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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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缪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
以为自己“对”，就不容别人“反对”，甚至还骂人。我们今天回看五四，有些东西实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可是，在什么意义上，“能作散文之桐城巨子，能作骈文之选学名家”（钱玄同语）就要被骂为“谬种”和“妖孽”？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新文化运动者骂人在先，并且以骂鸣锣开道。你看，对方还没出阵，它就把未来的敌手给“妖魔化”。有趣的是，钱氏不但骂以壮行色，还唯恐人家不骂，居然悬拟被骂者将“若何咒骂”。此公骂字当头，理直气壮，不就是认为自己“对”，自己正义在胸、真理在手吗？
更有递进的是鲁迅。1926年了，新文化运动已有10年的历史，白话文早已取代文言文。可是，鲁迅对于反白话文的态度是：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当年，苏俄的高尔基也说过类似的话。两人的态度，何其相似乃尔。
那么，胡适呢？和以上几位相比，胡适是理智的、宽容的，同时也是孤立的，面对来自美国留学生对《新青年》骂人和不容讨论的批评，胡适在《新青年》上表态：
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
然而，胡适只能代表他个人，无以代表《新青年》群体。上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或先锋，在文化气度及其方式上，比例是1∶3。这样一个格局，表明新文化运动以陈、钱、鲁的方式为主导，胡适则注定要被边缘化。因此，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由胡适而陈独秀而钱玄同而鲁迅，就是从“平等讨论”到“不容匡正”到“骂”到“咒”。这条“不宽容”的逻辑一路下行，必然付诸“不宽容”的行动。
于是，我们看到，1925年11月，北京知识界（左翼）在政党背景下策划倒段运动。11月29日下午，天安门广场集聚着被运动来的学生、工人约五万，散会后，群众游行示威。其中部分队伍手执旗帜，上书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蟊贼等标语，浩浩荡荡，直冲宣武门大街的晨报馆而去。在现场，人们一边高呼“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一边以“正义的火气”，点燃冲天大火，把恰恰象征着言论自由的晨报馆烧成灰烬，而晨报不过发表了煽动者素所不能容忍的主张。事后，从新文化运动中已经分别走出但还保持私谊的胡陈两人论及此事，胡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陈独秀却在信中反问：“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陈独秀的逻辑一以贯之，当他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对”，他就能在《新青年》上不允许别人讨论；同样，他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对”，他也就能（只要他能够的话）不允许对方存在或消灭它。不宽容的逻辑必然导致纵火这种表达“正义火气”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又不断升级……，终于，它酿就了20世纪这一百年来的血与火。
胡适不是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危险，针对陈独秀的反问，他的批评可谓严厉：
你我不是曾同时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唯一的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惟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批评过后，胡适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慨，新文化运动过去了，“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国中，”令胡适惊心的是，这个不容忍的力量并不是旧势力，他们已经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的人物”，而且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头人物，以及由他们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这让胡适感到“悲观”，他说：“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噫吁兮！胡适是杞人忧天吗？历史不幸如此，使我们倍感宽容的重要。当年，从新文化运动中的言论不宽容，发展到这里，就逻辑地变成一把火，以至再往下，我们分明可以把握这其中的发展脉线。这条“不宽容”的脉线四处横溢，它给20世纪的中国文化和文化以外的中国带来了致命的伤创，甚至驱导我们走上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斗争哲学”的不归路。这条路，你死我活，一走就是一百年。
血与火的一百年！今天，我们终于在时间上走出了那个世纪，我们在价值上也走出了吗？答案悬疑。就这个时代而言，30年来的精神蜕变，从历史上走失了的胡适又回来了，这个时代开始重新认读胡适。但，尽管如此，胡适这个形象以及由它体现的宽容精神，是否成为这个时代的价值认同？没有，远远没有。即使在今天，在新文化运动已经翻过90年日历之后，我依然感到，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宽容依然是一种稀缺元素。如果进一步把它落实到自己，我不得不承认，虽然我认同并欣赏宽容，但宽容的能力在我身上依然低弱，除了自身的性格偏激，毕竟我还吃过前一时代的精神之奶，中过“毒”的我尚需长期克己。
