王,伯益是当时的山林环境大臣。近代多数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作于一时,其成书年代或谓在春秋战国时期,或谓在秦汉之际,亦有相信其资料源于帝禹时代者。至于《山海经》的作者更是众说纷纭,或谓楚人,或谓中原人,或谓“海外人士”。其中“中原人士”之说又有两种观点,一说为周人,一说为齐人;而“海外人士”则涉及古印度人和巴比伦人等等。

  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袁珂先生在《中国神话研究和山海经》一文中说:“《山海经》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经多人写成的一部古书,作者大概都是楚地的楚人。” 茅盾先生在《神话研究》一书中称:“《五藏山经》大概是东周之书,理由是:综观《五藏山经》记载,是以洛阳为中心,其言泾渭诸水流域即雍州东部诸山,及汾水南即冀州南部诸山,较为详密,洛阳附近诸山最详,东方南方东南方已甚略,北方最略。”客观地说,《山海经·中山经》详尽记述了楚地山川及楚民神话、习俗,表明作者对楚地有着真切的了解;与此同时,《山海经·西山经》则详尽描述了周地山川及那里的神话、习俗,表明作者对周地亦有着真实的了解。此外,由于《山海经》的篇目名称和结构内容,与齐国学者邹衍的大九州、小九州学术思想及其《终始》、《大圣》等著作的内容有相似之处,因此亦有学者认为《山海经》成书与邹衍学派关系密切。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周时期,周与楚实为并存的王朝。在东周列国中,除了周人称王之外,唯有楚王问鼎并自称为王。事实上,楚与周(包括中原各诸侯国)长期为敌对方,双方时有征伐;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不大可能有学术大家可以兼通周地、楚地风情的。但是却有一个例外,这就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事情是这样的,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后,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内战,王子朝(庶长子)占据王城(洛阳)数年,王子丐(嫡次子,被立为周敬王)避居泽邑;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际,晋顷公出兵支持王子丐复位(此举得到中原过诸侯国的响应),王子朝遂携周室典籍(应当还有大量周王室的青铜礼器)投奔楚国,此事被记录入《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和《史记》等书中。

  在王子朝一行中,既有王室成员、世袭贵族,也有供职于周王室图书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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