邵建 “走近”胡适先生（3）
今天，宽容的求取，是为了社会这个共同体的和谐，而和谐本身又必然要求宽容。不止一次有人指出：和谐的“和”就是口中有粮，和谐的“谐”则是人人都能说话。前者姑置，后者如果像当年陈独秀那样“不容”异己的言论，哪怕你是正确的，所得也不过是“正确的专制”。现代社会，又有哪一种专制不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呢，包括法西斯。因此，我们可以不要“正确”，但决不能取舍“专制”。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为“和谐”而努力，就是为“宽容”而努力，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宽容的意识和能力，我们更须要宽容的制度（不妨想想那种不宽容的制度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吧）。胡适和弘扬胡适的意义，正在于此。因为胡适的一生，就是为制度宽容而努力的一生，尽管他直到去世都没有看到这种制度的到来。
正如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并非指的是实然，那是一个文化老人的文化企盼；本文这里的走近“胡适”，其诉求也就是走近“宽容”，从而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纪成为一个非血火的宽容世纪。那么，丈量一下吧，我们离宽容，到底还有多远。记得2003年8月，我和朋友们从绩溪小路一步步走近胡适，心中抱着一份期待；今天，我们这个世纪也在一步步走近胡适，心中更抱一份期待。我期待我们这个世纪铸“斗争”之剑为“宽容”之犁，我期待我们能为这宽容世纪的到来做出努力、哪怕是抗争的努力——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就像当年胡适所做的那样。
让这个世纪早日到来吧！
让我在此馨香祷祝！
沈睿 走向女权主义
沈睿，学者、诗人，美国俄勒冈大学妇女研究证书、比较文学博士。现在美国海军学院任教，《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
1976年7月27日，唐山大地震的前日，盛夏酷热。我和七八个同学打好行李，搭车到了顺义县城。在县城，我们背上行李，向30多公里外的一个山村行军。
我们是高中最后一年级的学生。这是我们中学时代最后一个暑假。半年后我们就要毕业了。毕业后的方向似乎只有一个：下乡插队。我向几个同学提议暑期去山区做社会调查，调查山区农民生活。我的提议居然被几个同学响应了。也许我们都觉得所谓的社会调查，就好像是下乡旅行。我们都为集体活动兴奋不已。所以放暑假两三个星期后，我们就出发了。
如今回忆起来，事情好像那么简单。事实也的确那么简单。我们还在文革之中，虽然已近尾声，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在革命的尾巴里。我们没有预见到毛泽东和他的时代都很快就会过去。我们成长在文化革命时代。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上小学一年级。时代造就了我们。一个没有老师参与的社会调查就由几个学生自己决定了。我们其中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当时顺义县委书记。几个电话后，目的地就找好了。
那天晴空万里，热不堪言。我们自愿不再坐公共汽车，走着到山区去。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这种自找苦吃的大行军。 七月骄阳。我是坚持走着去的人之一。我认为这是对我们意志的锻炼。那天，我正好是第一天来月经，小腹揪扭着痛，腰酸腿软，难受得直想趴下。可是，“时代不同了，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我咬着牙，精神昂扬地走在前面。
我成长在相信男女都一样的时代。报纸上，广播里，课本上我们学习的都是男女平等的理论。具体怎样男女平等，在那个时代看来，平等就是一样，就是女性也可以做通常是男性做的工作，就是女性具有通常认为是男性的性格，就是女性也穿男性的服装。男女一样， 就是我们理解的男女平等。
在这种时代成长，我天然地相信男女平等。在任何事情上，我都没有认为自己比男孩子差。而事实上，我几乎比我认识的任何男孩子都强。那天的行军，就是我自强的证明。我不但可以跟男孩子一样行军，还可以比他们更吃苦，更有毅力和顽强。
那晚我们留宿在燕山脚下的一个乡村。我们的目的地第二天才能到。第二天的黎明就是震惊世界的大地震。在地动山摇的刹那，我以为是山上的水库决堤了。我感到从地下滚滚涌来的像洪流奔涌的波动。在黎明的微光中，我被地动山摇摇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太短暂，来不及想。等意识到是地震时，地震已经停止了。住在不同的老乡家的同学们大声地彼此呼唤，跑来聚集在一起。哪里地震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
那还是电视时代之前。我们这七八个同学里还没有一家有电视。何况在一个无名的小山村里，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我们对外界一无所知。我们却没有犹豫， 坚持继续向小山村行进。我们都年轻，我们都被革命的理想主义激情燃烧着。
又走了整整一天，傍晚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胶皮的月经带已经把我的大腿内侧都磨破了，疼痛难忍。但我没有吭一声。我为自己自豪，觉得自己比坚强本身还坚强。
今天回忆起来，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象征意义。那就是我们那一代人成长的缩影。相信男女都一样。就是女孩子也有一个强烈的、坚强的自我：像一个想像中的出色的男孩子一样。
在这种意识形态里长大的我，1978年3月上了大学，成为“文革”后的第�
